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已经成为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一个鲜明的历史标志。在党的历史发展和革命事业经历曲折和危机的重大历史关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遵义会议的深刻启示在于：必须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新征程上，运用好遵义会议的宝贵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是遵义会议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最生动的表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目标。当前，城乡发展正面临来自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粮食安全等多方位的现代化挑战，凸显着市场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区域结构与整体发展需要、短期发展导向与长期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能简单寻求城乡关系改善，而要从体制、结构、标的三个层面深度融合城乡，加快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协调紧凑的空间布局、引导发挥城乡比较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谋划推进，围绕如何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取得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新时代文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新征程上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凝聚中华文明现代力量，需解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现实张力。唯物史观以原则高度审视了现代西方文明，揭示其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和对抗性本质。为确保唯物史观对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阐释和指导，应避免将其抽象化、教条化，而应具体分析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社会生产生活形态。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定向，既是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也是印在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历史脉络中。凝聚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作为党和人民肩负的现实任务和文化使命，必须接续唯物史观具体化的方法论原则。“两个结合”是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理论根据，也是中国共产党依唯物史观具体化自觉展开的实践路径，并彰显出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理论内涵。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原则高度，体现在其现实境域、建设原则和未来走向三个维度。

马克思与卢梭的关系是理解其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如果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论域中对战争与和平进行了最为深刻的阐发,那么与卢梭的反复对话则成为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重要契机。马克思在哲学起点、战争根源、和平路径和价值评判等方面扬弃了卢梭的“国家中心论”范式，实现了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进一步挖掘马克思对战争与和平的政治哲学筹划，既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也有助于透视现实问题、回应时代之需。

中共党史民族复兴叙事是指党史研究者在记录和阐释历史事实时，通过突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主题以及与该主题密切相关的事件和人物，引导全党树立正确的党史观。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为考察对象研究中共党史民族复兴历史叙事，能够把握这一时期部分关键历史事件与民族复兴历史主题的关系，在把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中深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研究；把握民主革命时期不同历史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分析民族复兴历史叙事在划分历史分期中的作用，在把握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关系中深化中共党史历史分期研究；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在统一的范围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必然性，在把握党对国家结构形式的认识变化中深化党的民族政策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结合的综合性标准衡量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设置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计划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完成过渡。党的八大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认为过渡时期尚未结束，并以继续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为出发点认识和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受到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加突出生产关系问题，逐步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提法取代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提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提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探索，能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话语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性问题，构建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40余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指向。从时代主题看，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集中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复兴话语主题、增强思政引领与解疑释惑的育人话语主题、在国际传播中争夺话语权的论争话语主题以及适应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数智话语主题。从内在特质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呈现出现实性、主体性、知识性的生成特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的要素特质，学理化、通俗化、趣味化的转化特质。从建构重点看，要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中强化话语体系的价值导向，在建设自主知识体系中夯实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在举世瞩目成就中加强话语体系的内容支撑，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汲取话语体系的文化滋养。

消费主义是资本增殖的必然产物，集中表现为消费异化，而数字消费主义是传统消费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表现、新样态，本质上是一种充分反映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数字消费主义的裹挟下，资本逻辑从人的物质生活领域向精神生活领域无限扩张，导致人的精神异化，主要表现为价值理性的物化倾向、人的主体性遮蔽与消解以及意义体系发生偏离。为此，唯有冲破数字消费主义对人的精神规训，摒弃工具理性，摆脱符码崇拜，才能超越数字消费主义，进而重构人的精神世界。

从民主跨越不同历史语境传播来看，其内涵与特征等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实，这是民主的一种“再概念化”行动。我们对待民主的“再概念化”要持有辩证态度，要以建设性的态度审视其变化，不仅要重返原初语境，还要在新的语境中对其变化作出比较系统性的考察。民主通过不断“再概念化”表明其内涵与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与丰富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是以此构成一种固化的西方模式，成为世界民主发展的唯一的经验和标准。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是对民主概念的现代性改造和创新性发展。该概念的生成既是源于内源性与外源性的结合，也是不断累积和螺旋式的演进与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是坚持从“历史深处”出发，又立足于“现实生活”，是对“民主”概念的充分认知与科学界定，更符合民主自身演变的规律及实际状况，不仅体现出中国民主发展的方案与智慧，也展现了世界民主发展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全球治理存在多种形态，在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之外，还存在以原则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原则的治理”的研究议程，聚焦全球治理中经常被忽视的原则治理层面。原则是行为体出于对惯例或者规律的探索，依据共同利益考量与规范价值追求，对于适当行为所形成的包含习惯、惯例、知识、价值、利益等元素的一系列共识。而有原则的治理更多遵循适当性逻辑，涵盖了国际惯例、知识创造与权力推动三种理论视角，有助于衔接理性主义、建构主义等社会科学范式。作为一个新兴的全球治理理论议题，有原则的治理在研究层面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全球治理原则体系构建、原则产生与发展机制研究、全球治理机制变迁理论、原则与全球治理的发展等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

在数字技术体系高速发展完善背景下，以信息生产、传输、接收和解读为主要过程的资本主义传播实践产生了重大变革，传播体系显著表现出超越信息交互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广泛经济属性，越来越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承担更为重要的经济功能。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资本主义数字传播体系通过物质生产、非物质生产、资本循环促进、剥削和不平等加剧、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五种不同作用机制，在资本积累结构中承担经济功能。西方数字传播体系仍无法克服并将不断加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危机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