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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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代月

2021, 55 (7):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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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和超越政治理性构成了马克思早期重要的理论主题。他当时将政治理性等同于普遍性，然而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上的理性国家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之后的现实政治民主制的研究，他发现普遍性生成的真正领域并非是政治国家，而是市民社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分析了私有财产的两种具体形式，即土地、货币与政治的内在关联。在中世纪，长子继承制体现了土地的政治意义；而在现代社会，货币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和权力属性。然而土地与货币并不等同，土地只是自然物，货币却是人劳动的产物。由这两种财产形式的差异入手，马克思揭示了货币虽然具有普遍性，却并不创造普遍性，由此使他转向普遍性的创造主体与关键领域，即无产阶级的劳动，确立了他后来以经济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着力点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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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时间解析——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胡潇

2021, 55 (7):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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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在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既有并存、互动的共时态关系，又以其相对独立性在某些方面超前或滞后于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形成自身持续的历时性。它在总体上遵循社会发展的时间秩序，但各组成部分在与经济基础的具体联系中，在反映和言说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和历史趋势中，又各有其时间特质，综合地表现为意识形态运行的时间机制。联系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属性进行时间逻辑解析，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精神文化现象展开唯物史观研究的重要方法；探析这方面的思想，有助于增进我们理解、建设和治理意识形态的自觉性、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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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贫困治理中的社会动员问题研究

张登国

2021, 55 (7):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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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意义的贫困治理道路，形成了独特的贫困治理经验，其中就包括广泛动员各种力量参与贫困治理。当前，中国乡村贫困治理“双轨双层”的社会动员结构已初步形成，展现出科层化社会动员占据主导、通过政策供给进行社会动员等鲜明特征，但也面临社会动员碎片化、科层化社会动员存在负效应、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失衡等困境。通过社会动员主体的整体性塑造、社会动员边界的适度性控制、社会动员结构的系统性嬗变，以提高贫困治理社会动员的效率，实现贫困治理与社会动员在获取现代性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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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提高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理路

黄文义, 胡乐明

2021, 55 (7):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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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代背景下，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对实现美好生活需要至关重要。按照马克思分析影响工资运动三个因素的理路，从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供求以及劳资关系三个维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资运动加以剖析，可以发现有三个方面的启示意义：一是关注劳动者生活需要，改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二是畅通劳动者提升渠道，推进知识积累型的技术进步；三是努力实现劳资正和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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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党关系的理论渊源、基本内涵与当代价值

朱旭, 金迪

2021, 55 (7): 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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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党关系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党际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其中，求同存异是前提，相互尊重是关键，互学互鉴是目的，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新型政党关系的主要内容。新型政党关系主动因应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为世界政党交往提供了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它为新时代中国处理对外党际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为世界各国政党妥善处理党际关系提供了中国方案，体现了大国大党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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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政党能力

项敬尧

2021, 55 (7): 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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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政党能力并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在政党的利益代表性、理论武装程度、实践理性、创新品格等多重要素共同作用下生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能力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复合体现，既体现出精神、价值、文化维度上的软力量，也体现出组织、动员、执行层面上的硬实力。从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在“政党—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超强的政治领导力，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国家治理保持井然有序的状态；二是在“政党—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超强的思想引领力，从思想、观念层面维系党员与群众的实践共识，统一行动的意志；三是在“政党—群众”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超强的群众组织力，能够有效把群众“组织起来”，使政党内部与国家内部具备高度的凝聚力；四是在“政党—社会”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超强的社会号召力，能够动员起最广大的社会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当中。中国共产党勇于推进自我革命，不断铸就超强的政党能力，而政党能力又牵引着国家能力，为国家能力提供根本支撑，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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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美国学界中国政治研究的范式转变及其问题——兼论“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的中国政治研究

王鸿铭

2021, 55 (7): 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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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伴随着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美国学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历经了四次范式转变，但日益精细化、科学化的学科规范和理论方法却不能可靠地检验中国实践，反而还得出了令人诧异的研究结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变的中国政治运作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国政治研究中的范式地位不断下降。本文在反思70年来美国学界中国政治研究的基础上，呼吁中国政治研究需要找回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触碰中国政治的实践经验，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当前中国政治研究中的现实困境，更有利于中国政治学界构建基于本土实践的社会科学话语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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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从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到实践的创造性再生

闫飞飞

2021, 55 (7):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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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经历了从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到实践的创造性再生的过程。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在尝试用中国既有政治词汇来译介和对接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期望通过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来对接中国政治话语和实践中的“协商”资源以开出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新局面。但是，这种尝试依然没有摆脱将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作为标准直接运用于中国实践的“模式嵌套”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研究出现了新的局势，学术界开始自觉地以中国理论话语来总结和证明自身协商民主实践的特色和优势。新时期中国协商民主在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协商民主实践的推动力量、协商民主的实践领域等三个层面呈现出实践创造性再生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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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建设

李合亮

2021, 55 (7): 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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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困境，解决实效性不强之难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以“获得感”为切入点，深入思考“为何教育”“如何教育”“效果如何”等问题，强化教育实效性建设，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满意度。一是全面系统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获得感，不断深化认识；二是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获得感的提升，形成教育合力；三是有机整合教育内容、方法和过程，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物的因素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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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性差异与政治认同——墨菲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反思

杨植迪

2021, 55 (7): 9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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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从政治的对抗性及建构集体认同的内在要求出发，在批判自由主义和后现代多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包容差异的新型政治联合形式，即抗争性多元主义，以实现多元基础上的部分统一，重构政治认同。这种民主政治构想将政治以抗争性、认同以差异性为理论前提，把建构多元化集体认同和冲突性共识作为目标，以抗争模式来表现冲突，力图维系自由逻辑与民主逻辑之间的张力。墨菲关于政治对抗性、同一性与多元主义关系的理解，对于我们正确分析当代政治冲突具有理论借鉴价值，而其多元对抗的民主政治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也需要审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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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业经济学教育思想述评

吴汉洪

2021, 55 (7): 1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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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业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学界杰出的教育家，西方经济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今年恰逢高鸿业先生百岁诞辰，本文系统总结了高鸿业先生的经济学教育思想。本文认为，高鸿业先生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面的主要观点、对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对我国西方经济学学科建设，以及关于中国经济学建设的论述等，不仅在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领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丰厚的特定形式的物质财富（文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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