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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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军, 孙伟平

2020, 54 (6):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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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新时代，面对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的新高潮”，习近平审时度势，多次对人工智能相关问题作出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内含着四重价值意蕴，即人工智能是我国抢占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和产业变革先机的重要战略抓手；人工智能是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推动力量；人工智能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推进智能化治理的重要途径；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需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习近平重要论述的四重价值意蕴为我们准确把握人工智能的重要意义、推动中国向智能化时代迈进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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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学习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

安丽梅

2020, 54 (6):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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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的重要要求。习近平在系统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以及价值性原则、历史性原则、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强调要着重厘清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保存整理、梳理挖掘、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传播弘扬等不同层面的层次性要求，并强调当前要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当下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传承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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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阐释国家制度优势

陈金龙

2020, 54 (6):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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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制度显著优势从十三个方面进行了集中概括，高校如何向学生讲清楚国家制度优势，以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是需要思考和实践的问题。揭示国家制度优势的层次、特性和评价标准，是讲清楚国家制度优势的学理基础。运用历史追溯方法、结合事实来分析、比较分析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展现国家制度优势，是讲清楚国家制度优势的方法要求。运用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知识诠释国家制度优势，是讲清楚国家制度优势的视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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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创建

方福前

2020, 54 (6): 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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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前者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个有机体，后者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个机械体。这两种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是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国经济学在现阶段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既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又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问题。市场经济运行原理是中西方经济学的交叉点。在新时代，我们应当对西方经济学实施“剔除术”“整形术”和“移植术”，使之正确地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服务，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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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的理论内涵与中国实践

王衡

2020, 54 (6):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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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一方面把对民主的研究与人类的彻底解放相结合，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地揭示了民主的本质、目的和适用范围；另一方面通过“类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深刻地揭示了民主的发展规律和实现手段。“阶级民主”与“实质民主”从价值和真理的双重维度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的理论内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理论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三统一”的政治发展道路选择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在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上不断推动最广泛、最真实、最有效的人民民主的具体实现，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的实践形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应该继续坚持不断从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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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正义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叶冬娜

2020, 54 (6):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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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正义意蕴内涵着社会正义的思想，它是一个总体性的思想概念。从本体论维度，马克思自然观强调在对象性活动中把握生态正义；从价值论维度，突出在人和自然的共生中实现生态正义；从历史观维度，明确人类对待自然的正义行为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实践的生态正义具有主体能动性、对象客观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多维规定。习近平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主张人与自然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的辩证统一，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生态正义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生态环境，彰显了生态正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契合和互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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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收入主体分配格局的演变与原因研究

杨巨, 方恬

2020, 54 (6): 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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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资金流量表考察了2000—2017年我国资本收入在住户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等主体之间的分配格局与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在财产收入分配之前，资本收入分配格局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住户部门资本收入占比快速下降而金融部门快速上升，财产收入分配提高了居民资本收入但没有改变原有变化趋势。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住户部门资本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的“双降”，金融部门资本收入占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企业盈利能力与经营规模的“双升”，深层原因包括新经济的冲击、个体经济的不利地位、经济金融化趋势等因素。最后，本文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并且从处理好国企发展壮大与利润共享之间的关系、健全银行和证券市场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保护住户部门个体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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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级核心政治体制与“统分结合”双层治理

张雪霖

2020, 54 (6): 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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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产生优异治理绩效的体制与机制，是理解“中国经验”的关键。基于我国政治制度的党政关系与央地关系两个维度，本文提出“多层级核心政治体制”的新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模式”。我国多层级核心政治体制内含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式非制度性分权、纵向集权与横向竞争的组织体系、责权利不对称的行政原理等属性，形成了在中央与地方或上级与下级之间实行“统分结合”双层治理机制。向上“统”还是向下“分”，可根据社会治理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动态调整，因此我国体制具有“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治理弹性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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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对人文精神的僭越——从《启蒙辩证法》看“学术资本主义”

李丽丽

2020, 54 (6): 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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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本主义”是由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所带动的一种学术市场行为或学术市场化倾向，是现代启蒙运动不可逆转的趋势。《启蒙辩证法》一书描述了启蒙所导致的工具理性对人文精神的僭越，引发了启蒙意识的倒退或“启蒙悖论”这一现象。《启蒙辩证法》为理解“学术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学术资本主义”中资本逻辑所体现的工具理性对学术价值理性的侵蚀，也在塑造着与《启蒙辩证法》相似的悖论。然而，对于《启蒙辩证法》这一视角，我们仍需保持反思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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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张会峰

2020, 54 (6): 9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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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李梁

2020, 54 (6): 10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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