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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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曙光

2025, 59 (11):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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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不同民族和文化圈都希望自己的价值理想能够观照全人类，成为普遍的价值观，最后大都事与愿违。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所谓“普世价值”的虚假性，但没有系统论述超越社会形态的共同价值或价值共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全人类的价值共识虽有过一些思考，但缺乏系统的论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超越社会形态的“价值一般”和人类共同利益交汇点，在世界普遍交往、“一球两制”共存的宏大背景下深刻把握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和最大公约数，提炼超越地理边界、制度差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了共同价值原理。共同价值原理，兼顾价值一般与价值特殊的双重内涵，弥补了过去侧重强调一点的片面性；共同价值原理，把价值观念与价值实现形式相对区分开来，超越了西方将二者混为一谈的价值误区；共同价值原理，把意识形态属性和人类属性相对区分开来，避免了过去专注意识形态属性的视域局限。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深刻的价值理念创新，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准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作出了原理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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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独特民主观的理论内涵与世界意义

王菁

2025, 59 (11):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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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不仅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思想动力，也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西方现代化生成的是以个人主义、权力制衡、选举民主为主要特征的自由民主观，其本质是维护资本扩张与资本主义制度，根源是理性主义和线性历史决定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包含人民至上的民主价值观、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过程观、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评价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独特民主观的世界意义体现为：第一，坚持唯物史观，超越西方民主一元论，开拓了世界民主发展的自主性和多样性；第二，坚持群众史观，解构西方民主的精英创制论，拓展了以人民民主推进现代化的新道路；第三，坚持“两个结合”，破解了现代化发展中政治秩序难题，创造了民主治理与民族团结有机统一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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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塑造与形象建构

何虎生, 曹玮青

2025, 59 (11): 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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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和历史语境中，党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特质的内在品格，党的形象是中国共产党人特质的外在彰显，二者统一于党的奋斗实践，构成了兼具主动建构性和历史延展性的动态整体。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涌现出一批理想崇高、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服务人民、不畏艰险、笃志探索的中国共产党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和政治品格融贯凝结为延安精神，以此为旗帜建构了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领导形象、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革命形象和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的先进形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精神锻造与形象建构上所形成的互动逻辑与宝贵经验，对于新时代赓续红色血脉、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精神动力，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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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道德观的历史转向：从价值批判到实践生成

顾青青

2025, 59 (11): 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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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道德观的历史转向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侧面。自少年时期以来，马克思的道德观先后经历了基于基督教伦理与启蒙人道主义相交融的理想型道德观、强调理性普遍性的激进自由主义道德观、基于哲学论证的革命人本主义道德观等阶段，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马克思形成了具有明确实践倾向和革命精神的实践道德观。这一道德观的历史转向过程也是一个从价值批判到实践生成、从哲学逻辑分析到历史科学分析的方法论转型过程。通过对旧唯物主义道德观和唯心主义道德观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所呈现的道德观具有科学性与价值性、阶级性与人民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高度的社会实践特质。故而，只有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更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中，从实践批判和人类解放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才能释放马克思道德观所具有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决心和行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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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自由时间向度

李梦云, 李梦茜

2025, 59 (11): 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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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富裕中的重要议题，是人的本质需要所谋求的总体性精神状态，也是个人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的统一，更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时代应答。新时代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有充裕的自由时间，并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满足人们精神世界“多维需要”、落实精神资源“充分享有”、实现精神交往“深层互动”的必要前提以及现实基础和动力源泉。但同时需对资本逻辑下的时间异化、技术革新中的时间挤压以及娱乐至上化的时间虚度如何影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进行反思。为此，可依循“自由时间”的价值指引，发挥人工智能的正向效用，以自由时间的适度支配和合理利用协同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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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对虚拟冲击”到“驾驭虚实共生”：思想政治教育之社会拟现实转向探究

卢岚

2025, 59 (11): 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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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革命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度卷入使得虚拟与现实的二元世界合二为一，并以一种新的现实，全方位地渗透进人类社会实践的每个角落，并呈现出社会拟现实转向。思想政治教育也从单一的物理空间逐渐转向虚实交互的社会拟现实里。这一转向将“实”视为通往“虚”的路径，从而使得虚拟空间的交流具有可分析性。以从“实”到“虚”的“空间逃逸”现象来突破传统物理教育空间的边界束缚，以虚实结合来警惕纯虚拟空间的价值异化风险，从而实现虚拟生存的价值升维，形成虚实交融的新型教育场域，让体验与思考折叠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谱系中，揭示其与生活、经验、情感发生深刻联系的全部钩沉，以实践落地之实，呈现理论创新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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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发展和安全”牵引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黄大慧, 王月禾

2025, 59 (11): 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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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需要决定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结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战略中安全优先，形成了配合“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工业与国防建设”导向学科体系，备战色彩浓厚。改革开放后，国家战略中发展优先，适应外向型经济模式需要的经济、管理、外语、电子计算机和衍生技术专业得到发展和扩张，“开放发展稳定”导向的学科体系逐步成型。新时代中国处在由大向强的历史新方位，国家战略调整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学科体系既要聚焦“新四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人才的需要，又要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下好高等教育应对大国竞争时代安全威胁和风险的“先手棋”，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话语体系的高水平自立自强。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牵引下，新一轮学科调整聚焦“四个面向”，突出“四新”建设，加强交叉、新兴和基础学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以国家安全学为核心的“大安全”类学科迎来发展机遇。作为自上而下设立的学科，国家安全学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系统学科布局，其进一步高质量发展需要理顺领导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支持引导，补强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的学科制度，尽快形成比较成熟的知识思想传统和国家安全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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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学的学科探索与建构进路

胡尔贵, 吴兮

2025, 59 (11): 8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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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学科建构的既有探寻，剖析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内在知识逻辑和外在组织形式的变迁融合规律，有利于把握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科学路径。诉诸交叉学科生成理论，回溯国家安全学学科演进历程，国家安全学学科已经经历了问题研究形态、研究领域形态、基本研究范畴形态阶段，如今，已然进入国家安全交叉学科形态阶段，其学科范式、学科定位和学科组织建设已经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仍然对关键命题、研究范畴、知识理论渐次递进规律的把握还不充分，认识仍不深刻，学术共同体、学科建设保障较为单薄。为此，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就必须在深耕国家安全学学科问题、系统建构学科知识体系的同时，规范外在组织建制，促进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更加系统、外在组织更加完善，推动学科建构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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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资本逻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创新与发展

姚常成

2025, 59 (11): 10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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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主要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着眼于资本增殖与空间扩张，忽视了城市化发展所应体现的“人民性”。这导致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以及城乡空间失衡等问题。与之相对，中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超越了资本逻辑，回归了空间生产的使用价值逻辑，强调“土地城市化”与“人的城市化”协同共进，回应了取用性空间对空间正义的核心诉求，秉持了“共建、共治、共享”原则，践行了“人民城市、人民建设、人民共享”的价值导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入县下乡；引导社会资本服务公共需求，优化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规范资本运作规则，推动城市更新与保护并重等多重驾驭资本手段，有效克服了资本的逐利性和盲目性，保障了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稳步推进。中国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实践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有效破解过度城市化与城乡割裂等结构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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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生产性平台如何参与剩余价值分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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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光彬, 熊佑澄

2025, 59 (11): 11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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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时代下基于信息通信技术诞生的全新经济形态。根据数字平台是创造新价值还是转移价值，可以将平台分为生产性平台和非生产性平台。非生产性平台通过构建多边市场架构，既能作为商业资本加速商品流通进而收取商业租金，又能作为虚拟空间垄断者收取数字地租，这种双重价值捕获机制构成了此类平台资本积累的新模态。非生产性平台尽管构建了新型价值再分配关系，但实质仍然是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条件占有并以此实现价值的无限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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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马克思：从《资本论》到权力谱系学

欧阳谦

2025, 59 (11): 13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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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问题。争议在于福柯与马克思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观点排斥，而且福柯对此还留下了许多相互矛盾和晦暗不明的表述。他一方面强调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又经常标明引用或者大量不标明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方法；另一方面他提出他的权力谱系学是从马克思出发的，尤其是从《资本论》第二卷出发的，然而又没有给出具体展开的理论说明。本文将从福柯对于《资本论》第二卷的明确认定出发，探讨从《资本论》到权力谱系学的思想逻辑，由此深入梳理福柯与马克思的理论关系，为此聚焦三个问题：一是福柯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区分；二是关于《资本论》第二卷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理论连接；三是福柯与马克思的理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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