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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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

刘建军, 马卿誉

2021, 55 (1):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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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来看，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通过及早发现社会问题、引导思想认识以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通过在社会发展中宣传安全发展理念、加强人们面对自然灾害的心理建设以维护公共安全；通过调动群体力量、明确相关责任人工作要求以加强治安防控；通过提供心理指导、对心理危机进行疏导矫治以完善社会心理服务；通过增强社区居民责任感、推动法治和德治进程、发挥家庭家教家风的作用以促进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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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教化：古代社会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陈继红

2021, 55 (1):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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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意义上的榜样教化概念为切入点，才可以深入理解古代社会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儒家多向度的阐释中，教化的本旨即榜样教化，其主要表现形态是身教示范。究其实质，榜样教化是一个关乎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的复杂性概念。作为“直接示范”的榜样教化具有层级式的权威示范之特质，其丰富的内在意蕴与社会治理的目标内涵达成了高度契合，由此成为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内中之义。作为“间接示范”的儒家榜样形象则从经典走向了生活，在以社会教化活动为重要标志的古代社会治理实践中得以再现与演绎，由此在社会化转向过程中推动了社会教化目标的顺利实现。在现代转化的视阈下，上述资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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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制与规化：西方社会治理中的公民教育

曹金龙, 宇文利

2021, 55 (1):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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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起源于西方社会治理实践，并且随着社会发展和整体改变而产生流变。公民教育在古典城邦治理中体现为公民德性教育，在神学统治时代社会治理中体现为宗教信仰教育，近代西方社会形态转变中确立了公民教育法治主义传统，在现当代社会治理中走向繁荣。公民教育切合西方社会治理注重法治精神、规则意识和多元治理的特点，在制度约制和规则教化两方面为社会治理提供支撑。公民教育在西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为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提供了很好的镜鉴。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成果，但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培养公民的主要渠道，可以成为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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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探析

宋利芳

2021, 55 (1): 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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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济学学科在引进、介绍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致力于创立中国发展经济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新时代中国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必要性体现在：发展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创立中国发展经济学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发展经济学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为了促进新时代中国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在我国学科目录内增设发展经济学为理论经济学二级学科；着力把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伟大实践提炼升华为国际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加强对微观发展经济学和随机实地实验方法的研究；重视对发展中国家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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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的现代性维度与中国道路

刘洋

2021, 55 (1): 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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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宣言》的现代性维度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双重需要，一是经典文本需要结合时代语境而不断创新出场，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亟需理论指引。开启《宣言》的现代性维度需要在方法论上坚持“返本”与“开新”的互动循环：一方面，挖掘与深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矛盾与困境、终结与超越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体现“返本”；另一方面，在“返本”的基础上进行“开新”，要以一种创造性的原则来实现理论的当代转化，将《宣言》的现代性思想转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的实践原则。这样，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源”与“道”的结合，才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宣言》研究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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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如何决定政治国家?——基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等级要素的批判

王旭荣

2021, 55 (1):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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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立法权和等级要素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分析。本文旨在表明，就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而言，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等级要素概念的批判，辨析、剥离并澄清了被黑格尔遮蔽的现代政治行动的实情，由此指出正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等级要素，市民社会及其各等级获得了决定政治国家的力量，并且揭示了现代立法权制度中存在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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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数字劳动、数字剥削、数字资本？——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孟飞, 程榕

2021, 55 (1): 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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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西方学界对此观点各异。为回应这一争论，首先就要对数字劳动本身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阐释数字劳动的物质属性；论证数字劳动产品向数字资本过渡的进阶逻辑；进而得出数字资本家全面剥削数字劳工的结论。数字信息技术是人的劳动的对象物在资本主义的应用，数字劳动在本质上仍属于生产性劳动。那么就实现了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数字资本从未改变资本增殖的本性，它依旧无法规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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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安全体系的建构和健全

唐钧

2021, 55 (1): 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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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公共安全体系普遍面临着危态频突发、常态易脱管、未态屡无感的共性挑战，问题导向的系统性、稳健性、前瞻性剖析，可提炼出使命、工具、结构、功能、属性、路径六项要素。为实现危态安全、常态安全、未态安全的三重目标，必须紧扣六要素开展静态的系统建构：一是“基础型构架”，通过使命和工具夯实“地基”；二是“支撑型构架”，通过结构和功能搭建“支柱”；三是“拓展型构架”，通过属性和路径辅助“延展”。在此基础上还应遵循权变导向，分阶段、分层次、有侧重地实施动态健全：一是危态安全的“补短板式”健全，融合高危应对机制、结合联防联控机制、联合风险整改机制；二是常态安全的“优系统式”健全，创立预防预警机制、创建主体尽责机制、创新智慧风控机制；三是未态安全的“重发展式”健全，强化应急学习机制、优化绩效导向机制、孵化社会自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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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风险分析与预防机制构建——基于信号理论视角

肖晞, 宋国新

2021, 55 (1): 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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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号理论为视角，国际合作各方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致使逆向选择发生，风险增加。研究发现，信号表达和信号甄别是影响国际合作风险的两个核心变量，二者的共振决定国际合作风险的程度。本文尝试建立信号表达、信号甄别与国际合作风险的分析框架，分析信号表达、信号甄别及二者共振与国际合作风险程度间的内在关系。二者共振产生三类结果：“真实，强”组合的国际合作风险小；“真实，弱”“欺骗，强”组合的国际合作风险相对适中；“欺骗，弱”组合的国际合作风险高。基于此，通过三个案例分析国际合作前中后的风险生成机理。应通过提高信号表达的真实性，扩大信号表达范围，实现信号的分离均衡，构建更加均衡的信号表达机制；通过提升信号甄别能力和意愿，扩大甄别范围和提高甄别频率，实现信号的分离均衡，构建更加均衡的信号甄别机制；加强二者的正向均衡互动，构建国际合作风险的预防机制，提高国际合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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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安全困境的缓解逻辑：一项理论比较分析

尹继武

2021, 55 (1): 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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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困境是指一国追求自身的安全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进而总体安全环境的恶化，形成安全追求的非本意恶化的局面。国家安全受到战略互动的影响，安全困境是国家追求安全过程中的一种非本意和错误认知的结果。安全困境具有系列的核心特征和前提，比如国家都是追求自身的安全，而非进攻性和恶意的，其起源于国际社会的根本特性，即无政府状态，因此安全困境的起源是结构性的。缓解安全困境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路径强调不同因素的作用，聚焦于理性成本与认知机制的不同来源。缓解安全困境的核心在于克服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通过战略沟通增强国家意图传递的可信性与正确认知，有助于实现命运共同体以及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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