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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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绩效、治理现代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杨雪冬

2015, 49 (6): 5-1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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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置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考察，从整体性角度衡量这一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体系绩效，有利于更全面客观地分析其地位、作用和发展前景。将执政党的意志通过民主形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治理的需要，完成立法，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承担的两个基本的体系功能。尽管这些功能不断实现，但是还带有很强的形式性，需要采取更为切实的举措，实现从形式向实质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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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制、派出制与地方治理
——以地方人大派出工作机构为中心的考察

王续添

2015, 49 (6): 15-2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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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制和派出制在理论上既有区隔又有联系。我国现阶段地区和街道两级地方人大派出工作机构——地方人大派出制凸显了代表制和派出制的联系乃至连接。两级地方人大派出工作机构的缘起嬗变、体制机制展现了其制度的属性特征和代表制对派出制的借助，也实现了对地方治理的有限形塑；着眼未来地方治理的发展，这一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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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人大专委会制度及其完善
——基于31个省级人大的实证分析*

黄小钫

2015, 49 (6): 27-3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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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人大制度在地方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支撑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政治制度之一。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作为地方人大工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立主要源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履行职权的需要，有助于发挥地方人大所担负的治理功能。因此，健全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制度，完善地方人大工作机制，是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建设和提升地方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地方人大尤其是省级人大的专委会制度还存在法律不严密、数量不统一、称谓不规范、规模不一致等问题，因而亟须加强地方人大工作机制——即专委会制度建设，充分保障地方人大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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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视域

路向峰

2015, 49 (6): 36-4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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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但这一目标实现的前提是对阻碍人类发展的现实障碍的逐步破除，而保障人的现实生活权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马克思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权利进而提升到对普通民众基本权利保障的关切，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奥秘的揭示，指出了破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社会保障路径；马克思通过社会再分配理论指出了人类解放自身从而走向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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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的历史 ——马克思早期历史观再思考

燕连福

2015, 49 (6): 43-5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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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视角来审视早期马克思的历史观可以发现，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的目标，不是对物的占有，而是感觉的解放；人的解放的过程，不是一种抽象的意识活动，而是一种具体的“有身”的历史活动；历史发展的最初动力，不是事件的堆积，而是由身体引发的“物质资料－精神－生命－社会关系”四位一体的生产；历史之谜的解答，不是对历史与自然的割裂，而恰恰是以身体活动为载体的、历史与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解。在这个“我消费故我在”的时代，马克思的这种思想，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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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合理性的判断标准*

张培丽，姜伟

2015, 49 (6): 51-5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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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学界在判断居民收入占比是否过低，以及居民收入占比的合理区间应该是多少等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缺乏依据和目标。本文选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占比变动的经验数据，总结出工业化不同阶段居民收入占比变动的一般规律。通过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发展对等阶段的对照，得出我国工业化进程不同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占比的数量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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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与政府部门的合作研究 ——以北京市艾滋病防治为例*

娜拉

2015, 49 (6): 60-6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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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分析国外合作模式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我国对艾滋病防治的参与主体——政府、佑安医院、爱心家园合作的案例研究，提出了我国NGO与政府合作的中国特色新模式，为我国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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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大众化传播的日常生活维度*

揭晓

2015, 49 (6): 66-7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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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重要场域。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日常生活化，才能不断增强大众的认同度。但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过于重视非日常生活领域，而忽视日常生活领域的现象，致使出现“官热民冷”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需要融入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才能更容易被人民大众认知、认同并自觉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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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环境与政治经济周期*

张国旺1，王孝松2

2015, 49 (6): 75-8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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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伴随着经济波动，经济增长率时高时低，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趋势，探究经济周期的政治决定因素，便构成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已有文献使用实际数据进行经验检验时，常得出不一致的结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并未明确区分政策的决策环境因素。政治经济周期的强度大小、规律性强弱以及包含的内容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下呈现差异，产生“环境效应”的因素会因政策、国家、时机而不同，这些因素包括经济政策和产出的属性、决策者的连任及党派性动机，还包括政府间、政府内、政府外的决策权在执行者间的分配，以及政策效果和可操作性。如何真正将中国特定的决策环境融入到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之中，探究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变动产生影响的机制，谋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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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外交与欧盟气候外交政策

贺之杲1，巩潇泫2

2015, 49 (6): 86-9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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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先通过外交行为的目标、手段及影响三个方面来界定规范性外交，即规范性外交是什么的问题，接下来，分析规范性外交的内在推动力，即利益和规范在规范（或价值）为主导的政策象限中战略考量如何与规范互动。文章第二部分选取了欧盟气候外交政策作为案例，分析其目标、手段和影响维度，认为可持续发展和多边主义规范为欧盟的规范性外交提供了一个象限维度，在该象限维度中，权力政治与理性利益将穿插其中，共同影响欧盟环境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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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非援助政策新变化探析*

赵雅婷，刘青建

2015, 49 (6): 95-10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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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由于非洲的安全局势依然不容乐观，更重要的是发展与安全相关联的观念得到欧盟的普遍认可。因此，欧盟调整了发展援助政策，使其与安全挂钩，并向安全化的方向发展。欧盟认为唯有稳定的安全局势和国内环境才能推动非洲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欧盟对非发展与安全相关联的援助政策体现了其引领非洲安全建设、更加注重非洲自主性以及发展与安全政策交互性和目标一致性增强三个特点。欧盟通过非洲和平基金及稳定工具等援助机制开展了多项对非发展与安全相关联的援助，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但依然存在核心政策制定被欧盟主要成员国主导、对非安全局势贡献有限及援助缺乏持续可靠资金来源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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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民众主体意识考察与反思*

赵亮

2015, 49 (6): 102-10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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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国难蔓延与中央政府的威权衰落，不仅使民众打通了“救己”与“救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更形成了强烈的主体地位自觉。在具体的救国实践探索中，民众逐渐认识到了只有彻底打破既有政治秩序才是实现民族独立的唯一出路，进而在历史斗争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民众主体意识在近代勃兴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对其自身与时代关系的认知演变过程，因而对于在现代如何处理其自身与时代关系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对近代民众主体意识形成过程及其现实张力的考察证明，对现时代的民众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发挥主体作用，而其前提又是立足现实理性反思近代民众主体意识，进而实现主体地位的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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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综述

李春峰，李丽忠

2015, 49 (6): 110-11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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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提升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境界，2015年4月1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和机构，《中共党史研究》、《北京日报》、《前线》、《教学与研究》等期刊、媒体，以及校内外青年学者共100余位师生参加了研讨会。
一
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术热点，取得了丰硕成果。与会学者回顾了近年来中国抗战史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总结概括了论著出版、史料发掘整理、新视角的提出、国际学术合作等方面的学术成就，认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应从“长时段”考察，将其置于中华民族由屈辱的历史低谷到民族复兴的转折的大历史背景下探讨，深入剖析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作用以及对战时、战后中国带来的历史遗产和产生的久远影响。
与会学者认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成果丰富，观点新颖，论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社会、人物等方面，研究方法涉及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近年每年出版相关学术著作多达数百本、论文近千篇，宏观与微观研究领域皆取得较大进展。第二，史料丰富，不仅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档案对外开放，英美法日德俄等国亦高度开放，同时史料的整理出版有相当进展，不仅有丰富的第一手文字资料，还有大量原始的历史图片和影像资料，对于推动抗战史研究的深入起到重要作用。第三，国际交流与互动日益增强，各国学者对话与合作日渐加强，抗战史研究呈现多角度、全方位、国际化的特质，尤其中日韩三国的共同历史研究在政府、学者、民间三个层面均取得明显进展。
关于中国抗战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与会学者强调中国抗战是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枢纽。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民族主义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内部整合的历史过程，为战后国共两党的竞争提供了历史契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中国抗战史可以划分为抗日战争史和抗日战争时期史两个范畴，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学术领域，既与现实有密切的关联性，又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并在网络、通俗写作的介入下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以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1995年为界，此前以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歌颂中国抗战为研究主题，此后则逐步拓展为抗战与民族复兴的主题。
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决策、行为、地位和作用是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会学者既讨论了中共在抗战中提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追求民主、开展游击战、建设根据地、发展正规军、以土改动员民众、提升文化民族性的历史贡献，又运用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的史料讨论了蒋介石、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对日决策体制、抗战建国目标、侨务政策和正面战场诸问题，并从美苏英三大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角度讨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原因。与会学者强调，只有沉潜史料，扎实研究，深入推进，方能探求历史本质。
如何深入研究日本战争罪行和抗战历史记忆，是研讨会的又一关注点。与会学者深入研讨了“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检视了南京大屠杀在中国历史教育中的新进展，从日本战争纪念馆的角度审视了日本人的历史记忆。相关学者和媒体指出，日本政府文献、日军慰安所文献、吉林省档案馆文献和日军老兵回忆已经构成了历史铁证，“慰安妇”申请世界遗产记忆名录，筹建“慰安妇”资料馆、陈列馆、纪念馆和网站等相关工作已在推进中；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国家公祭与中小学公祭读本和新媒体传播，构成中国抗战历史教育的重要通道；抗战老兵的口述访谈已有成就，但刻不容缓。与会学者还评估了台湾地区抗战史研究的新动向，中日韩共同历史研究的新进展，海外中国抗战文献的搜集和中国抗战的国际评价，战时国内政党政治、“建国”方略等问题。
概而言之，近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呈现如下几个特点：其一，纪念性与周期性。抗战史研究与对战争的回忆和纪念密切关联，每逢重大纪念日，必有大量相关研究产出，尤其是抗战爆发和抗战胜利的逢十纪念年，通常都是成果发表的高峰期。例如，1995年和2005年，以抗日战争作为关键词的论文数量接近两千篇，而正常年份亦在五六百篇上下。其二，现实性。抗战史研究与现实形势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有关揭露日军侵华暴行、批判日本右翼史观的大量研究即与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其三，广泛性。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抗战史研究从精英历史转变为大众历史，使越来越多的业余历史爱好者都能真正参与其中。有关抗战的通俗写作蔚为大观，但受主观情感和知识结构的影响，容易反过来影响学界，不利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普及。二
与会学者通过总结当前抗战史研究的成果，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抗战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与会学者认为，既要看到抗战史研究的成就，也要检视研究中的不足，如重大研究突破仍不多，缺少综合性、高水准、得到广泛认可的抗战史著作，在诸多研究领域还存在薄弱环节。国内学者利用国外资料不足，较少参考国外的研究成果，且视角陈旧，方法单一。能够熟练利用外文文献、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还很少，知名学者投身抗战史研究的人不多等等，仍是学术研究中的突出问题。口述史在抗战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填补历史的细节，还原宏大战争叙述下普通人的命运。但是，关于抗战时期的口述史项目以及口述材料的运用，存在着被采访者年龄较大、采访群体缺乏代表性、需其他旁证材料来互证等问题。
第二，民族情感、政治现实等因素对于抗战史研究的介入与干扰问题。抗日战争史研究既与现实有密切的关联性，又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现实性。国家外交、学术研究和民众感情三个层面的相互交错，造成中日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民族主义的情感纠葛、现实与政治的权衡考量，都影响着抗战史的学术研究。不同的叙事方式与历史言说，造成了对历史真相的混淆，尤其是在网络、通俗写作的介入下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态。随着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民间研究形成蔚为大观之势。然而，受个人主观情感与知识结构的影响，一些夸张、庸俗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小说作品。事实上，这些作品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对抗日战争史实的历史认知与社会评价，严重阻碍了学术研究成果的普及。
第三，抗战军事战争史的研究薄弱问题。与会学者认为，尽管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军事战争史是抗战史研究的核心领域，其进展仍极其有限。除少数官方军史研究机构涉足其中外，鲜有学者从军事史角度研究抗日战争本身，真正的历史学者研究抗日战争史的亦极少。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排兵布阵、中共挺进敌后的战略决策等都属于军事史、战争史的范畴，并不是政治史所能一言以蔽之的。例如，作为中共战略战术特点的游击战尚无人问津，以至于学界对敌后抗战在整个抗日战争阶段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全面清晰的认识。毋庸置疑，军事战争史研究在未来的抗战史研究中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需要学人关注与重视。
第四，抗战时期沦陷区与伪政权的研究不足问题。伪政权和沦陷区是与抗日根据地政权、国民党政权并立的政权系统，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仍极为薄弱，大多数停留在揭露与批判的水平，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目前沦陷区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有以下几点：一是混淆“日”与“伪”的界限，没注意到伪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没有严格将日本统治与中国伪政权进行区别处理；二是从区域上来看，汪伪、伪满沦陷区的研究较为深入，而对于关内沦陷区，如华北、蒙疆伪政权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台湾地区研究仍属空白；三是从内容上来说，伪政权建立的过程，以伪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多，但对沦陷区民众抗争、社会文化、日常生活及基层伪政权等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则比较少；四是沦陷区研究受民族情感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既是一个现实话题，也是一个政治话题。民族情感在沦陷区研究中表现非常突出，如何处理好学术研究中的民族情绪，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三
为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发展，与会学者围绕中国抗战史学科建设与未来发展趋向进行深入研讨，并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
第一，在反思学术史的基础上，注重海外抗战文献与中国地方抗战档案的利用。史料是史学研究的生命，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拓展研究领域、发掘新的史料是推动抗战史研究的基础和动力。抗日战争史的书写，离不开抗战史料的挖掘、整理与解读。近年来，基于原始材料的抗战实证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大体还原了若干历史的具体细节，基本上厘清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整体脉络。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必须加强对海外资料的搜集、运用，尤其是重视日方文献，参考国外的研究成果，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资料补证。同时，全国各地都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尤其是县、市地方档案。而当前县、市地方档案部门存在着经费不足、缺乏管理与保护等问题。如何利用好县、市档案，对于丰富抗战史研究的细节，使其更加丰满、具体、真实，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加强抗战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抗战史研究应有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既应充分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学术资源，又要借鉴吸收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应以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为本位，兼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近几十年来，多元化史观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不仅对传统史学是一个有益的补充，甚至对抗战史研究具有革命性的推动作用。譬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等理论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就值得抗战史研究借鉴。新的话语体系与知识结构、认识论，都为我们深入分析抗战史的老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扩大、丰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多种面相，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本土的抗战史学术话语体系。
第三，加强宏大叙事与微观实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视角相结合的研究。宏观研究有助于对大历史的整体把握，微观实证研究有助于再现历史细节，二者的互动与结合有助于再现历史的全貌。没有微观实证支撑的宏观叙述，会显得苍白无力；没有宏观背景下的微观考察，可能是站不住脚的。二者的结论都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要注重宏观—微观层面研究的互动，在“宏大叙述”之下，探求历史的细节和多样，以“重建”复杂、丰富、多面的中国抗战历史图景。抗战史的关注点突破了领袖、精英视角，从上层的政治、军事、阶级、精英等，下移至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互动，重新探讨中共革命历史，为抗日战争史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新的研究理路。从普通民众的行为、思维方式来解释历史，强调普通民众的历史主体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由精英强加给民众的历史书写。
第四，抗战史研究既要坚持民族史观，又要具有世界历史的视野。当前国内外抗日战争史研究涉及不同领域，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与学术观点相互交锋，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各有千秋。学术界应在历史认识交锋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整合学术资源，增进研究主体的互动，秉持求真、求实、求信的原则和客观公正的立场，推动抗战史研究走向学术化、国际化，不断提升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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