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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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 陈远章

2021, 55 (5):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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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一个历史进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就开始了，它有百年的历程。在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哲学省思中，很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之历史脉络及其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在反思中找寻启示。我们认为，尽管在各个时期，“三化”形式和内容有所侧重，但不宜割裂开来单个地分析，而应坚持精细分析与整体观照相统一。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三化”可划分为七个时期：引入与传播期（1917—1935年）；耕耘与收获期（1935—1949年）；探索与曲折期（1949—1966年）；迷雾与负重期（1966—1977年）；反思与涅槃期（1978—1982 年）；突破与创新期（1982—2011年）；创新与新飞跃期（2012 年至今）。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们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必须坚持“一元指导”与“多元对话”的辩证统一；必须坚持领导主体与实践主体的心心相印；必须坚持基本国情与时代潮流的同频共振；必须坚持文化根基与世界文明的互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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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

王树荫

2021, 55 (5):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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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节点和第二个百年新起点，梳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进程，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规律，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党的领导与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良性互动、组织机构与队伍建设协调推进、教育对象与内容方法辩证统一、服务大局与人的发展同向同行。这五条经验具有普遍性与规律性，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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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考

郭熙保

2021, 55 (5): 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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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国情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适逢其时。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发展中经济、中等收入经济、大国开放经济、转型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五大特征的当代中国经济。新发展理念涵盖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设计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指南，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制度变迁构成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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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中的重要贡献

侯衍社

2021, 55 (5):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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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青年恩格斯所走的是一条不同于青年马克思侧重哲学批判的现实批判路径。他通过对现实人的生存境遇的观察研究，确立了“现实的人”这一唯物史观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对经济因素重要作用的研究和强调，确立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思想；对物质生产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力、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等重要因素的作用及其逻辑关系的研究和强调，提供了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大体框架；对社会革命必然性和可行性的探索和论证，提供了变革不合理现实社会的必然性要求和现实性路径，这些理论贡献为唯物史观最终创立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青年恩格斯以资本批判为明线，以探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隐线，通过分析富人和穷人的矛盾、理念和现实的矛盾呈现出创立唯物史观的理论脉络、基本特点和独创观点，走出了一条探索历史之谜的“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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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反贫困“伊斯特利悲剧”难题：论脱贫攻坚的“中国智慧”

孙咏梅

2021, 55 (5): 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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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仍有数亿人挣扎在饥饿与贫困的泥潭。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缺陷以及西方国家反贫困过程中暴露的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表明这些国家难以从根本上克服贫困。对于西方私有制国家来说，“伊斯特利悲剧”式反贫困难题在理论上是无解的，在现实中亦如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过数十年努力，创造了在现行贫困标准下，使8亿多人口摆脱绝对贫困的世界性奇迹，在理论上破解了西方国家“伊斯特利悲剧”式反贫困难题，在实践上摒弃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缺陷，为世界展现了脱贫攻坚的中国优势与“中国智慧”。“中国智慧”的理论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其理论价值在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并在反贫困实践中获得了成功的验证，其实践价值在于不但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完善的反贫困制度基础和科学的经济运行机制，同时，也向世界各国倡导了以合作促减贫，共同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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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何以实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背后的政治保障、实现机制与价值归依

刘红凛

2021, 55 (5): 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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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国体基础之上、具有内在层级结构的制度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简明概括、也是我国举国体制的基本要义与鲜明特征。从根本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举国体制”与党的领导紧密相关，是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与举国体制。从中外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比较看，我国举国体制与制度能够形成与发挥制度优势的根本政治保障，就是党的领导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其中，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与新型政党制度密切相关，党的领导力依托于健全而严密的政党组织体系与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我国制度优势之所以能够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践机制，关键在于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的有效运用，其中，民主集中制既作为党与国家机构共同的组织原则，使得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体系具有同构性、协调性、调适性与强大制度合力，群众路线则有助于群策群力、提高政策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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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制度基础本

王明国

2021, 55 (5): 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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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内在地包含了国际制度的合理诉求，从国际制度视角探讨命运共同体，是对现有研究的必要补充。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制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共有价值是国际制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基础，共同理解是国际制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基础，而中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组织的实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国际制度具有明确的载体和实施的路径，避免了共同体建设的模糊和不明确方面。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实现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中国以“一带一路”制度建设为核心，以现有制度改革为驱动，以周边制度建设为首要方向，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建设方面具备一定基础。今后，应把共同体理念贯穿到中国的国际制度外交中，妥善应对美国的选择性制度战略冲击，在若干重点国际组织中先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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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及时代价值

冯刚, 徐先艳

2021, 55 (5): 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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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生成体现了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其基本内涵包括：从育人理念上看，体现治理的核心精神：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从主体来看，多元主体组成育人共同体；从权力的运行向度来看，多元主体是平行的，通过协商共同发挥作用；从空间上看，涉及多个领域、多个环节、多个层级，更加注重体系建构和协同联动；从时间上看，具有持续性、动态性和反思性。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如下基本价值：为各领域的改革奠定制度自信的人心基础；为各领域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发挥价值导向和政治保证作用；通过培育时代新人、现代公民为各领域改革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助推中国之制的优势转为中国之治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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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高校思政课教学创新

马福运, 孙希芳

2021, 55 (5): 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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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也应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四个方面守正创新：理念创新方面，从被动接受到突破空间概念、重塑教师角色、强化阵地意识、建构长效机制；内容创新方面，更加重视生命健康与安全教育、更加重视社会责任与担当教育、更加重视新时代中国精神教育、更加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实现理论教学与价值引领并重；方法创新方面，通过虚实融合实现优势互补，通过线上互动引导学生关切，通过即时交流提高教育效果，通过抗疫素材丰富教材内容，通过课外实践整合教学资源，实现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深度融合；管理创新方面，搭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平台，提升教师信息化教育教学能力，创新思政课教育教学评价体系，构建思政课良性互动课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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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从“控制自然”到“控制人”的内在机制探究

李庆霞, 孙晓黎

2021, 55 (5): 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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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自我持存的目的必须通过控制自然来实现，结果导致了外在自然及内在自然受到严格的控制；技术是人们控制自然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其发展中逐渐成为控制人的异化力量；作为意识形态的控制自然遮蔽了对人的全面控制，由此形成了“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逻辑，即“控制自然”的目的走向了“控制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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