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制度和战略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是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性的三个重要维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首要创新性在于思想创新，以系统统筹的整合逻辑引领着国家安全思维方式的转变，围绕“十个坚持”的总体目标，以整体安全效益为标准把握复杂的内外安全环境和实践，推动各方面、全社会参与维护国家安全。其次，先导性的思想创新引领着正式和非正式的安全制度创新，中国在十年间构建起内外统筹兼顾、多元功能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党管安全”归口领导机制，走出了一条以“五个坚持”为重要特征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最后，思想和制度创新共同推动着国家“大战略”的创新协同，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经济发展的安全稳定性，形成新质生产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中国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自身安全战略升级演进的重要举措。从外部动因看，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是应对国际安全形势剧变，提升新时代中国国际安全话语权，在安全赤字和治理碎片化背景下塑造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维护的必然选择。从内生逻辑看，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新形势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实现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的必然要求。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安全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构建新安全格局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准备，未来应立足内外部安全环境的动态发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加快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完善系统完备、科学高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统筹力度，提高国家安全工作效能，赢得在复杂局势下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国家安全战略能力的形成、积累和运用，要求能动地调度、统筹资源与实力，努力达成战略能力与战略目标的基本平衡，应对和防范重大战略风险，营造国家安全有利态势。强化自身发展进步的确定性，才能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也需要在开放条件下得到维护国家安全实践的检验。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良性互动，才能实现国内安全治理与国际安全治理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外部环境越是趋向严峻多变，越是要保持战略清醒，善于认识、适应和把握安全条件变化，在日益广阔的时空领域中统筹兼顾、进退有据，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2022年4月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及2023年2月推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是中国针对近年来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挑战而做出的政策反应，体现了中国国家安全思维的总体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年来国内安全政策与国际安全政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结果，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呈现与延展。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实践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生动体现，两者对今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及对外政策的实施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关系”思想是唯物史观的深层理论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经典文本中，“社会关系”思想清晰呈现出来。在理论范式层面，现实的人、物质生活的生产和交往活动等三大范式，共同架构起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判断表达层面，“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生产活动”“许多个人共同的活动”和“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等三个重要判断是对社会关系思想的经典表达。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关系思想中存在着批判性、公共性和方法性等深层意蕴。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蒲鲁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解决住房短缺问题的办法予以坚决驳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理路和政治经济学观点，形成马克思主义城市住房理论基本立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为基本目标，有效解决我国城市住房问题，加快建设住房保障体系，规范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这些中国化实践是《论住宅问题》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城市住房理论的当代阐释与时代意蕴，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住房理论的创新发展。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宏观的社会背景，形塑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和内在结构；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能动作用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引领发挥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思想政治教育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顺应阶层构成变化趋势，关注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在应对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推动形成理想社会阶层结构处于关键时期，社会空间结构呈现分化趋势，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态势复杂，促进形成理想社会阶层结构、凝聚不同阶层群体成员的价值共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任务新挑战。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将自身功能价值深度嵌入理想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过程，在社会空间格局重塑中实现广泛覆盖与分类施策，在精准回应社会价值观念嬗变中实现内在结构的集成创新。

国家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近年来研究的一个普遍关注点，目前的研究可以从问题意识的角度分为三种类型：将国家理论纳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原因；如何将国家理论纳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家重要性在其他理论体系中的体现。按照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作用范围和程度的不同，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可大致分为以下四种阐释逻辑：自由主义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发展型国家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与这几种阐释逻辑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对国家经济功能的理解根植于其阶级理论，国家在起源上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性质上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经济功能首先表现为阶级属性的要求。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角色，在逻辑顺序上先在于“市场”，在阐释路径上要用“国家”去解释“市场”，同时，“国家”与“市场”又有着内在的辩证关系。

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运动”和“活动”是党内集中教育的两种形态，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回顾党的历史，党内集中教育经历了从“运动”到“活动”的变迁。党内集中教育的形态变迁是思想观念、关键节点、制度环境和原初路径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变迁不是形态之间的完全替代，而是党内集中教育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传承、发展和创新的结果。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重要时间节点都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不断开辟党的自我革命新境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卢卡奇和布达佩斯学派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既有交汇又有疏离。交汇表现在，卢卡奇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揭示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产生的根由，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必要性；布达佩斯学派亦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和批判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疏离表现在，卢卡奇关注并重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总体性关系，而布达佩斯学派则认为卢卡奇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而陷入了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卢卡奇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及其民主，反对以资产阶级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民主，而布达佩斯学派对苏联模式从批判走向否定，对资本主义民主采取保留态度。布达佩斯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第一原则的否定，导致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卢卡奇和马克思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也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