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计划（规划）是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抓手，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势制度，能够随着经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21世纪以来，五年计划（规划）与时俱进，指引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围绕五年计划（规划），中国不断健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形成了以五年计划（规划）及远景目标规划为引领，由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共同组成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为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展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国家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

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呈现为巩固文化领导主体性、文化发展主体性、文化创新主体性和文化交流主体性，重点回答的是“谁来巩固”“巩固内容”“巩固方式”和“巩固效果”的系统性问题。在此过程中面临着“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双重挑战、“唯文化主义”和“唯科技主义”的双面冲击、“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的双重争论、“话语难题”和“接受难题”的双重障碍。面向未来，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要明确巩固重点，聚焦文化“凝聚力”“塑造力”“引领力”“辐射力”，加强领导权与自主权有机结合、增强文化性与科技性有机融合、秉持守正性与创新性有机统一、推动话语力与传播力协同构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夯实文化根基。
［

作为西欧现代化运动的观念基础，启蒙以降的现代化思潮涉及对理性、自由、权利、进步和解放等普遍性问题的关切，表达了对现代文明转型的追寻与反思。通过与诸现代化思潮的交锋，青年马克思从对现代性观念原则的追随转向批判性审视，基于对德、法、英等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初步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演进趋势。从《莱茵报》时期到1845年哲学革命的前夕，马克思以资产阶级革命标识出现代化转型的积极效应和局限，以私有财产制度把握现代化发展的逻辑线索，以大工业条件下的物对人的统治揭示现代人的异化生存境遇，以共产主义运动指明现代化之自我否定和扬弃的实践趋向。通过探索和回应“德国式的现代问题”，马克思逐步深化了对现代化观念与社会现实之时空交错、历史趋向与主体选择之辩证联结的认识，从解决德国式现代化的特殊问题上升到对现代世界的普遍原则及其历史限度的批判，为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开辟了新的革命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必须体现新时代的要求和展现新时代的气象。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主要任务，主要表现在原理的范围认定、理论表述、学理阐释、重心凸显、丰富发展、体系建构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范围认定要有新时代的眼光，理论表述要有新时代的气息，学理阐释要联系新时代的实际，重心凸显要体现新时代的特征，丰富发展要吸纳新时代的成果，体系构建要符合新时代的需要。这些关于原理时代化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原理研究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参考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40年，对学科研究中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这一最具有奠基性的领域、基础性的内容展开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必要且意义重大。在40年的探索中，主要成绩是逐步构建和完善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体系，逐渐拓展和深化了相关研究内容，不断尝试和创立了原理研究范式，持续丰富和创新了相关研究方法，接续建立和壮大了研究队伍。4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形成了重要历史经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中西方有益知识借鉴相结合，坚持夯实理论根基与重视交叉研究相结合，坚持深化元理论研究与回应重大实践问题相结合，坚持宏观研究视角与微观研究视角相结合，坚持发扬传统研究方法优势与运用新技术赋能相结合。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大厦中，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居于基础性地位，以其特有的普遍性、根本性和稳定性而发挥着基石性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普遍性、根本性和稳定性并不排斥其创新性。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需要吐故纳新以蓬勃其生命活力，需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实现理论形态和原理形象的进阶迭代。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现状看，其未来的创新路向大致有三：一是吸收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新近成果，提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对原理中的核心概念、基本结构和解释能力等进行完善与提升，使其核心概念更能体现学科特质、基本结构更具逻辑自洽、理论体系更有实践指导力和学理解释力；二是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范式，在社会哲学和人学范式的基础上以新范式建构更为精准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三是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纲领的“硬核”，特别是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学核心范畴的认识进行自我革命，以“新硬核”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新纲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中央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不仅是立足中国实践所作的一项重大理论创造，也是新征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实践探索。本文在马克思主义产业思想和公有制思想基础上，结合党中央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不断探索与完善，明晰了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是产业发展的自发动态优化和政府协调生产力布局的主动选择的有机结合。伴随着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也在不断丰富与完善，国有经济历经了“积累与扩张时期——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时期——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时期”三个阶段，实现了“以计划目标为主——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主——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目标导向的转变，这是理论与政策互为助力、相辅相成的生动写照。针对新征程上国有经济产业布局非均衡性明显、产业结构不协调等问题，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实践依据，以人民为中心为实践价值，以高质量发展为实践目标。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文献体系建设、跨学科交流与强化资政育人功能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作为一种新型数字文献形态，中共党史党建学口述历史数字档案融合口述历史与数字档案的优势，展现出多种模态的鲜明特征，构成人物、事件、复合三种基本大类及代际、机构、学科、地域四种划分标准下的基本类目。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组织方式，这一档案建设经由“前期筹备—中期执行—后期管护”的程序化操作形成一套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专业技术标准，有助于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夯实文献基础。

当前全球治理进程遭遇困局，治理“碎片化”与领导力缺失的困境日渐显现。笔者认为，伴随全球治理主体从传统的大多边政府机制演变为包含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的复合体，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正面临深刻重塑，其同传统国家行为体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日益呈现新的发展态势。论文以环境领域为例，深入探究治理“碎片化”图景下非政府组织角色功能的演进机理与发展趋向，以及其对新时期中国深度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影响和启示。

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源泉。世界经济史表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应用效率并不稳定，所谓效率包括科学技术的物质产出质量和科技的应用范围及程度两个视角，其核心影响因素是制度环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研究发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本质是扩大再生产，资产阶级为了在生产中攫取更多剩余价值会有内生动力加强科学技术的研发应用。同时，资本竞争加剧使个别资本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并在市场占优的前提下设置壁垒，从而抑制科学技术迭代升级的速度。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应用效率远低于其应有水平，从而出现物质资料生产绝对不足和相对过剩并存的局面。这一现象体现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周期性危机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并非严格对立状态，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调整，科学技术应用效率可以得到最大释放。

近些年来，西方民主研究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认知转向。这些研究突破了“认知禁欲”的主流研究范式，开始关注民主的认知问题，试图证明多数拥有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并参照这种能力为民主的价值进行辩护，形成了所谓的认知民主。在它产生和发展的近四十年时间内，已经大致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路径和模型，并对民主的认知属性作出了较为有力的证明，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长期存在于西方政治思想中反认知的民主观念。从现实来看，认知民主也回应了西方社会对民主能力的广泛质疑，因此尽管这一理论目前还没有完全被西方的主流理论所接受，但它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仅如此，认知民主也为我国的民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