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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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家的恩格斯

胡大平

2020, 54 (10):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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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际以来，恩格斯一直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知识争论的焦点之一。今天，在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知识关系”等问题成为流行的学术话题时，有一些评价恩格斯的基本原则被遮蔽了。它们涉及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所带来的人物和思想评价的新的标准。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我们就不能谈论作为独立思想家的恩格斯。本文认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历史科学出发强调恩格斯评价的科学社会主义视域，理解其客观要求以及恩格斯本人对其的认同和历史作用。在这一基础上，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例阐明了恩格斯作为独立的思想家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以《资本论》续卷的编辑出版为例，阐述了恩格斯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和实际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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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转向”中的作用

刘秀萍

2020, 54 (10):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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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转向”对于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是法学，同时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还特别重视历史的学习。这些构成其思想起源期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资源。但是，马克思大半生最重要的工作却是《资本论》的写作，他是以深刻的资本批判而确立其卓越的历史地位的。认真审视马克思从“《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逐步开始的“政治经济学转向”的思想轨迹，我们发现，恩格斯在其中起了很关键的促进作用：他早期对资本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既为马克思解决“苦恼的疑问”提供了方向性启示，也为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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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住宅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向度考量

沈江平, 金星宇

2020, 54 (10):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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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本逻辑的话语体系中，时间优于空间的叙事逻辑不能证明空间向度的缺场。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本应作为人类居住空间的住宅却抹上一层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沦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榨取剩余价值的场域。《论住宅问题》通过分析住宅短缺等社会问题，反观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私有本质，以及资本逻辑统治下不平衡的社会秩序和人的生存状态困境。基于历史、结构、批判和价值四重进路，本文对住宅空间形态与社会发展内在一致性、作为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有机统一和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微视角以及寻求居住和谐与空间正义等问题进行阐释。重温经典，既有助于应对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空间缺场的理论责难，使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话语在应对理论的空间转向中更好地诊断现实问题；也有利于从现实出发，构建合理的空间秩序，保障人对空间资源的合理享有权利，从而让住宅回归居住本真，彰显人的社会性本质和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生存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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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视角下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的动态关系研究——以防控新冠疫情为例

冒佩华, 郎旭华

2020, 54 (10):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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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初发生于我国的新冠疫情在两个月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这得益于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也从实践层面深化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内涵。政府和市场两大体系动员能力的差异所导致的供给体系变化直接决定了政府和市场在抗击疫情的目标中所扮演的角色。抗击疫情的实践表明，市场供给在应对突发外部冲击时存在“调节短板”，政府供给所体现的“强、稳、准”特征，使得外部冲击下的政府供给在全局性、时效性和供给质量上都要优于市场供给。考虑到经济体系的防御力和免疫力提升问题，从而为社会整体性目标的实现创造有利环境，本文又进一步从“应变-处置-恢复与可持续发展”这一政府执行层面对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的动态关系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考察，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以期为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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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关联视角下中国战略产业选择研究

刘刚, 张泠然, 耿天成

2020, 54 (10): 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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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产业具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关键的带动作用和可持续性的影响三个关键特征，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准确选择、合理规划、适度调控。鉴于产业关联理论具有完善的内容体系并契合了战略产业的核心特征，本文选择基于产业关联视角，并拆分为关联的内容和关联的形式两个维度，对于战略产业的选择问题提供了更加结构化的思考框架，构建起以科技投入为代表的战略产业选择模型。有鉴于此，政府在选择战略产业时应立足产业关联，加强顶层设计，识别和发挥战略产业的带动作用；突出主要矛盾，做好时序规划，实现市场与政策间的紧密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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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演变与中国的战略应对——兼论国际战略学科发展的前景

门洪华

2020, 54 (10): 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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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部环境正在加速演变，必须慎重应对。本文提出分析和评估外部环境的基本思路，梳理2008—2017年外部环境变化与中国战略创新发展，探究2018年至今中国外部环境激变的根源与中国战略调整的指向，并呼吁加强战略研究，做好必要的应对准备。本文认为，中国积极应对2008年欧美债务危机以来的外部环境演变，以融入国际体系为主要路径，大力推动国际战略创新，实现了国家战略利益的全球拓展，并基本保证了中美关系的动态稳定和良性发展。2018年至今，百年变局、美国对华新战略、新冠疫情推动着中国外部环境激变，中国应冷静观察，稳健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坚持自力更生与扩大对外开放并行，立足东亚和周边地区，积极推动双边协调和多边合作的创新结合，实现中国外部环境的稳步改善。当前中国外部环境的激变为国际战略学科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正在推动着国际战略研究黄金时代的到来，作者呼吁加强对中国外部环境的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在提出应对之策的同时，积极推动理论创新，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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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全球化：新冠疫情与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

钟飞腾

2020, 54 (10): 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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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冲击与历史上的危机有重大区别。它既是一场全球流行病造成的危机，同时也导致全球化的重大不确定性。“去全球化”实质上主要是指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大调整，然而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历史上的全球化发展水平也有起伏，我们不能以目前超级全球化的水平来推断全球化发展前景。运行良好的全球化需要政治动力，而中美权力转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将改变全球化的政治动力。由于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地区经济，因而传统上在全球层面展开的全球化将变得更加侧重于区域合作为特色的全球化。新冠疫情也表明，全球价值链将更加重视安全因素，这也会缩短和减缓全球层面的全球化水平。疫情加剧了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延续了中美贸易摩擦催生的大趋势，即国际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地区化。中国在步入后疫情时代之际，提出建立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东亚地区运行多年的出口导向战略走向终结。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促使中国学术界重新思考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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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华舆论的演变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曾向红, 李琳琳

2020, 54 (10): 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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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是国家形象的组成部分与影响因素，也是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战略资源，更是国家对外展开权力斗争的重要阵地，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攀升，西方对华舆论随着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而趋于消极，在对华猜疑、警惕与攻击三个历史阶段分别有所侧重。呈现出关注主体从学界先行发展至政界主导、关切领域从经济为主转变为安全为主、污名化的传播策略成为常态、涉华报道情感强度逐步升级的具体特征。对此，中国应深刻认识到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应对过程中，要坚持底线思维、有针对性分化西方阵营、培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发挥议题设置的主观能动性、着力提升高水平复合型外事人才质量，为营造良好稳定的国际舆论环境不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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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下党的政治建设“四论”

何虎生, 赵文心

2020, 54 (10): 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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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党在国家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是我们取得一切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求我们在比较的视野下理解并把握党在政治性质宗旨、政治使命责任、政治能力生态以及政治文化价值这四个论域中的实践主题和价值主线，即围绕阶级基础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立足主要矛盾突破苏联改革实践、发挥核心优势超越西方政治模式、筑牢文化自信消解文化霸权威胁，以便能够更好地从政治上入手将党的建设与国家发展统一起来、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使我国达成从跟上时代步伐到走在时代前列的巨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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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公共话语表达范式转向

赵宬斐, 赖乐涵

2020, 54 (10): 1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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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中“赋权”议题的有效性嵌入，促进了人们在话语表达中表现出我想表达、我要表达和我敢表达的跃迁，推动着传统公共话语表达范式转向。这种“赋权”行动更多是由于数据技术、主体自觉、观念结构和参与拓展等的驱动，使网络空间中的公共话语表达发生着范式转向，赋予公共话语表达中的“主体”“客体”“个性化”“选择”“聚焦”等方面以新的内容与形式。我们在关注网络空间中由赋权行动导致的话语多维度变革的同时，也要密切注意对网络空间公共话语表达的有效规约，从而优化网络空间的话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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