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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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建设：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与引导路径*

康晓强

2015, 49 (9): 5-1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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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是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主体和社会基础。与政党、政府、人大等其他主体协商民主建设相比，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具有行业、专业、第三方、扎根基层这四大独特优势。加强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战略取向，承载着社会组织的殷切期盼。今后应深化思想价值认同，区分协商类型，加强协商能力建设，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有机统一、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有机统一、加强社会组织协商民主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机统一这三大关系，切实提升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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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登记下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发展新趋势*

徐家良，郝斌

2015, 49 (9): 13-1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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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是行业协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双重管制型体制下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关系呈现出政府主导—行业协会依附的特征，并表现出行业协会注册难、行政化、行业代表资格垄断化和服务能力低等问题。随着政府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兴起和经济新常态下市场经济的深刻变化，直接登记政策作为行业协会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将引导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关系逐渐向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法律化、合作契约化、去行政化、适度竞争化和监管体系综合化等方面转变，反映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趋势，有利于行业协会自主发挥行业作用，促进市场经济新秩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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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治理视域下非营利组织的主体身份重构*

潘娜

2015, 49 (9): 20-2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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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非营利组织的主体重构，不仅关乎既有各类型文化非营利组织的重新定位，更涉及相关组织形态的身份转型。文化非营利组织的主体重构，应当整体布局、协同推进，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社会与市场三个维度上厘清各类主体的功能与定位，合理定位政府文化治理功能，加快行业协会等官办社会团体与行政机关脱钩，大力培育第三方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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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必要性与政策建议

邓国胜，王杨

2015, 49 (9): 28-3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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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企业“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政府、企业在国际治理体系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社会组织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国际舞台上还缺乏影响力与话语权。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存在能力弱、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公众认同度不高等问题，应当借鉴其他国家推动NGO“走出去”的经验，加快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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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几个问题

洪银兴

2015, 49 (9): 35-3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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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与过去30多年的改革既有延续性，更有新的内容。所涉及的各项改革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框架中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是要克服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发展所遇到的新的体制矛盾。新时期改革的重点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起纲举目张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二是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体制安排，三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全面深化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进的，需要培育改革动力。惠民生是动员改革动力的重要途径，其路径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促进公平正义，其次是缩小收入差距，再次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所有领域的体制改革都会存在快变量和慢变量。改革的成效是由慢变量的到位来确定的。因此改革的系统性就在于协调好快变量和慢变量的关系，使改革真正取得整体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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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与改革理念的回归

周文1，陈跃2

2015, 49 (9): 40-4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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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增长的奇迹。同时，过去30多年一直用增长的思维和手段解决发展问题。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力“掠夺性”地占有市场和社会资源，单纯依靠投资驱动，片面追求GDP增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于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积累的各种矛盾也变得更加突出，各种社会冲突与矛盾呈现。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挑战，需要培育和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此，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造一个与新增长阶段相适应的体制，塑造现代社会体系，推动现代社会成长，进一步释放经济高增长的空间和潜力：一方面是要维护和尊重个体权利，释放个体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是要理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权力边界，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良性运转的体制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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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视野中的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

胡潇

2015, 49 (9): 48-5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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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让我们在处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国家事业机构主办文化与企业市场化经营文化的复杂关系中，遭遇了如何正确理解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关系的难题。这一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已隐约出现并得到关注。他认为资本逻辑以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为基础，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文化逻辑是关于精神文化亦即文明要素生产的内在规律；当文化生产为生产剩余价值服务时必然纳入资本运动，受其逻辑规定；当精神文化生产没有进入市场为生产剩余价值服务，而只是直接、间接地受到物质生产的作用时，则文化逻辑的自组织机制更具独立性，它直接受制于唯物史观所认定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互关律，只是间接关涉资本逻辑的。同时，马克思在论述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及两者关系的过程中，还深刻阐释了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对“事物本身的逻辑”与“逻辑本身的事物”、现实生活史与观念史的辩证关系、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规律的论述，多方面地为我们今天理解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关系，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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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实践视域中的人学思想

魏金华

2015, 49 (9): 56-6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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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学思想是在哲学史上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对人的本质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指出实践是人的本质实现的现实基础，体现了一种全新的人学致思理路，超越了传统人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哲学理解范式，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确立了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人学理论,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方向，体现出哲学对世界深切的人文关怀，实现了人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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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国家观及其现实逻辑

辛向阳

2015, 49 (9): 62-7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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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国家学说创立的起点。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关于国家观点的扬弃，提出了自己的国家理论。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由市民社会决定，市民社会则由本质上就是资本所有者等级的“产业等级”来决定；市民社会的政治国家归根结底就是维护私有制的制度体系，应当通过一场真正的革命，建立人民主权性质的民主制度。依据马克思的国家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注重公民政治品质的培育；要防止政治权力异化于人民和官僚政治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要坚持人民主权，让人民更多地参与国家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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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安全问题

林毅，韩冬雪

2015, 49 (9): 71-8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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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范畴。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对于政治制度安全问题的探讨，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内，而应该在更广阔的学科范围和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本文试从自身保护性、发展与变革、特定文化价值的传承等多个角度来探讨现代化过程中影响到政治制度安全的各种要素，并进一步解析政治制度安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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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三维权力运行体系分析*

戴玉琴

2015, 49 (9): 81-8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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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理论作为多元社会维持秩序的理性选择，具有多元性、合作共治性与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特征。在乡村政治场域中，治理理论要求对农村社区治理中各个权力主体的配置、运作、互动及其变化进行科学规制，形成互相促进型的权力关系。乡镇行政权力、村党支部政治权力和村委会社会自治权力是当前农村政治场域中三种主要权力，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求对这三种权力的运行要素和运行原则进行科学规制。规制的内容包括明确区分权力作用边界，科学规范权力作用方式，合理整合权力作用目的，正确梳理权力主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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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地理变迁与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 ——基于增长收敛角度的分析*

孙韶云1,高文2,何召鹏3

2015, 49 (9): 88-9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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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增长收敛的视角，研究技术的地理变迁与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通过研究，本文认为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迫使资本主义在空间上向外扩张，在这个过程中伴生着技术的地理变迁，即技术扩散，从而推动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并在理想状态下最终收敛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本文总结出技术扩散的四个维度：商业贸易、资本输出、经济危机和政治因素，并指出后发国家要想在短期内实现赶超，除了要很好地利用这些因素以外，还要立足于自身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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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的碎片化及其本体论批判

徐志宏

2015, 49 (9): 96-10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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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是人们在现代生活中的强烈体验。基于这一现象可追溯碎片化发展的二个阶段，即从劳动领域到生活世界的碎片化过程，表明这一历史以资本主义为内在逻辑。进而，碎片化生活隐含着本体论危机：日渐丧失技能与经验的人，还是什么，还干什么？本文借助于立场相异而又互相补充的马克思、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方案剖析碎片化的本质，以期解答这是否是一个令个人更趋自由的、必经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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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关键影响与发展方向*

曾亚勇

2015, 49 (9): 105-11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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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兴起的系统科学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控制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但迄今为止，与之相关的关键理论问题却尚未得到正面回答。因此，本文将首先介绍控制论的思想体系，即系统思想、信息思想和行为思想，然后分析控制论思想体系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关键影响。最为关键的是，本文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国际关系控制理论的可能发展方向。一是控制论之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适应性，这是对这三种理论的前提性补充；二是控制论相对于复杂性科学的优越性，后者是系统科学的另一分支，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最新发展趋势；三是控制论核心概念——适应性行为的启示意义，希望能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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