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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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农业农村治理现代化

孔祥智, 赵昶

2021, 55 (4):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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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农业农村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关键,这就必须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大趋势,即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户兼业化不可逆转、村庄数量持续减少。在小规模农户长期存在的前提下,采取合作社等方式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继续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在宏观上加快主要农产品价格改革和农业补贴制度改革,形成合理、稳定并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宏观治理体系;微观上切实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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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 战略是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成果

王晋斌, 厉妍彤

2021, 55 (4):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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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战略顺应了当今全球增长模式周期性改变的大势,将推动全球再平衡和包容性发展,通过深挖国内大市场潜力,将重塑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开放与增长。“双循环”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突破了发展经济学中的诸多传统理论,是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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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的历史化及其政治哲学效应———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对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超越*

王莅

2021, 55 (4):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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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历史化;自由个体;古代社会;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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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问题的“失锐式解读”———苏东剧变以来西方“马克思学”对辩证法的研究及反思*

赵立, 张亮

2021, 55 (4):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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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辩证法问题始终聚讼纷纭,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基于自身的理论背景,就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性质和作用等问题著书立说。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学”进入分化发展阶段,辩证法逐渐在学院派的理论构建中“失锐”,尤其体现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中。诺曼·莱文、新辩证法学派和罗伊·巴斯卡从文本、逻辑和体系的视域出发对辩证法进行了当代解读。但鉴于西方“马克思学”固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学院派研究的非批判性,针对西方“马克思学” 对于辩证法的“失锐式解读”,我们必须立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坚持回到历史辩证法。这是超越西方“马克思学”理论逻辑的必然要求,是解读经典作家“理论原像”的理论要求,也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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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地租的形成机制:理论评析与当代意义*

齐昊, 问严锴

2021, 55 (4): 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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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批判性地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三种绝对地租形成机制理论。本文认为,以特定制度环境为基础的机制代表了一种合理的理论进路;虽然它解释了绝对地租的历史性产生,但未能解释绝对地租的再生产。因此,本文引入了开发资本家与食利者地主之间的互动,并探讨了绝对地租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三种典型租金即金融租金、知识产权租金和平台租金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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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的变革与应对

任志锋

2021, 55 (4): 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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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在此背景下,人类生产生活、学习方式乃至人的生命属性及其表征都将发生深刻变化,爱国主义教育赖以发生和维系的国家历史传统、权力结构和政策安排也将面临严峻挑战。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应更加聚焦国家认同建构这个核心议题,着力优化和完善人与国家的历史关系、现实关系和理想关系;应更加注重厚植人文精神,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破除“人类学机器”的认识架构和将人的性质固定化永恒化的倾向,不断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含量和文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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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象征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张苗苗

2021, 55 (4):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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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象征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不仅是由于它与爱国主义紧密相连,更是由其本身的功能与特点所决定的。国家象征具有标识作用、承载作用、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是建立国家认知的重要媒介、培育爱国情感的重要载体、激发爱国理想的重要资源、规范爱国行为的重要抓手。它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教育对象的知、情、意、行产生作用与影响,以此促进其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的生发过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从理性认知到自觉践履的飞跃。我们应高度重视并切实发挥国家象征的作用,以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法治化、仪式化、生活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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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左派内部的方法论差异———爱德华·汤普森与佩里·安德森理论论争新探*

乔茂林

2021, 55 (4): 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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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普森与安德森分别是第一代与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之间的理论论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汤普森将安德森的方法论指认为经济还原论与历史一元论。安德森则认为,汤普森不能从社会总体把握社会部分,可以归因于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局限。在第二次理论论争中,汤普森认为,英国第二代新左派以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为方法论,在研究英国历史中只能得到抽象理论而非历史事实。安德森围绕历史学三个关键问题,对汤普森的批判进行回应,把汤普森所强调的客观经验吸纳为文化霸权方法的一个逻辑环节。第一次论争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态势,其原因在于彼时英国乃至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形势非常有利,为路线差别奠定基础的方法论就成为了根本问题。第二次争论处于1979年以后革命前景并不乐观的历史语境中,为社会主义运动寻求新的方法论,整合新左派内部的理论分歧就成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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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凯恩斯主义对负利率政策及其影响的批判*

袁辉, 谢戈扬

2021, 55 (4): 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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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大衰退迫使货币当局不断尝试新的非常规政策工具以刺激经济,走出停滞-紧缩的困境。2012年起相继在欧洲和日本出现的负利率政策打破了名义利率零下限的传统认识,对主流经济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后凯恩斯主义从货币化生产的经济本质出发,拒斥自然利息率和可贷资金理论,坚持货币创造和货币内生,批判了主流经济理论对负利率政策的理解,并据此认为负利率政策将导致资产价格膨胀,累积金融脆弱性,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引发货币战和鞭梢效应。在后凯恩斯主义看来,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必须充分重视财政政策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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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国际关系研究: 评析与展望*

董柞壮

2021, 55 (4): 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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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非洲的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殖民时期、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后的三个阶段,泛非主义是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思想。泛非主义根植于非洲传统文化塑造的共同认知,对非洲国家稳定国内统治、提升国际地位发挥了指导作用。相对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非洲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征鲜明。就行为主体而言,非洲国家主权的权威性较弱,而族群等行为体在内外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研究议程上,泛非主义以实现全球族群平等为长期
目标,关注不平等造成的非洲国家经济依附、政治动荡等问题。在世界观上,非洲国家倾向于集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以泛非主义为旗帜进行政治上的联合。在衡量国家实力时,重视国家的影响力而非唯物质实力。在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版图中非洲仍然处于边缘地带,然而非洲有众多主流理论无法覆盖的案例,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原创的非西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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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际关系研究的成就与评价*

李家胜

2021, 55 (4): 1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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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际关系研究起源较早但发展并不充分,高校与智库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智库比高校更为活跃。印度国际关系研究大都基于现实导向而缺乏理论建构,考底利耶的国际体系思想、印度教的非暴力思想、尼赫鲁的不结盟主义是其理论遗产,但并未受到印度学者的充分重视。在印度,国际关系研究与地区国别研究并没有明显区分,学者们较为青睐在全球层面对全球治理尤其是金砖机制的研究,在地区层面主要关注南亚研究,在国别层面愈加热衷于中国研究。印度学者已经开始反思国际关系研究,并期望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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