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它犹如一把“双刃剑”对社会财富生产和分配体系产生了双重效应。在生产端，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新型生产资料实现财富生产的范围扩大、效率提升、场域拓展、基建重塑，催生了“人机协同”的智能劳动新范式，释放社会自由时间，激发创造性活劳动，构建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财富生产体系，正向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但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分配端，生产要素构成变化同步诱发了劳动者作为分配主体的弱化趋势，生产要素需求结构变化引致技能供需鸿沟与智能资本偏向，导致分配结构的非均衡演化，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这种双重张力导致共同富裕进程呈现非线性特征，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构建以强化技术平权、弥合技术鸿沟、促进技术共治为目标的“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框架。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大力发展精神生产，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理论逻辑，重塑和再造了当代中国的精神生产和人民的精神生活，并在引领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中国实践中诠释着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自觉性、人民性、优越性。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对于推进人的自我世界的现代化、人的关系世界的现代化和人的周围世界的现代化有着独特优势和重要价值。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着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推动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向更加主动、普惠、繁荣、卓越的方向发展，不断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坚定的思想指引和充裕的精神滋养。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标志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外源型”到“内生型”的转变。后发国家现代化类型取决于其现代化道路选择。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国情实际，决定中国现代化注定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因而现代化类型改变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现代化从19世纪下半叶以“后发外源型”形态开启以来，其道路几经转换，发生多次重大转型，最终形成了“内生型”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由“外源型”变为“内生型”的现代化转型范例。中国现代化类型的改变不仅具备充分的前提条件，也具备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相统一、强大精神动力、改革开放推动等历史条件。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型”的定位，对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关键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概念和原理性命题。人民江山论从本体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人民性原理作出了更为鲜活的理论阐述，党的全面领导论在整体把握领导与执政关系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观点，党的政治建设统领论以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科学把握优化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行动方案，党的自我革命论以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特征与鲜明品格的深刻揭示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相互融通，赋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为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的理论与实践根基。

虽然早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借用亚里士多德思想、德国观念论，构造出了以感觉、实践为基础的偶然性理论，但这一理论仍局限在思维与存在二分的二元论中。和黑格尔的偶然性理论一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偶然性内在于存在自身；但和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认为偶然性表征了社会存在中“条件”与“物象”的矛盾，表征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偶然的个人”的社会意识正是上述矛盾、偶然性的产物，却又借助“物象”，构建起一种虚假的必然性，进而试图将作为其起源的矛盾、偶然性掩盖起来。当代激进左翼虽然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象性”结构，但却消解了“物象”与其“条件”之间的矛盾，因而又陷入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偶然的个人”的意识形态之中。

具身智能是依靠物理实体通过与环境交互来实现智能增长的技术系统，其开发应用已超越单纯技术范畴，在价值导向、认知建构层面展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技术逻辑看，具身智能以感知、决策和行动的交互闭环为核心，深度渗透生活场景，演化为兼具技术中介性与价值传导性的意识形态载体；从传播机制看，其依托具身性在场体验，将身体转化为传播媒介，实现信息高效传递与意识形态隐性规训；从运作样态看，其推动意识形态呈现出具身式规训、聚焦式运行、沉浸式渗透三大特征。在具身智能发展与应用过程中，需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其运行逻辑：技术上通过数据校准夯实价值根基、算法对齐把控决策方向、交互赋能创新传播路径，实践中以场景化浸润、多模态交互释放效能，牢牢掌握具身话语权，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县政作为大国政治的基石，其现代转型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和关键一环。国民党的国家“再造”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构建，与县政转型互动互塑。孙中山的国家“再造”强调以县为单位推行地方自治，进而实现“三民主义”的现代国家构建。但国民党后来背离了孙中山的国家“再造”理念，县政转型也由此发生曲变。从中国现代国家的大历史来看，国民党主导的国家“再造”和县政转型只能是过渡性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实现了国家重建和县政重建，其“人民县政”模式显然是一种历史性超越。这一研究既是以历史为对象，也是以历史为方法，为理解和阐释中国现代国家及地方政治理论尝试提供一种跨学科的历史政治学新视角与新认识。

欧盟通过其数字主权战略和数字堡垒建设，成功塑造了全球数字治理模式，推动了“布鲁塞尔效应”的形成。对于欧盟数字治理规则如何塑造全球数字治理模式的问题，当前学界存在市场路径和规制路径两种解释路径，其共同逻辑是将数字治理现象嵌套进传统政治经济理论中进行解释，这种理论预设限制了对欧盟数字主权战略内在逻辑的深入理解，也影响了对其全球数字治理模式影响力的解释精度。若要准确理解欧盟之所以能在全球数字治理模式塑造中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将“数字主权”与“布鲁塞尔效应”作为一个内外联动的制度构建过程加以考察。可以说，欧盟数字治理模式之所以能够产生“布鲁塞尔效应”，不仅得益于其自身稳固的规则制定能力与市场规模的外溢效应，更在于一种内外耦合的制度动力机制，其以回应外部治理需求的方式嵌入他国制度选择过程，从而实现了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增强了其数字规制输出的适配性与合法性。

国际政治的对抗逻辑及国家间的利益竞争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产生了显著的外溢效应，致使技术治理议题呈现泛政治化倾向。当前，人工智能治理的竞争领域不再局限于规则层面的较量，进一步扩展至算力发展、数据安全、算法性能等多个方面。同时，围绕治理价值的话语博弈正持续冲击着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加剧治理体系的分裂与对垒。为缓解其泛政治化倾向带来的潜在危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亟须回归技术中心的治理初衷，剖析人机交互的深度发展、信息的高度聚合以及智能拟人特征的演进对治理产生的影响。相关行为体应突破既有利益分隔，摒弃竞争对抗逻辑，将技术的健康发展作为治理讨论的核心出发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去政治化，以期构建更加包容、协同、高效的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作为具有基础设施属性的数字化生产资料，是信息技术革命与生产关系变革协同作用的结果。平台资本通过搭建和占有互联网平台，对生产方式进行重构，平台资本的空间再造机制遵循了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的双重逻辑：一方面，承担多重资本职能的平台资本再造了新的数字空间，映射出的是抽象的基于新的经济关系的空间权力与空间秩序，本质上来源于资本扩张所维系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另一方面，数字空间催生了新型租金形式，并作为生息资本的流通场域被纳入平台资本的增殖过程中，加剧了空间正义失衡等深层次危机。本文阐释了数字空间再造是平台资本运动与增殖的产物，从而进一步厘清平台资本的资本形式、利润来源与积累模式，致力于将空间生产理论的思想潜能付诸平台资本的理论分析和现实治理，引导和规范平台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