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运强。繁荣发展中华文化，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以文化引领前进方向，既是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文化的弘扬者和传承者。新征程上，繁荣发展中华文化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进行深入阐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围绕什么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看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发展、怎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结合上进行哲学审思，深刻领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根据、创新逻辑、价值底蕴和方法特点，有助于完整准确地领会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更好地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改革的本质和规律，增强改革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深入考察了共同体与集体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集体力是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涌现出的个人有机结合形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伴随着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集体力经历了从狭隘到普遍、从有限到充分、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愿、从社会劳动的不发达生产力向发达的资本生产力再到高度发达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新时代，我们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凝聚合力、提升集体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时在国际上创造出更广范围更高水平的集体力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突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主题主线，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使命任务，形成问题导向、主题主线、战略策略、使命任务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十三个坚持”，汇聚“党论”“执政党建设论”“长期执政党建设论”“党的领导论”的理论底蕴，形成“大党建”“小党建”一体格局。这一重要思想在回答党的建设时代课题上实现了新飞跃，在党的建设主题主线上体现了新变化，在党的建设布局上作出了新调整，在党的建设基础理论上形成了新范式，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探索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作出原创性贡献。

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建立“党管高校”制度，确立党对高校的领导权，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通过调配党员干部、推动建立党组织、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等方式，确立党对高校的领导地位。伴随校长负责制弊病显露，中共改变校长负责制，探索高校党的领导的实现形式。1956年，依据党的八大精神和党章规定，高校从实践上探索校长负责制向党委制过渡的形式，而中共中央对党委制并无具体规定。经过1957年全党整风后的认识强化，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这一制度明确规定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针对“教育革命”以后制度实施中的偏差，1961年“高教六十条”将其发展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并明确系和教研室一级党组织发挥监督保障作用。经过这一历史时期的制度创设与实践探索，高校党委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学校的一项根本制度安排，为新时期“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成熟定型奠定了制度根基。

作为一款开源推理国产大模型，DeepSeek的横空出世使社会各领域对AI的探讨呈现“火热”之势，也为思考AI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视角。思想政治教育从“运用AI技术推动局部创新”到“融入AI生态实现系统变革”再到“面向人机共生的发展趋势”，始终以积极的姿态拥抱AI时代的到来。AI高效迭代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现实问题，亟需思想政治教育更加自觉主动地引领政治方向、人本理念、伦理规范、价值共识和精神共生，为AI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引航导向。聚焦于DeepSeek的适应和引领实践，要深耕垂直领域、创新教育形态、强化素养培育、发展积极治理，充分发挥DeepSeek的正向赋能作用，助力开创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将何去何从？农业家庭经营将何去何从？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农业公司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微观主体，公司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另一种观点认为小农户必然会被市场淘汰，只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才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微观主体。本文认为：第一，小农户、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并不对立，农业现代化的微观经营主体是多元并存的，农户家庭经营不会消亡，急于消灭小农户，改造小农户，并不符合农业发展规律。第二，小农没有消亡，家庭经营长期存在的原因，一是农户家庭经营更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二是农户家庭经营可适应农业技术体系的变化；三是农户家庭经营的规模是动态变化的。第三，虽然经典作家小农会消亡的论断没有成为现实，但并不意味着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学说不适用于农业，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的逐渐扩大，是农业中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体现。

基础设施的本质是作为经济活动的一般生产条件，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必要的使用价值”。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从多个层面维护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促进形成特定的资本类型，提高资本地理机动性，加快资本周转速度，维持并促进剩余价值生产，缓解资本过度积累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矛盾和危机根源于其特殊的形成条件和提供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塑造了中国特色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在基础设施领域创造了伟大成就，为中国持续四十多年的发展奇迹提供了根本保障，但也积累了矛盾和风险。新发展阶段，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改革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大力推进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打通资本循环堵点，畅通资本循环，化解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造成的矛盾和风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平台化愈益加深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正在成为关键性的安全治理主体，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安全格局。推动这一安全新变化的动因既有数字空间安全威胁形变与安全需求增生的直接诱因，也有国家数字安全职责调适与安全功能限度的变量条件，更有平台基于自身发展与利益考量的内在驱力。数字平台在广泛承担国家安全职能时，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威胁国家数字主权、影响国家文化安全、扰动虚拟社会秩序及破坏网络政治经济生态等系统性的风险影响，深刻改变着数字空间国家安全的基础和生态。中国作为深度平台化的数字大国，需要正视并认真省思这一动向背后所蕴含的安全关系变化及安全治理变革，统筹推动面向国家安全的平台治理、更好发挥数字空间安全的国家责任以及促进塑造数字时代国家安全新架构。

大国关系安全化是指一国将其与他国的经济、科技、人文等诸多领域的关系均视为安全威胁，并以安全博弈为首要原则来处理双边关系。大国关系安全化受其所处战略环境、行为动机与主体互动三个主要因素影响。这三个因素的特征及相互作用决定了大国关系安全化的走向。随着中美国家实力对比此消彼长，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在战略环境判断、行为动机设定与互动模式选择上都采取了零和博弈与激化矛盾的策略，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面临泛化与失控风险。对此，中国需要在改变安全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与构建新战略稳定机制三个方面，扭转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扩张趋势，防止中美关系落入泛安全化陷阱。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版体现国家意志，是以教材建设推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大突破。教材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框架，在结构安排、内容设计、方法运用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做出诸多原创性贡献，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对推进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