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5年来，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开创了澳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局面，走出了一条继续保持祖国内地对外开放之“窗口、桥梁、国际通道”，以及“超级联系人”的“传统特色”和“区位优势”，全面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为目标定位的经济适度多元和可持续发展，亦即继续保持繁荣稳定而致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持正革新、行稳致远的经济建设新路，不断丰富和深化了“一国两制”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具体内容，其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和总结。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重大命题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历史经验的主动把握、时代价值的主动考量以及实践推进的主动布局，蕴含着深刻的主动逻辑。从历史维度看，这一命题的提出映射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和主动遵循，是党顺应历史潮流、总结历史经验、捕捉历史机遇、履行历史使命得出的重要结论，体现了厚重的历史主动逻辑。从价值维度看，这一命题的提出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坚持文化领导权”在强化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丰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塑造世界文明发展新格局等层面价值意义的积极关照和主动审视，彰显了鲜明的价值主动逻辑。从实践维度看，这一命题的提出承载着中国共产党通过把方向、抓导向、建内容、管阵地、强队伍着力坚持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主动作为，昭示了深刻的实践主动逻辑。

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共党史党建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是提升国家文化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是中华文明积淀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需要。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从宏观而言，可从学科知识体系、学术知识体系、话语知识体系三个层面来把握；从微观来说，可从中共党史党建的具体问题来把握。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特征，体现为政治性与学术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吸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相关知识积累，又要立足中国实践、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理论思维能力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至为重要。

中国革命的后发性，决定了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学术体系建构的材料是从标识性概念的修正，或者说命题开始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成为自主学术体系建构的新材料。应对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建构中的问题与挑战，需要从改造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也就是学术体系的结构问题。这就需要从组织、纲领（目标）、事件、制度与过程入手，建构可能的分析框架。其中，组织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也是学术体系建构的核心要素。在纲领（目标）引领下，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是以重大事件推动制度的成长，其后，制度逐步代替重大事件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既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成长与事业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是自主学术体系建构的基本框架；而贯穿其中的政治过程则更具有创造性，也更能反映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建构的特点。

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需要回答什么是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为何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等基本问题。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成体系的知识整体，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原理范式等层次结构，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建设的本质和规律，其自主性主要体现在理论、实践、主体等方面。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是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的重要内容，是破解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执政兴国重大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为世界政党治理知识生产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内在要求。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要贯通本来、外来和未来，进一步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在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核心地位、管党治党丰富实践在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基础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源头地位，以及国外政党理论在中国自主的党建学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参照作用。

启蒙运动以来的“有用性的统治”引发了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并开启了以“有用性批判”为基本视域的现代性批判。从黑格尔到青年马克思的“有用性批判”，都遵循着“主体-客体”二元关系下现代性“分裂-整合”的理论模式，以自我意识主体的“起源-目的”自我复归运动来整合现代性的分裂。受制于“主体-客体”二元范式，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内在地规定了“有用性批判”的深度与限度。对此，应当重新开掘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有用性-主客体异化批判”纳入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视域中予以重构，兼容并综合“主客体异化批判”与“主体间物象化批判”双重向度，突破“有用性批判”的主体性困境，拓展现代性批判的当代视域。进而，在超越启蒙的“有用性批判”的基础上，应当以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划分的结构化视域展望未来社会的“新有用性”，探索主体与“有用性”新关系的未来向度。

古典政治哲学的德性公共精神和近代政治哲学的契约公共精神是历史唯物主义进入公共精神思考的总背景。德性公共精神是与传统共同体社会的生存形态和活动方式相适应的精神形态，它代表着个人对传统共同体所奉行的强制性价值规范的认同精神和归属精神。契约公共精神是指对在普遍共识基础上形成的契约规则的认同精神和尊重精神，它强调个人特殊性的目的只有通过普遍性契约规则的支撑和保障才能够得到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把包括公共精神在内的一切精神形态纳入到感性生产实践和社会历史过程中加以辩证的理解，揭示了公共精神的根源、特质、存在形态和超越路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公共精神实现了对无个人主体性的德性公共精神和以个人主体性为根据的契约公共精神的双重超越，意味着对公共精神形态的重新规定，它内在地要求实践基础、社会关系、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仍然坚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设制造强国。对此进行学理性系统性阐释，就需要科学认识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充分借鉴西方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结合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推进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基于生产视角的产业资本理论揭示了产业资本是生产性资本，是资本的基本形式，以及制造业在产业资本部门中居于基础地位的一般原理，西方学者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制造业的经验总结出的理论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的科学性，并对数字经济下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了新的理论阐释和经验检验，得出了数字经济下强大的制造业仍然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基础，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和数据优势。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坚持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等新型工业化举措，是对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成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对罗伯特·吉尔平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的发展动力和变革逻辑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比较。本文认为，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强调物质第一性的理论，对国际体系的发展动力和变革逻辑持有许多相似的观点。两种理论都强调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和军事革新是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根本动力，同时，两者都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逻辑是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不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动最终会导致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和国际秩序的变革。但是，相比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更为广阔，对国家性质的忽视、对国际体系不平等缺乏批判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缺失的地方，这也导致它们在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向和可能性等方面存在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有力解释当前国际体系各层次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尤其是中国为何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件犀利的理论武器，依附理论深刻地批判了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西方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曾引起广泛的关注与思考。但是，由于该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事实，依附理论一度丧失理论影响力。在新时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下不断加剧的南北差距以及发达国家对“全球南方”正当发展权利的打压，依附理论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即成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崛起理论工具,批判西方规则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以及反思“后发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国是新依附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但学者们对于中国的作用和角色存在争议。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社会数字化特征愈发明显。想要具体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需要借助与数字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数字社会主义概念。对于数字社会主义的正确解码，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于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整合观视角，辨明其是“社会主义”和“数字社会”之重叠，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了其与数字资本主义的联系之处与根本区别。前三次科技革命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凸显数字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的现实态势，彰明实现数字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对数字社会主义及其实现进行唯物史观分析，有利于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理解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面相与探索其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