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思维方法推进党和国家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点和突出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对党和国家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科学指引、战略谋划和系统部署，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深刻领会和把握贯穿其中的科学思维方法：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掌舵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发展方向；以鉴往知来的历史思维掌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历史主动；以防范风险的底线思维铸牢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安全防线；以全面系统的辩证思维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关系；以引领时代的创新思维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创新活力，为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引。

一度时期，费尔巴哈曾构成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思想内在联络的重要一环。在脱离黑格尔哲学时，费尔巴哈提出了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这个概念深刻着古代天文学的寓意。它刚好与从天体秩序转向大地法则的视角相映衬。费尔巴哈哲学表明，既然各个天体都自成一类，地上的人就直观个体而言也当整全而非零碎。但从马克思描绘的人类的社会概念看，费尔巴哈仍然在直观中表达了神圣人的理念存在。为了解决建立在人们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统一问题，马克思告别哲学转向人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讨论哲学命题外表之下的初衷是推进费尔巴哈哲学改造。明确现代世界中的我们应对人类因感性的类直观而存在的理念和人类因爱而存在的理念进行新的批判。特别是对费尔巴哈的两性哲学原则作出新的关注。费尔巴哈人学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一直盼望与自然和谐地生活提供了一篇序章。

没有需要范畴的澄明，就没有需要理论的奠基。对需要范畴的界定和辨析，要结合马克思对需要与欲望、想要、贪婪、需求等范畴的区分使用，在作为动词和作为名词的语境下区别考察、分类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反思需要的本真意蕴和需要的错误观念。从马克思对两种不同词性下需要的区分使用来看，无论是在动词意义上表现为“必要的需要”、基于“必要的需要”基础上的“还应需要”，还是作为名词意义上表现为“需要的具体名词”和“需要的抽象名词”，其在深化唯物史观理解、揭示资本逻辑下异化需要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辅助性论证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问题意识、内在逻辑和特定理论价值。马克思需要范畴的哲学澄明，不仅对反思后工业社会的消费主义的“虚假需要”、物质主义的“物化需要”、单向度人的“片面需要”、加速社会的“加速需要”、生态主义的“无限度需要”等问题，而且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哥达纲领批判》是一篇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蕴含着深刻的公正思想。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拉萨尔主义鼓吹的劳动决定论、分配决定论和铁的工资规律等错误理论进行彻底批判，从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出发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抽象公正观的颠覆与解蔽，基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轨迹，建构起无产阶级公正思想的基本内容。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当代意蕴并恰当寻索指向性路径，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魅力和时代价值所在。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的要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新质生产力是通过充分整合科技创新和现有产业基础，推动提升要素治理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先进生产力。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既要从根脉与魂脉的“注解”中理解其理论内涵，又要从时代与使命的“召唤”中透视发展的价值指向，还要从“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之问的现实回应中明晰构建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更要把握走向公平与效率高度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面临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启发，也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性变革和系统性重塑指明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颁布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的里程碑。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新挑战、爱国主义教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亟需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有效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和规范爱国主义教育。十余年间，我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构建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体系，形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范式。新时代新征程，需要继续优化爱国主义教育的规范体系，发挥多元规范的法治协同，在司法环节促进爱国主义判断标准的类型化、具象化，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高质量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不是凭空产生的，具有深层次的生成逻辑，其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是自我革命话语生成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历史和与之相适应的党建话语体系是自我革命话语生成的历史逻辑。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是自我革命话语生成的现实逻辑。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建设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总目标、以理念目标性话语、精神激励性话语、战略引领性话语、建设性话语、方法性话语为主要内容、以“四个自我”为实践支撑。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传承发展，丰富发展了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提出及其实践，开创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各国政党破解长期执政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局势和明显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中国从人类的前途命运出发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不同领域的实践，三者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又相互统一，共同为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以及治理赤字注入了中国力量、提供了中国方案。“三大倡议”作为中国向人类社会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对全球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突破了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桎梏以及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

进入新时代以来，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再度兴起，并呈现威胁议题设置主体多元协同、内容花样翻新、手段方式多样、受众更趋广泛等新表征。这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转嫁国内危机、维护霸权地位的现实需要，也是其遏制中国发展、强化战略防范的重要手段。针对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呈现的新特征新表现，中国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强化战略思维，积极破题、主动立题，对该论调作出了有力回应。面对“中国威胁论”的演变升级，应着力打造立体化、多层次、分众式的应对处置体系，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创新话语传播方式，增强对外传播合力，助力讲好中国故事。

历史政治学的提出和发展为中国发展自主的政治学知识和学科体系指出了一条前景可期的道路。在结合历史视野及路径拓展和深化政治学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历史政治学也从方法学层面对既有主流实证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本文在方法学层面系统回顾了现有主流因果分析框架、计量模型的核心前提假设，及其对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迁及相关演化机制的处理方式，指出了既有主流实证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在动态纳入时间这一关键议题上存在的一系列缺陷。考虑到历史政治学在研究中对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政治动态变迁同等程度的关注，本文指出，因果分析框架中基于过程性因果的最新讨论、方法学中有关动态计量模型的最新发展以及动态贝叶斯统计模型的最新成果，均为推动历史政治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更为恰当的方法学工具。为更有效地推动历史政治学的发展，研究人员需跳脱既有主流实证研究方法的束缚，认真对待深嵌历史视野中的时间性问题，在建模和数据分析中动态地纳入对时间维度边界条件和过程性因果的分析，通过提升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的匹配度，真正实现在历史的视野下拓展政治学研究、提炼政治学理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肇始之基是国际范围内政治经济领域的除旧布新——旧的以国家疆域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式微，多极化国际政治新格局的出现，以及自由化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些变化系统性地挑战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消费主义-福特制大生产-工会主义-福利国家”这一逻辑链条为基础所建立的相对稳定的产业/劳动关系系统。在西方劳动关系领域，主流的多元主义理论范式因此面临艰难转型。而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批判主义范式则迎来了全新的历史机遇，相较于多元主义对新时期的劳动关系问题表现出了更强的解释力。具体来说，随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者再次看到了全球范围内挑战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曙光；而微观视角的剩余价值理论则通过对算法控制和数字劳动的深刻洞察而重获其对数字化生产组织方式的解释力。通过对上述两个理论流派最新思想的评述，本文得出结论：在对全球化时代劳动关系领域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论争上，理论界正在见证批判主义的复兴。文末还对上述理论对新时期构建中国劳动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和解释中国劳动关系问题的意义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