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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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易, 秦玉娟

2023, 57 (2):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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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从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出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科学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新定位、基本内涵、现代价值与传承弘扬等内容。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新论断与新思想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繁荣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在展示中国文明形象的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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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政策创新及理论贡献

孔祥智

2023, 57 (2):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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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以来，党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主要有：巩固和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下，探索小规模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方式；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正确处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加大工农城乡关系的调整力度，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战略思路。这些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要推进下一个百年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须尊重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找到城乡融合的最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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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杨伟国

2023, 57 (2):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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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和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之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从保护劳动者就业权利、创造劳动力需求、促进劳动力供给、优化劳动力供求匹配等方面，全面深入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和举措，构建综合性就业政策体系与就业政策评估审计制度，并探索建立基于中国就业实践和就业范式演进规律的更具解释力的新劳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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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境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及其意义

袁祖社

2023, 57 (2): 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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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是人类群体性生存的基本事实。共同体之于人类，一直具有生存本体性、历史-实践合理性、主体并生-共在性、价值共创性、团结-合作共赢性、惠益共享性、智识共升性、认同与意义生成性等多重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就此而言，共同体是人类自我造就、自我确证、自我实现、自我观照的最基本的方式。共同体演变历程中的不同形态，都可以视为人类发现、创造、寻找自己与对象性世界之间合理关系的卓越的探索性成果。与以往共同体思想及其目标指向和方案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根基的重新解释世界的新世界观，其最具原创性意义的思想贡献在于，它更强调实际地、现实地“改变世界”的集体行动逻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自从提出以来，作为一种面向公正、美好世界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其在人类发展理性、共同体理性、新价值理性以及治理理性和逻辑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性建树，不仅被写进了联合国决议，而且作为一种新的规范理性识见，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化解冲突、谋求新的价值共识、寻求“共处于一体的正确生活的方略与智慧”的最具确当性的理据与价值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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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视阈下的“两个确立”——基于一项政治概念的历史考察

耿化敏, 吕晓莹

2023, 57 (2): 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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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原创性的政治概念，“两个确立”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表述语系下呈现“‘核心意识’→第一个‘确立’→第二个‘确立’→‘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的发展之脉，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知识概念集成创新的绝佳案例。从概念的语义观之，第一个“确立”从政治维度确立党的领袖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第二个“确立”从理论维度确立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地位；就两者关系而言，第一个“确立”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个“确立”是前者的延伸和升华，两者在整体逻辑上同源同向，具有践行初心使命的同一性。在学科知识论的意义上，“两个确立”概念具有鲜明的内生性、时代性、通约性、标识性的原创性特质，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在概念体系建构、党史正史编纂、把握新时代伟大变革真谛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学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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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党内法规学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关系

孟涛

2023, 57 (2): 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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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学在理论上是一门由法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五个一级学科融合形成、协同建设的新兴交叉学科，实际上主要由法学、中共党史党建学孵化而来。目前，法学对党内法规学的学科支撑作用最大，同时存在以国家法为中心的学科局限性。基于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学科对象的同源性，中共党史党建学在思想理论、概念话语、制度建设、行为规范和外部关系方面可为党内法规学注入新质素。中共党史党建学设置党内法规学二级学科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不仅可以借此完善一级学科知识体系、提升规范性和强化实践性品格，同时党内法规学可在该一级学科框架下扩大学科生长科域，增强学术研究的思想深度、理论厚度和历史广度以及人才培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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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数字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及含义

房乐宪, 方婧懿

2023, 57 (2): 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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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数字空间成为全球主要行为体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新冠疫情的暴发更加凸显了数字技术在经济复苏和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提升数字竞争力和话语权，中欧相继出台了各自的数字战略，在数字转型和数字主权上提出了各自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2020年9月，中欧决定构建数字合作伙伴关系。某种意义上，这是中欧合作的新亮点和双边关系新的增长点，中欧数字合作初步走向机制化轨道。当然，中欧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上的认知分歧仍限制了双方数字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深度和广度，美国因素也是当前中欧数字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构建中欧数字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双方发展愿景和共同追求，中欧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对话中弥合分歧，加强数字政策协调与数字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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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力承担者、利润让渡与企业经理阶层收入

张开, 王声啸

2023, 57 (2): 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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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对企业经理阶层的高额收入存在两种解释，“没有利润让渡机制的劳动价值论解释”和“有利润让渡机制的要素价值论解释”，这两种解释均无法彻底说明经理阶层高额收入的形成。本文基于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协作职能和榨取职能）的基本原理，构建包含“经理薪水”的平均利润公式，即平均利润 = 利息 + 企业主收入 + 特别工资（经理薪水），“经理薪水”以“熟练劳动的工资的形式”和“企业主收入”为边界进行波动，其变动规律取决于外部约束和内部约束的双重作用，并引入“集体力”所产生的超额利润，来刻画利润让渡机制以及经理阶层的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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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创始人与资本所有者的博弈关系演化分析

赵秀丽

2023, 57 (2): 9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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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作为新型生产组织形式，其形成需要具备创意、资本和技术三大条件，牵涉创意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两大主体。从数字平台的发起、运行到成熟与垄断阶段，数字平台的创意所有者“创始人”同资本所有者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化过程。由数字平台发起之初的创意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演变到“创意劳动对风险投资资本的驾驭关系”；伴随数字平台的成熟与垄断，演变到“平台资本与风险投资资本”的关系，创意劳动被资本俘获演化为平台资本，形成资本与资本共同分割剩余价值的关系。数字平台创始人与资本所有者关系演化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扬弃；“创意劳动”演变成平台资本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分工、技术与组织互动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化的终极力量。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干预规范数字平台资本行为，强化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主权；利用数字平台组织控制模式的优势，引导数字平台进行创新性的资源配置；在数字经济中应更加重视劳动者的活劳动和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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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社会文化观比较

张学广

2023, 57 (2): 1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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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都处于现代性展开的同一大时代，但是鉴于问题研究重心的不同和时代展开程度的差异，他们形成对于社会文化一系列问题的不同态度，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却有别的影响。基于确立实践唯物主义立场的理论需要以及现代性展开初期严重的社会横向冲突，马克思十分重视社会存在对文化观念的决定作用，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和文化中的深刻影响，对文化形态的演进持比较激进的变革态度；而面对捍卫语言文化独立性的历史任务和现代性展开中期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纵向冲突，维特根斯坦更为关注精神生活的样态描述，反对科学技术对文化价值的侵蚀，对文化的存续站相对保守的改良立场。我们需要从大的时代背景分析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相似又相异的问题处境和解决思路，从中探寻他们的原创性思想对于解决我们当下时代文化问题的互补作用和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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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治理层次与村庄秩序供给——兼论国家力量如何进入村庄

杜姣

2023, 57 (2): 1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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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治理是我国最基层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庄秩序的有序供给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与社会建设的活力。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国家力量全面进入村庄治理。村庄治理具有多层次性，可划分为私域、共域与公域三大治理层次，私域事务、共域事务和公域事务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特征。这决定了处理不同治理层次事务和实现不同治理层次秩序的主导性原则存在本质差别。村庄私域秩序的供给应坚持个人主导原则，村庄共域秩序的供给应坚持自治主导原则，村庄公域秩序的供给应坚持国家主导原则。当前诸多村庄治理困境的出现与国家力量的进入对村庄秩序供给原则造成破坏有关，尤其体现为国家力量对村庄私域秩序供给中村民个体主体性和村庄共域秩序供给中村社集体主体性的全面挤压，村庄私域秩序和村庄共域秩序的供给呈现出国家化趋势。要克服这一状况，国家力量需要充分尊重存在于村庄不同治理层次的事务特征，发挥国家力量引导村庄私域治理和激活村庄共域治理的作用，以实现国家力量与村庄治理的精准化与精细化对接，达到村庄善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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