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全面推进改革事业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和坚强制度保障，对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成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研究仍存在可以拓展的空间，需要着力增强理论研究的系统观念，明确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理论定位和实践要求。从理论维度来看，“党的建设制度”“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新时代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分别在其所属制度体系、工作体系、战略布局中占据特殊位置并具有深刻意涵。从实践维度来看，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更加突出破立并举、先立后破。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表述，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运行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放得活”主要体现在市场主体、市场准入和营商环境三大方面的探索与改革；“管得住”主要体现在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三大方面的探索与改革。“放得活”关键是有效市场，“管得住”关键是有为政府；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靠的是新方法论和新发展理念，关键是有规有效市场和有规有为政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坚持稳中求进的新方法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依法“有规”是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依据，从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更高水平的结合。 “有规”为“放得活”和“管得住”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也因此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坚守的理性进路，与交往融通、价值关涉、实践构型密不可分。在古今之辩、中西之别、体用之争上，传统与现代的融通、东方与西方的会通、本体与工夫的贯通，彰显了其交往理性进路。在价值内核、价值共识、价值尺度上，穷理经世、生以载义与内在超越的价值淬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与民主自由的价值凝塑，生态和谐、人本关照与美美与共的价值考量，凸显了其价值理性进路。在本土问题、本土方案、本土范型上，历史之实、当代之题与未来之问的文化应答，文化自省、文化自为与文化自信的实践自觉，符号创生、形态更新与范式再造的经验积淀，昭显了其实践理性进路。

资本的全球扩张是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先驱”。各民族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和选择性以世界历史的存在为前提条件。世界历史的出现改变了历史规律的实现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前提和文化背景。从世界历史视角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的探索和确立经历了被卷入世界历史、顺应世界历史、融入世界历史、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始终贯穿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时空共存、竞争、较量、互鉴，同时伴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的发展成就提升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水平，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推动了世界历史样态的更新和世界历史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

核心概念及其概念群、概念体系研究是中共党史党建学，尤其是中共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研究视角和方法不仅拓展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新领域，将中共思想史研究具体化，还将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进一步语义化和实践化；通过聚焦核心概念与中共党史党建学叙事的关联、作为群的核心概念的结构性生成、核心概念的发展演变史、核心概念的行动价值等，旨在从知识考古角度分析核心概念的语义构成及其发展演变，将概念作为学术发展史上的研究对象，讨论其历时性演变、共时性构建及其使用限度，并以此为基础透视核心概念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赋义和对现实行动的指导。进而论析作为群和体系的集合概念之间如何彼此生发、相互缠绕、群体演变，上下游概念的生成性、关联性和家族相似性如何影响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思想脉络、理论价值和行动导向，以及它们如何复杂而动态地形塑了人们的历史观、政治观。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基于社会运行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引导，形成和提高个体或集体思想政治素质的过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相对独立的自组织运行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交互式运行过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在外部社会整体环境影响下的泛在化运行过程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完整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总体样态，其相互配合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阐释力的有效方式。因此，逐层分析自组织运行、交互式运行和泛在化运行的牵涉要素、展开过程，找到全要素创新、全过程优化的实现路径，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建构起新的逻辑框架，有助于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全媒体时代，伴随信息获取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信息环境和舆论场域，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性不断增加，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全新挑战。为此，必须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一要敢于变革、善于变革，直面问题，深刻反映时代价值趋向，积极回应社会和人民关切，加快媒体融合发展，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二要从主流意识形态全媒体传播叙事危机及其问题呈现阐释其时代挑战与机遇；三要科学运用议程设置，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全方位贯穿、全层次融入，使党的主张、党的理论渗入民众的工作生活中；四要从增强传播本土化理论创新、中国话语叙事变革、优化技术算法和传播效果等维度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变革，加快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对内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好中国形象。

具备一定的形式，民主的理想和原则才能够转变为民主的现实。设计一套可行的政治技术，民主也才能够运转起来。选举民主主要是通过“投票”来实现的，协商民主主要是通过“开会”来实现的。作为支撑协商民主的政治技术，“开会”的功能在于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在场参与、实现个体利益诉求的真实表达、实现参与者面对面的直接对话和交流、实现偏好转换和共识达成。明确“开会”作为协商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其意义在于，推动民主价值、民主原则经由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变成现实；充分利用已有政治组织方式实现协商民主的针对性、现实性和有效性；明晰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基本次序和结构，避免因为形式泛化的倾向而导致协商民主的庸俗化、空洞化。面对“开会”过程可能出现的政治控制、政治冲突、官僚主义和技术奴役等挑战，需要通过认知、权利、技术和绩效改进，实现基于人的尊严和解放的民主发展。

作为制度的自我革命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但其一般性理论价值有待挖掘。不同属性的历史诱发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并由此诞生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作为制度形态的“自我革命”源自政治史传统，是一种不同于源自社会史传统的分权制衡的新型权力制约制度。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自我革命”制度解决的是在“一元化权力秩序”和德性要求的历史传统中，伦理政治对约束权力的内在需求。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制度创设和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则是自我革命制度建设的历史资源。通过与分权制衡制度相比较，“自我革命”分别从权力行使主体、权力结构、权力约束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逻辑四个方面，提供基于本土实践的制度逻辑，发展了权力制约理论并提供了一种新的权力制约范式。

日本学者对于《资本论》相关手稿的研究已经走过百余年的历程，作出了很大的理论贡献。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学者围绕MEGA版《资本论》的新探索，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其主要特色是从文本研读中深化一系列理论认识，直面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剖析资本主义系统性经济危机，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提供重要的新材料与新思路。针对学界围绕现行3卷本《资本论》研究对货币资本与经济危机之间关系的认识，大谷祯之介、宫田惟史等日本学者基于MEGA版《资本论》从社会再生产过程、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以及信用和虚拟资本的运动来考察生产过剩危机，并从“内在矛盾分析”“纯粹化假设”“辩证均衡分析”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从数字时代剩余价值生产的特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日本学者坚持从经济思想史和“失去的30年”的经济史反思中发掘MEGA版《资本论》研究的重要性。当然，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关研究也凸显出一些理论局限性，如，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的认识、对利润率规律与经济增长理论的认识等，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新世纪以来，面对社会的激烈变革加速推进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西方左翼激进主义呈现出向共产主义复归的新动向，其中齐泽克与巴迪欧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从资本主义所内含的“对抗性”视角出发揭示了重构共产主义观念的必然性，后者通过提出“共产主义假设”与“共产主义理念”展现了重构共产主义的基本路径。但由于撇开一切经济的内涵，并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康德意义上的范导性观念，齐泽克认为巴迪欧最终退回到了“伦理社会主义”，从而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叙事具有本质性差别。

结果论与道义论是伦理学科两大流派的基本分野，“善”与“正当”分别是各自的道德评判标准。以结果为导向的功利主义国际关系伦理强调和平、安全与各国经济的发展。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标志着伦理学的道义论转向。在国际关系领域，道义论伦理学表现为“权利”尤其是“人权”理论的兴起。然而，秉承康德哲学的义务论者指出，权利伦理无论在学理和现实层面都有明显的局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义务”应该成为超越传统国家界限的一种美德。虽说功利、权利和义务皆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合理诉求，但它们各有自己的利弊得失。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以全球安全、发展和文明三大倡议为支柱，体现了“善”与“正当”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