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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0257-2826  CN 11-1454/G4

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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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实现机制
    ——基于制度、政府、优势发挥机制的研究述评
    郑有贵
    2014, 48 (7):  5-13.  DOI:
    摘要 ( )   PDF(2095KB) ( )  
    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实现机制——制度机制、政府作用机制、改革开放促进结构效应和后发优势发挥机制的述评,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实现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主导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建起平等社会,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从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出发以及能够实施中长期发展战略、计划或规划。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实现机制的研究,还需要从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以整体史视域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际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等方面加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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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整合到社会合作:
    社会矛盾应对模式的转向
    王道勇
    2014, 48 (7):  14-19.  DOI:
    摘要 ( )   PDF(1259KB) ( )  
    传统的社会整合模式以社会学结构主义取向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利益整合、资源整合、组织整合和价值整合等手段应对社会矛盾。随着社会形态多重转型、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以及社会治理理念的流行,社会矛盾应对思维需要从静态的结构取向走向动态的互构取向,形成更加关注行动和过程的社会合作模式。当前我国各类社会合作模式都处于转型之中,未来需要在社区回归、主体参与以及道德重建等方面共同着力,实现社会矛盾应对模式从社会整合到社会合作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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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前沿
    碳市场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吗?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谢富胜, 程瀚
    2014, 48 (7):  20-27.  DOI:
    摘要 ( )   PDF(1693KB) ( )  
    碳市场是当今规模最大也最被看好的气候治理机制,然而其实际治理效果却远不尽如人意。
    近几年来碳市场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时刻挑战着碳市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碳市场,认为资本积累是造成碳市场失灵的根本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促成这一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应当吸取碳市场失灵的历史教训,走一条治理主权在我,独立自主决策,民众广泛参与的中国特色气候治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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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宏微观经济分裂视角的
    市场与政府及其相互关系分析
    刘佑铭1, 王晓晖2
    2014, 48 (7):  28-35.  DOI:
    摘要 ( )   PDF(1608KB) ( )  
    宏观经济层面是在现代工业取代传统农业后才产生的。现代工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支配地位的确立,导致宏微观经济的分裂。在经济调节中,宏微观经济的分裂内在地要求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发挥政府重要作用。市场与政府各自在经济调节中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表明,二者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当然,必须基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把握市场与政府及其相互关系,二者之间抽象的最优关系模式是不存在的。对于我国的市场与政府及其相互关系,必须基于宏微观经济分裂的背景和我国的现实国情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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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价值论视域下的需要概念
    及其当代启示
    袁富民
    2014, 48 (7):  36-41.  DOI:
    摘要 ( )   PDF(1169KB) ( )  
    马克思继承和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对主客体关系的理解。一方面,现实的个人是通过社会历史的发展直观自身的本质对象。由于对象是人实践创造的外化物,主体的需要构成主体对象性关系的桥梁,因此需要主体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另一方面,价值是社会发展中可通约的关系性存在。因此,构成价值基础的需要只能是主体的社会需要,而不可能是其生物性与特殊性需要。正确理解需要概念对于惩治腐败、化解生态危机以及贫富分化问题都有巨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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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需要范畴
    ——以资本批判为视角
    于萍
    2014, 48 (7):  42-47.  DOI:
    摘要 ( )   PDF(1145KB) ( )  
    需要范畴是马克思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范畴。本文基于资本论的视阈,通过考察需要与分工、交换、货币、资本几个重要范畴的关系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需要范畴。需要的扩大是分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的差别是交换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需要的一体化是货币异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新需要的不断创造是资本流通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分工、交换、货币、资本都是人的社会关系,它们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满足着人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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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论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现实境况和社会地位
    姜辉
    2014, 48 (7):  48-54.  DOI:
    摘要 ( )   PDF(1445KB) ( )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人阶级仍然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仍然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群体,仍然具有潜在的社会变革主体地位。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经历着新一轮的“无产阶级化”:一是被纳入“中产阶级”范围的广大雇佣劳动者,在劳动方式上越来越“去技能化”;二是被纳入“中产阶级”的广大白领雇员“蓝领化”趋势。当然,西方工人阶级的社会变革主体地位也遭遇严峻挑战,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感、政治行动意识和能力、组织动员程度等发生了很大变化,难以形成明确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难以形成强大的集体组织和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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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与世界
    21世纪日本对外援助变革
    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白云真
    2014, 48 (7):  55-62.  DOI:
    摘要 ( )   PDF(1640KB) ( )  
    21世纪日本官方发展援助预算大幅缩减,备受国内民众的质疑而且面临新的挑战。由此日本政府诉诸援助管理行政改革、推进大众参与和支持、提高援助的战略性与有效性等措施以提升援助的效率与质量,增强大众的理解和同意,从而解决国内与国际环境变化情况下新的发展挑战。为此,本文将以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变革为线索考察其对外援助的变化与特点,探究其援助改革的特点,进而探讨其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启示,即实行行政改革以确保制定连贯一致的中长期援助政策、推进大众参与以巩固对外援助的社会基础、提高援助的战略性与有效性以保障援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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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援助事务话语权
    现状及提升对策研究
    王新影
    2014, 48 (7):  63-69.  DOI:
    摘要 ( )   PDF(1415KB) ( )  
    当前主导性的国际援助模式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主导形成的。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对外援助事务,但在当前国际援助事务中的发言权明显不足,并因为自身援助理念、范式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不同而受到来自西方国家和媒体的批评和指责。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援助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援助事务,参与国际援助规范和议程的设定工作;加强对自身援助工作的有效宣传;改革对外援助理念、政策和机制,从而改善援助效果,推动新时期中国援外工作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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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前沿
    把国家组织起来
    ——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十字结构”政体理论
    曾毅
    2014, 48 (7):  70-78.  DOI:
    摘要 ( )   PDF(1918KB) ( )  
    以不同的视角对政治学的古老知识的“重述”将会有全新的启示。以结构、法条、静态为基本特征的旧制度主义政治学所研究的都是重大制度问题,比如关于横向权力结构的总统制与议会制、关于纵向权力关系的单一制与联邦制,它们构成了本文所称的“十字结构”政体理论。而这个“十字结构”不但具有政治学学说史上的转折意义,更是在现代国家建设面临“重大议程”的根本性挑战时的产物。从国家建设角度理解政治学说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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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论道德利他的本质、类型及其特征
    吴潜涛1, 李志强2
    2014, 48 (7):  79-84.  DOI:
    摘要 ( )   PDF(1154KB) ( )  
    道德利他的概念,与诸如经济、政治、心理和生理等层面的利他概念有本质区别。从主体和客体、纯度广度和频度、情境的危急性等维度审视,可以把道德利他现象区分为诸多类型。道德利他有如下特征:个体与社会、自律与他律相互应,认知与行为、情感与理性相统一,奉献与回报、德性与幸福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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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民主社会主义的异化逻辑与运动结果
    曾瑞明
    2014, 48 (7):  85-92.  DOI:
    摘要 ( )   PDF(1652KB) ( )  
    无论作为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改良模式,民主社会主义都已经没落了。面对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管在何种特殊时候以何种特殊方式出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都不再可能撼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从思潮泛起到实践开展,从风靡世界到销声匿迹,民主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逐步消解社会主义身份特征的异化路线,也是一条毁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道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没能改良资本主义,却消灭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第三世界,民主社会主义没能发展社会主义,却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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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评述
    国外粮食安全研究的最新
    进展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张培丽1, 周湘凤2
    2014, 48 (7):  93-10.  DOI:
    摘要 ( )   PDF(1729KB) ( )  
    粮食安全直接关乎民生幸福和社会稳定,从而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敏感话题。为此,本文对国外关于粮食安全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梳理,并提出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启示:一是粮食安全内涵随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二是气候变化和生物燃料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有待于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生物燃料需慎重;三是水资源短缺将对粮食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四是加强粮食安全知识教育,减少粮食浪费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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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道德想象力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杨慧民
    2014, 48 (7):  102-109.  DOI:
    摘要 ( )   PDF(1692KB) ( )  
    道德想象力研究是在德性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研究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出现的新动向,既是多元伦理学体系交融并存的时代境遇的映射,又符合现代道德价值精神的发展方向。本文在揭示道德想象力研究价值存在的基础上,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四个维度梳理了近年来道德想象力研究的主要进展,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未来的道德想象力研究,一是应着眼于观念凝练和理论体系建构;二是应着力于道德想象力实践价值的探讨,广泛开展道德想象力影响因素的实证性研究;三是应关注不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道德想象力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同时应对中国传统道德想象的思想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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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动态
    “跨学科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国族’论坛”综述
    林青1, 祁涛2
    2014, 48 (7):  110-112.  DOI:
    摘要 ( )   PDF(619KB) ( )  
    2014年3月15日,“跨学科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国族’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思想研究中心、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国家民委研究中心和云南大学的1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中国作为传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面对民族问题错综复杂的新形势时,以何种理念和话语形式来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秩序,这既是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方面。自清末以来,梁启超、杨度、章太炎与孙中山等都对“中华民族”、“国族”概念有过不同的内涵解读。随着作为传统政治世界支撑的帝国的瓦解,“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主要存在形式,在全球化浪潮及其所催生的民族主义复兴的环境下,民族国家愈发成为理论界所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次论坛,来自哲学、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围绕“中华民族”、“民族国家”、“国族”等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跨学科研讨和争论,从不同学科背景厘清了概念的缘起、合法性及其界限,以期为国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提供理论上的论证与支持。
    一、“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史、界限及其再生
    民国时期作为“中华民族”观念缘起的时代,成为研究“中华民族”概念的基本环节,在复杂的国内政治形势、民族关系和外来文明的冲击下,“中华民族”观显得尤其重要,但其中必定夹杂着一定的“狭隘性”,这表现为潜在的大汉族主义。当今天再来论述“中华民族”时,首先要在理论上厘理概念的形成史、界限及其再生所需要的新内容。针对这些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郑大华研究员认为,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1919年到1922年,孙中山秉持的是一种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其实质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而1923年以后,孙中山倡导的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既承认“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但同时又不否认各民族的存在,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郑大华研究员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继承了孙中山的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对“中华民族”观的研究,要回到原点即民国时期的话语论述框架中,然后再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云南大学政治学系周平教授附和了此主题,他认为对“中华民族”的不同理解,实质上解构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统一性。所以应该回溯“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史来重建“中华民族”的内涵并取得共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任军锋教授从“五族共和”和种族意识的角度指出,从民国时期的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孙中山等人的论述中可见,中华民族观蕴含着浓厚的汉种族意识,这主要是因为种族革命成为当时政治革命的主要动力,这根源于汉民族在中华民族国家框架中的绝对主体地位。就郑大华研究员所述的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转变问题,任军锋教授认为,孙中山的民族观仍然具有连续性,主要表现在对汉人的自我种族意识、自我优越感,以及以汉人同化能力为主轴的民族观。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红杰研究员认为,民国时期的论述是民族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但其前提是成熟的政治话语的形成。复旦大学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纳日碧力戈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的“中华”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他主张民族问题应该以差异为前提,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开展包容差异的政治协商,以缓解国家认同与语言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的张世保研究员建议用“体用不二”和“理一分殊”来理解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从而增强各民族之间的认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邹诗鹏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的现代重建,参照了西方民族国家的经验,特别表现为通过国族建构实现对中华民族的集聚。从梁启超到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概念虽然包含着汉族中心的意味,但须结合当时的国情国势予以综合考察,因为即使梁启超和孙中山,也将中华民族看成了一个包容性的概念。尤其重要的是,经历一百多年的历史,今日中华民族概念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包容团结意味很强的国族性质的概念,因此完全不必仅限于汉民族理解中华民族,更不应该借着考证或实证解构中华民族概念。
    二、“民族国家”的论域、适用性及其特征
    “民族国家”作为西方现代国家的范式进入中国,本身就具有域外色彩。而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话语时,其必然会遇到多民族的统合问题,即适用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概念如何适用于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这成为本次论坛的焦点之一。
    周平教授指出,“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西欧,为民族提供政治保障,为国家提供民族动力。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框架,民族国家调适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关系的方式,就是确立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他认为,从民族构成来将民族国家理解为单一民族国家是有失偏颇的,民族国家描述的现实不是从民族构成来理解的,其实质在于国家,其本质是解决民族与国家之间二元的政治框架。邹诗鹏教授指出,民族国家是一定区域及文化传统中的诸族群面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集聚及其整合,西方的民族国家有着鲜明的特征即政治建构、宗教维度和地缘政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教授认为,民族国家是应对现代国家的手段,个体本位和民族认同共同构筑现代国家,表现为现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但是,“民族”和“现代国家主权体系”是外在于中国文化传统,这意味着中国是被迫接受“民族国家”观念。他主张应该从“文明国家”和“天下意识”的双重维度来建构当代中国的认同。李红杰研究员认为,民族国家所实行的民族—人民—国家的合一及其所借助的同化手段,使得民族差异趋于消解,而这不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还主张将民族国家译为国民国家,以消除过于局限族群意义上的民族理解民族国家的误会。纳日碧力戈教授则建议将“民族国家”翻译为“多民族国家”,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公平正义的多族共生国。邹诗鹏教授则认为民族国家的实质就是“国族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陈建樾研究员强调要区别单一民族和多民族的民族国家,这是理解中国特色民族观的重要指标。张世保研究员强调要区分内生性和外生性民族国家,并且指出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白彤东教授认为,先秦哲学已经提出了对现代性问题(包括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的回答,他认为儒家的国家认同以恻隐之心与夷夏之辩为基础;国际关系是既强调国家认同(“主权”)又强调对这一认同的超越(“仁权高于主权”),在这个意义上,白彤东教授认为儒家对西方近代的狭隘民族国家理论有其优越性。
    三、国族及其可能的建构
    近来国族建构话题越来越成为学术探讨的主题,其实质在于抛开由于种族称谓所带来的政治话语层面谋求形式统一的困扰。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意义上,各民族的存在样式必须得到完整的保存并获得平等的尊重,这在政治层面是必须得到保障,但是在政治话语的建构上,国族概念更能实现民族的整合并对外形成统一的形象。所以,如何澄清理论旨趣和阐释国族建构在政治话语建构层面的必要性,仍然是需要进行开拓的领域。
    对此,周平教授指出,国族是民族国家的根基,民族国家的实现过程,都依托于国族。国族不是民族群众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政治建构的产物,其根本特性是国家特性或政治特性。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国族的建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互为条件,离开国族就无法真正把握民族国家的制度内涵。国族建设的具体内容是围绕着增强国族的同质性与维护非主体民族的族属身份和权益关系展开的,关键在于共同文化和国族意识。张世保研究员对此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在外生性的民族国家中,国族与民族国家并不互为条件。邹诗鹏教授主张,国族的建构并不是以消灭各民族差异存在为条件,而主要是立足于政治层面,即如何以一种话语建构的形式来谋求多民族的治理。他认为,中华民族的现代重构就应该通过国族的建构来规避民族差异,从而避免民族间的冲突与对抗。因此,“国族”概念更应该是政治话语的一种策略形式。邹诗鹏教授强调,现代多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的两个基本方面是作为政治自觉的国族认同与文化民族的自觉。同时,邹诗鹏教授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及其民族国家的批判以及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都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国族建构提供了理论资源。陈建樾研究员则通过一种实证的方式考察了台湾光复初期山地国语运动,并且指出在多民族社会的族际政治生态中,必须要厘清并向各民族说明“国族化”与“民族化”的界限,避免族际之间的猜忌、疑虑、歧义甚至冲突。纳日碧力戈教授认为,国族建构忽略了人类学的基本原则,即种族、文化和语言之间的边界不可重合性,会激化国家认同与语言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不利于民族团结。他认为,国族建构要坚持自下而上的人类学方法。李红杰研究员指出,民族国家与国族合一的前提是种族主义和同化主义,这不利于整合多民族国家。他倡导在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基础上建立公民国家,使得民族、文化与国家脱钩,实现多元文化共生,并强调应当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进行国家认同建设。
    本次跨学科对话,旨在尝试打通不同科学范式的界限,激发学科间的争论和互补,同时呈现各学科视野的盲区,这种开放的对话态度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李红杰研究员指出,跨学科研究要超越“民族”视野,以非民族的话语来呈现问题的客观性。纳日碧力戈教授指出,民族问题的探讨,要摆脱索绪尔语言学式的平面叙述,要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推进各民族间的差异研究,为民族问题的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孙向晨教授认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环节是对现代文明和基本人权的认可问题,而这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都要承担起的使命。与会学者深感本次论坛问题集中、跨学科的研讨开放了视域,打开了思路,很多局限于本学科论域的纠结豁然化解,民族学研究的同仁深感突破民族学范式开展民族学研究的必要性,而非民族学研究的同仁在研究民族问题时,也深感中国民族问题的现实复杂性。就问题本身的探讨而言,这样高质量的论坛有必要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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