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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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时代新人

刘伟

2022, 56 (5):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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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广大青年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这不仅强调了广大青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传播中的关键作用，也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基本遵循。我们应深刻把握总书记对广大青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新期待，更要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继有人的根本大计的高度，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时代新人的丰富内涵和实践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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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研究

王易

2022, 56 (5):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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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要把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熔铸锻造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要整体把握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精神之源、纵向流变及横向延展等整体样态；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一以贯之的精髓要义；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思想资源、时代特征和精神力量，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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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魂育人的理论基础和实施路径

陶文昭

2022, 56 (5):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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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时代性和科学性，是培育时代新人的根本遵循。思政课是关键课程，社会实践是重要途径，在两者的有机结合中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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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深讲透讲活：提升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

董佳

2022, 56 (5):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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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角度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并对教师上好思政课提出了讲深讲透讲活的明确要求。要让思政课教学对学生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教师应着力提升以下三个方面的教学能力：一是要用学术讲政治把教学内容的“是什么”讲深；二是要善挖掘巧引导把理论逻辑里的“为什么”讲透；三是要宽视野多渠道把理性认识上的“怎么看”讲活，让学生听得进、记得住、用得好、传得开，实现思政课教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和为民族育苗的目的，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和更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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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校史资源与中国人民大学“大思政课”建设

耿化敏

2022, 56 (5):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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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校史是高校传承红色基因、打造高精尖“大思政课”的重要文化资源。从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来看，红色校史资源建设要坚持以传承红色基因、服务立德树人为基本原则，从搜集整理红色校史文献入手，以加强红色校史研究为支撑，以探求思政教育的元素和方法为关键，积累红色校史融入“大思政课”的教学经验，提升红色教育的立德树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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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韩庆祥

2022, 56 (5):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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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最为根本的就是要理解其中的哲学基础及其蕴含的哲学范式，即“系统为基战略辩证法”。这一哲学范式，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具有本源性的原创性贡献。这种原创性贡献体现为六个层面：（1）习近平治国理政从根本上面对的是“哲学问题”，具有作出原创性哲学贡献的前提；（2）解决哲学意义上的问题需要以系统为基础作出战略谋划，由此便形成“系统为基战略辩证法”的哲学范式或哲学观；（3）系统为基战略辩证法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总体性的“辩证哲学”；（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蕴含的系统为基战略辩证法要求确立新的“哲学思维”；（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系统为基战略辩证法蕴含治国理政的“哲学智慧”；（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彰显了人民至上的“哲学理念”，它由物本逻辑走向民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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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逻辑探究与争论评析

刘召峰

2022, 56 (5): 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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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运用具体的历史的思维方式，在“一般社会——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中来把握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明晰地区分了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揭示了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彰显了资本的独特性与历史暂时性。历史发展规律并非外在于人的规律，而恰恰是只有在人的活动中才能存在的规律；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能动性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考察社会发展的“似自然性”问题，需要明确哪些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永恒的必然性”、哪些是存在于一些或某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暂时的必然性”。无论“五形态”还是“三形态”的依次演进，都不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本身，而只是它的具体表现。

［作者简介］刘召峰，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杭州 3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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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哲学视阈中的需要与主体性——卢梭、黑格尔与马克思

任劭婷

2022, 56 (5): 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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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无限扩张及其与主体性的关系是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论题。在社会哲学的早期思想谱系中，卢梭关注的首先是需要的扩张对自在自由的损减和对自在主体的败坏，其批判思路表现出强烈的历史复古主义色彩。黑格尔则不再将需要的扩张本身视为社会赘疣，而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作为满足需要手段的劳动的抽象化和作为需要纯粹象征物的货币造成的异化。青年马克思曾在与黑格尔相近的意义上将异化理论作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武器，但在其成熟时期的拜物教理论中，马克思以对具有客观性外观的主体间关系的批判取代了早期异化理论中主客二分的模式，从而明确地将需要的扩张指认为资本增殖的欲望。这一上起卢梭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线索对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我们剖析和诊治现代“社会病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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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无序扩张的深层逻辑与规制路径

杨东, 徐信予

2022, 56 (5): 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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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数据、流量三者深度结合，演化出“叠加垄断”这一全新的垄断模式。其中塑造结构性竞争优势、构建封闭生态、抬升市场壁垒三种行为与一般竞争行为不同，具备显著的流量竞争特色，是数字平台生态“中心-外围”体系的行为映射：资本不断对信息基础领域进行投入，加速构筑数字必需设施，集聚数据流量形成中心平台，并通过对角兼并对其竞争者形成了钳形攻势；对内自我优待、对外屏蔽封杀，平台向管道“退化”，塑造流量垄断体系；资本又以不符合数据流动的商业模式与法律规制固化该体系，导致后发竞争者难以突破超级平台通过先发优势与数据规则塑造的数据垄断，控制高度依赖数据的创新成为了少数超级平台的寡头游戏。本文以“平台-数据-算法”PDA范式，提出三条规制路径：引入斯特兰奇的“联系-结构”视角界定结构性平台，在《反垄断法》中导入开放平台原则；针对流通组织所控制的价格机制无法完全反映市场供需的现实，应从中心、次中心、外围三者之间的流量传导机制入手，针对两类平台全面改造假定垄断者测试的SSNIP与SSNDQ方法；需要以两个创新判断数据抓取行为的正当性，以打破资本堵塞的算法演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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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同富裕社会”的内涵及价值意蕴

邱吉, 杨秀婷

2022, 56 (5): 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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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社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特征，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形态。其内涵立体而丰富，是一个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国家富裕与人民富裕一致的共富社会；是以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前提，社会全面进步与个体全面发展相互促进的和谐社会；是对小康社会的接续与跃升，是将静态规划与动态实践结合起来的阶梯式递进发展的社会。“共同富裕社会”的提出及其实践，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共同追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目标，将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人类“大同”理想开拓更加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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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思想共识凝聚的基本问题论析

陈娜

2022, 56 (5): 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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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思想共识凝聚的重要性、紧迫性在当前社会成员思想发展的“无界”态势与意识形态的“有界”要求的矛盾困境中凸显出来，它揭示了思想意识领域“多与一”“实然与应然”的对举。而从理论上澄明新时代思想共识凝聚的基本问题，是这一命题在实践领域得以展开和建构的内在要求。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在其本体论域上厘清“何为思想共识凝聚”，在其价值旨归上追问“为何凝聚思想共识”，在其逻辑前提下阐明“能否凝聚思想共识”，在其核心内容上确证“凝聚哪些思想共识”，在其指涉对象上明晰“凝聚谁的思想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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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条件下生产网络的特征与影响——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

秦臻, 王生升

2022, 56 (5): 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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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网络是适应垄断资本增殖需要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依托信息技术革命，集中化的大企业实现了分散化改组，中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大量涌现，形成了相对扁平的网络化组织结构。生产网络中资本所有权的分散化并没有否定控制权的集中，构成关键节点的大企业提高了自身的垄断效率；通过弹性雇佣模式，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得到加强；垄断资本和小资本、资本和劳动、积累和消费等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多重矛盾也进一步加深。生产网络同时促进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再次得到凸显，社会主义将通过这种组织方式获得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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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理论辨析与全球治理实践危机

许嫣然, 曹司彬

2022, 56 (5): 1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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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治理中的多边主义理论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叙事逻辑上强调二元对立、制度上沦为霸权国私有化的工具以及解决全球治理议题方面的效能降低。实践中，多边主义在构建和演变的过程中长期受到美国霸权主义的破坏，导致既有的多边主义理论无法应对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新挑战，增加我国维护多边主义的难度。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多边主义更多是打着多边主义旗号行“伪多边主义”之事；通过新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差异化盟友责任和议题联盟的形式，新政府加速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全球治理迫切需要改革，多边主义理论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发扬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多边主义真正要义，并为多边主义的理论完善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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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之间：亨廷顿论美国政治极化的底线与走向

胡金光

2022, 56 (5): 1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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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极化不仅是当今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也是美国历史上经常反复出现的现象。20世纪S&S时期（1960—1975年间,era of sixes and sevens, S&S Years）是美国政治极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亨廷顿认为这一时期的政治极化是一种以政治观念为分野的垂直化分裂。自然的两极化并非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社会分化，而是当朝和在野的政治分化。因此，亨廷顿对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并没有表现出悲观的论调，而是认为美国的政治共识为政治极化设置了底线。美国拥有相对复杂、适应性强、相对自主并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政治制度和以“两党制”为形式的现代政党制度，能够同化社会力量扩大政治参与活动。极化的社会力量在美国高度发达的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面前会逐渐走向缓和。作为世界最负盛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的理论范式向来具有很强的解释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其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论述对于理解和预测当今美国政治极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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