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面对2016年以来欧美社会以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为突出表现形式的“民主危机”,部分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自由主义的二重异化”为中心的解释逻辑,将自由主义民主危机归咎于身份政治造成的“异化”,要求排除身份政治的影响,恢复自由主义的本真面貌。但考察自由主义与身份政治的关系史,身份政治并非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突然“异变”,而是战后西方左翼屈服于冷战期间自由主义者重塑的自由主义主流叙事的结果。身份政治相对于自由主义的从属性决定其不是导致“民主危机”的原因,而是自由主义陷入危机的“病征”,改变现状的根本途径不是如何“恢复”自由主义,而是如何设想并实践一种根本上超越自由主义的制度创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