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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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仓

2025, 59 (8):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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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通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战略谋划，通过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进行工作布署，通过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指明实施路径，推动新时代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体系化和实践化。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系列重要会议，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不断推动党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科学化和学理化。围绕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不断提炼新概念，总结新范畴，提出新命题，形成相对独立的新原理。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主要脉络，是其整体结构、重点领域和核心命题不断丰富、相互联系、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过程，并且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同向而行。新时代党的文化建设思想，也有一个从“重要论述”“重要思想”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不断提炼升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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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现代化比较的三个前提

余根雄

2025, 59 (8):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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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现代化的比较应在严格的规范下进行，无前提地对中西现代化进行比较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探索。中西现代化比较应明确三个前提。一是概念前提。它要阐明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以确立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从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来讲，现代化的一般可描述为“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大生产”。二是历史前提。它要说明现代化的“既定事实”，以明确现代化的发展现状。就当今世界现代化的实际格局来讲，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虽早已建立，却仍面临现代化的可持续性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强国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三是价值前提。它要厘清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以标定现代化各具体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多样性之辩证关系，各具体的现代化道路之间并不是相互否弃的对立面，而是平等互鉴的共同体。中西现代化比较的前提同时也是中西现代化比较的界限。只有在这一界限范围内对中西现代化进行比较才是合理的、科学的，所得出的结论才具有普遍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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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物质”概念新解——以近代唯物主义理解“物质”概念的两条路径为背景

赵立凯

2025, 59 (8):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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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唯物主义对“物质”概念的理解存在两条路径，其一是“机械唯物主义”路径，以霍布斯、笛卡尔哲学为主要代表，影响及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其二是“感性唯物主义”路径，以培根、费尔巴哈哲学为主要代表。马克思的“物质”概念主要源自于“感性唯物主义”的“感性物质”思想，并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获得辩证本性。马克思内含“感性”与“辩证法”双重原则的“物质”概念由于自身的辩证法而同时具有“感性存在”与“形式定在”二重结构，其中，“形式定在”内生于“感性存在”。这一“物质”概念思想是马克思把握“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对象、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所在。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物质”概念思想，只有把列宁的“物质”定义与《哲学笔记》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把握列宁“物质”概念及其与马克思“物质”概念的统一性、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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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叙事建构及学科化发展

赵紫玉, 李佳金

2025, 59 (8): 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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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叙事建构的关键时期。中共党史叙事的建构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求，从建党初期蔡和森等党内理论家初步运用唯物史观书写党史，到大革命失败后形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叙事，再到延安时期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重构党史，最终塑造了经典的革命史叙事。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的核心理念、儒家治史的文化资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照经验，合力塑造了中共党史叙事的基本面貌。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走向学科化是中共党史叙事充分发挥政治功能的必由之路，延安时期通过党史叙事通俗化、党史教材标准化和教学队伍专业化，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初步成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叙事的建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党史观，形塑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共党史书写范式，并为今天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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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党建的观念认知、制度结构与未来图景

王烨

2025, 59 (8): 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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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党的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面临的一项新课题。数字党建是技术支持和完善党的建设的实践路径，其核心特质在于创新性、互动性和复制性的深度融合，其发展进程有赖于制度体系、组织保障与运行机制的坚实支撑。在技术迭代、制度构建与价值共识的动态张力之中，数字党建的发展既面临组织虚化、主体弱化、技术安全等现实挑战，也蕴含效能跃迁的历史机遇。适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不断推进数字观念和数字思维的养成，持续完善数字党建的制度体系和实践模式，保持价值与制度、秩序与活力、经验与知识的平衡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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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发”到“自觉”——《怎么办？》中列宁论思想自觉、政治坚定与组织统一

李忠军, 刘子睿

2025, 59 (8): 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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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是列宁系统批判俄国经济主义思潮的经典著作，在其中列宁指出这种思潮的根源在于盲目崇拜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并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强调必须将党的建设上升到自觉的高度。列宁不仅深刻阐明了思想建设为何自觉以及何以自觉，并且创造性地指出了思想建设对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前提性和基础性作用，为在俄国建立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做了充分思想理论准备。列宁对于“自发”与“自觉”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实质上回答了要不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怎样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问题。深刻把握《怎么办？》中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自觉、政治坚定与组织统一的科学研判和实践理路，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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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系统集成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机制

蓝波涛, 覃如峥

2025, 59 (8): 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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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特征，也是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科学方法论。以系统集成为方法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机制，需要把握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征融于其中的深刻内涵。从价值维度看，这一机制既是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更是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的重要举措。需从强化顶层设计、优化育人体系、促进多元协同三个维度，推动构建科学、开放、可持续的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机制，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注入系统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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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商品链与全球劳动力套利——因坦·苏万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评析

高建昆, 杨佳钰

2025, 59 (8): 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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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因坦·苏万迪构建了以“劳动价值商品链”为主线、新经济帝国主义为实质内涵的理论分析框架，阐明剩余价值国际转移的核心机制，考察全球劳动力套利问题，并结合案例说明全球化帝国主义等级制度构建的现实过程，从而揭示劳动价值商品链的新经济帝国主义实质。因坦·苏万迪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研究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体系的利益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而相应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则构成了帝国主义研究的实证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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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与南方国家在绿色能源价值链中的产业发展能力

许嫣然

2025, 59 (8): 9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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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体系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国际贸易逐渐从传统基于最终产品的分工模式，转向以生产任务为核心的新范式，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扩展。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通常主导自由贸易体系，而全球南方国家则多以被动或从属的方式参与。然而，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展，一些南方国家凭借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在绿色能源等领域逐渐获得更为主动的角色。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为能源产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绿色能源的兴起使得南方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逐步从边缘向中心转变。本研究对中国与巴西进行比较，分析其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能力（创新水平、制造能力、市场规模）的影响,进而探讨全球南方国家在绿色能源价值链中的地位差异。南方国家通过自主型、平衡型和依附型三类产业政策培育产业发展能力，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呈现出跨越、进阶或停滞的不同发展路径。通过比较案例分析，本文揭示了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借助产业政策实现绿色能源产业的升级，并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大的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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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论析

朱旭, 王天屿

2025, 59 (8): 10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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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权力结构失衡、治理机制供应不足、有效治理价值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南方”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聚焦增强代表性和话语权、重塑公平规则和重要治理领域的治理模式创新，正成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群体性力量。然而，“全球南方”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进程中面临多重挑战，南北国家实力差距长期存在，“全球南方”自身也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加之西方国家对既有霸权秩序的维护和针对“全球南方”的分化策略。为此，“全球南方”需以增强综合实力为基础，深化区域治理与具体治理领域务实合作，同时通过积极参与现有机制推动渐进式改革，最终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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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国家观的虚假对立——重释普朗查斯与密利本德的争论

刘礼1, 孟捷2

2025, 59 (8): 12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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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基于唯物史观看待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抑或国家权力和阶级权力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必须破解的疑难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朗查斯和密利本德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争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这场争论经常被人称作“结构主义”与“工具主义”之争。本文通过梳理两人理论的发展过程，指出这种评价不仅人为制造了二元对立的理论困境，而且忽略了普密前后期的思想变化。从建构政治的局域理论到提出国家作为社会关系的学说，普朗查斯最终提供了不同于结构主义的新理论。密利本德则从批判国家精英论出发，转而强调生产方式对国家职能的结构性约束，对工具主义国家观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整体来看，普密之争最终使得两人在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上呈现出趋同倾向，他们的思想遗产为进一步发展更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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