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is one of the themes that runs through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arxist theory. Western Marxism mainly addresses three critical paths around the value system of modernity and its internal development logic. The first path is the dialectical critique of rationalism in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In view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the spiritual core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Western Marxism put forward a development plan to correctly apply the rationality of modernity in a complete form and a plan of denial on the advocacy of the “logic of disintegration”. In the speculation about the “reEnlightenment” of Enlightenment, it moves towards the division into reconstructionism and deconstructionism. The second path is the general critique of alienation i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From “materialization” to “new alienation”, Western Marxism reveals the process of the alienation and universal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capitalism from the real economy to the virtual economy, and call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essence of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value criticism. The third one is the critique of totalitarianism in the dimens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From “new forms of control” to “biopolitics”, Western Marxism exposes the falsity of capit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totalitarian crisis of the modern bureaucratic political system. It takes a skeptical and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modern politics, and regar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new social movements based on intersubjective inclusiveness as the path and pursuit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In general, the centuryold critique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from Western Marxism highlights the cr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t theory in localizing it in the Western society, while its lack of Marxist background and erosion of the true nature of Marxism need to be taken as a warning.〖BFQ〗〖HJ*3〗〖HJ〗〖HT0”DBS〗〖JZ〗〖ML〗数字平台垄断利润形成机制：〖JZ〗基于两种范式比较的视角〖ZW(*〗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项目号：21&ZD070）的阶段性成果。〖ZW)〗〖HT〗〖HT4W〗〖JZ〗杨天宇〖HT〗〖ST〗〖HK〗〖GK2!2〗〖CDS40〗〖HTH〗［关键词[DK]］〖HTF〗〓数字平台；垄断利润；垄断资本；劳动价值论 〖HTH〗［摘〓要[DK]］〖HTF〗〓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可以回答垄断利润“因何而来”的问题，这与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主题是相同的。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垄断利润形成机制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并利用该框架分析了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范式的产业组织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范式与新古典范式的产业组织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的诸多缺陷，正是马克思主义范式的优势所在。基于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可以更加细致地分析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过程，对许多问题的解释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新古典产业组织理论。基于这个分析框架，可以得出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数字平台反垄断方案，即从垄断利润和数字所有权的角度对数字平台进行反垄断监管。〖HTH〗［作者简介〖DK〗］〖HTF〗〓杨天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HT〗〖HK〗〖HJ〗〖HT〗〖CDS40〗〖HK〗〖HT〗〖JP〗〖KH1〗垄断利润是垄断资本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自身的基本形式，因而也是垄断资本和垄断地位存在的基本表现和重要证据。〖ZW(1〗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垄断资本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0页。〖ZW)〗如果我们知道垄断利润是如何形成的，那么就可以弄清楚垄断资本建立垄断地位的具体过程，从而可以针对性地制定反垄断监管措施。在当前数字经济兴起的背景下，数字平台也出现了垄断行为。那么，垄断资本是如何在数字平台领域建立垄断地位的，以及如何对其监管，就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系统地考察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实际上，基于新古典范式的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其研究主题就是揭示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在产业组织教科书中，垄断利润的产生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市场结构，二是高效率。这两个原因分别对应于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两个主要流派，即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这两个学派都具有明显的新古典特征，因此本文将其统称为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原因并不能令人信服。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说法，无论是市场结构还是高效率，都要通过厂商行为来发挥作用，而厂商行为其实就是厂商的竞争策略。这样的论证忽略了垄断企业中劳动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的复杂图景，似乎只要出现了垄断的市场结构或高效率，厂商的垄断行为和垄断利润就会顺理成章地出现。至于垄断企业中劳动和价值实现的复杂过程，在产业组织的分析框架中完全不起作用。这样简单的逻辑并不适合揭示垄断利润形成的复杂机制，而且正如本文后面要提到的，它尤其不适合揭示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例如，数字平台垄断普遍表现为跨部门运营和低于边际成本的定价策略，而产业组织理论却只适合解释部门内垄断和垄断高价的作用，这使得该理论与现实相距甚远。本文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垄断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在比较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和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垄断利润形成机制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并利用该框架分析数字平台垄断的形成机制，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范式的产业组织理论。通过对两种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的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范式在劳动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的细节分析上更加完善，对许多问题的解释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了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研究了数字平台的垄断利润来源问题。〖ZW(〗杨天宇：《平台经济垄断利润的来源与反垄断监管》，《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宋宪萍：《数据资本的利润来源及其极化效应》，《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ZW)〗但是，这些研究只能回答数字平台垄断利润“从何而来”，还不能回答数字平台垄断利润“因何而来”。也就是说，我们仅仅知道垄断利润来源于复杂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或企业之外的价值转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该关心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垄断利润的形成，这类似于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所关心的何种因素决定了市场绩效。因此，本文试图在已经明确数字平台垄断利润来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BT2〗一、垄断利润的定义所谓经济分析的范式，是指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所使用的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ZW(〗林岗：《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2页。〖ZW)〗本文研究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首先要从垄断利润这个基本范畴开始，来展开对马克思主义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的阐述。作为与马克思主义范式产业组织理论比较的对象，本文有必要简单地介绍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相似的基本范畴。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与垄断利润相似的范畴应该是市场绩效，通常可以用销售利润率来表示。但市场绩效并不能等同于垄断利润，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角度来看，它只相当于某一种类型的垄断利润，这就涉及对垄断利润的定义问题。按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定义，垄断利润是垄断资本家凭借其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垄断地位而获取的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ZW(〗宋涛：《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9页。〖ZW)〗然而，这个定义的表述仍然有一些模糊之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垄断利润是垄断企业所获得的全部利润，还是垄断企业所得利润中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部分？第二，与垄断利润相似，超额利润也是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那么，如何区分垄断利润和超额利润？这两个问题都曾经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引起广泛的争论，也都会影响我们对垄断利润形成机制的判断，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垄断利润的定义进行辨析。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对垄断利润的量的界定。国内学者已经指出，无论垄断利润包含平均利润或者不包含平均利润，其实都是可以成立的，我们可以把包含平均利润的情况和不包含平均利润的情况，分别理解为狭义的和广义的垄断利润〖ZW(〗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垄断资本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ZW)〗。狭义的垄断利润符合经典作家的分析，列宁就曾谈到：“垄断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ZW(〗《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3页。〖ZW)〗。根据列宁的分析，既然垄断产生的是超额利润或额外利润，它当然是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利润部分。广义的垄断利润则有助于经验分析。由于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既有垄断企业也有非垄断企业，形成全社会统一的平均利润率非常困难，我们只能通过比较垄断部门或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与非垄断部门或非垄断企业的利润率，才能观察和分析垄断利润是否存在。而这里要考察的垄断部门或垄断企业利润率，只能是包含平均利润的利润率。广义垄断利润也有利于同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相比较，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垄断企业的市场绩效，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广义垄断利润。由于本文不涉及实证分析，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垄断利润应理解为狭义的垄断利润。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了对超额利润持续性的判断。垄断利润和超额利润都是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部分，但二者存在一定区别。国内学者已经指出，垄断利润是一种特殊的超额利润，它不像非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那样是暂时的，也不像农业的比较稳定的超额利润那样会转化成地租。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是长期的和相对稳定的，并全部被垄断资本所直接占有〖ZW(〗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垄断资本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9页。〖ZW)〗。同时，垄断利润既然冠名“垄断”，那么它产生的原因应该与垄断有关。与垄断无关的超额利润，即使是长期稳定的，也不能称为垄断利润。例如，某些高效率的小型企业可能拥有长期稳定的超额利润，但那不是垄断利润。所以，本文将垄断利润定义为因垄断而产生的、被垄断资本直接占有的长期的和相对稳定的超额利润。这个垄断利润的定义比较适合于解释数字平台的垄断利润。根据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垄断组织攫取垄断利润的主要手段是它所规定的垄断价格，即垄断资本凭借其垄断地位在销售或购买商品时所规定的旨在保证最大限度垄断利润的市场价格〖ZW(〗宋涛：《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9页。〖ZW)〗。然而在数字经济中，如此理解垄断利润就显得不够全面。数字平台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不仅仅体现为定价权，它还包括那种不需要定价权即可带来垄断利润的垄断地位。例如，数字平台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垄断，以及对专利、版权、软件、商誉和数据等无形资本的垄断，都可以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或更好的价值实现条件，从而获得超额利润。而数字平台垄断了数字基础设施和各种无形资本，又起到了限制资本流动和阻碍利润率平均化的作用，这使得数字平台获得的超额利润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即成为垄断利润。当然，这种形式在非数字经济中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初的美国，拥有煤炭公司的铁路集团就曾利用其对铁轨的控制权，阻碍依赖其基础设施的独立煤炭公司的煤炭运输〖ZW(〗Lina MKhan,“The separation of platforms and commerce”Columbia Law Review, 2019, 119(4): 973〖CD*2〗1098〖ZW)〗。但这种非定价权的垄断在非数字经济中并不多见，而在数字平台领域却几乎成为垄断利润的主要来源。这就要求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数字平台的垄断利润，梳理垄断利润的各种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从而形成一个全面解释数字平台垄断利润成因的分析框架。〖BT2〗二、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直接决定因素垄断利润是一种特殊的超额利润，因此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必定与超额利润的来源有关。总结马克思主义者在垄断利润和超额利润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数字平台的垄断利润有三种直接的决定因素，分别是垄断价格、劳动生产率和价值实现条件。〖BT3〗（一）垄断价格与数字平台垄断利润垄断价格是西方产业组织理论解释垄断利润来源的主要变量，该理论提出的勒纳指数和贝恩指数，实际上就是用于衡量垄断价格带来了多少垄断利润的指标。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也把垄断价格解释为垄断利润的决定因素，在这一点上，两种理论范式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与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是基于劳动价值论来理解垄断价格的作用，而不是直观地认为垄断价格直接带来了垄断利润。具体地说，垄断价格实际上相当于垄断企业将单位商品的售卖价值定位于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之上，则售卖价值-社会价值就成为单位商品的额外利润。由于垄断企业拥有定价权，可以使售卖价值长期高于社会价值，单位商品的额外利润就会是长期的和相对稳定的，即成为垄断利润，同时售卖价值也成为垄断价格。垄断企业获得这种垄断利润的关键是要凭借垄断势力，成功地阻碍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即使垄断企业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社会价值而不是低于社会价值，也能获得垄断利润。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平台是起“中介”作用的商业资本，数字平台雇佣的劳动并不形成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数字平台的垄断利润实际上是从产业资本攫取的剩余价值中转移过来的。尽管如此，数字平台仍然需要依靠雇佣劳动者的无偿劳动，来取得产业资本让渡给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在有偿劳动时间内，数字平台劳动者实现的剩余价值补偿数字平台可变资本的支出；而在无偿劳动时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则以利润的形式被数字平台占有。然而，由于不同数字平台的生产条件、价值实现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不同，各个数字平台所能实现的剩余价值的数量就不相同。这样，各个数字平台的纯粹流通费用就不相同，这相当于数字平台在其经营过程中形成了各不相同的个别价值和售卖价值，以及统一的社会价值。虽然数字平台只是实现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但我们可以采用与产业资本相似的形式来分析其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本文后面的相关论述，都将从价值实现而不是价值创造的角度来运用个别价值、售卖价值和社会价值概念。我们可以用表1来表示来自垄断价格的垄断利润形成机制。〖KH*2D〗[HT5”H]〖STHZ〗〖WTHZ〗〓表1〓〖JZ〗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A（单位：平均劳动小时）[HTSS]〖STBZ〗〖WTBZ〗〖BG（!BTXDF;N〗〖XB,HT5”SS;Z0<续表>〗〖BHDF,FK7,K10*2ZQ,K10*2ZQ,K10*2ZQ,KZQF〗〖HJ*3〗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用x表示）单位商品的售卖价值（用y表示）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用p表示）单位商品的垄断利润（用ep表示，〖BF〗epi=yi-xi〖BFQ〗）〖BHD,FK7,K10*2,K10*2,K10*2,KF〗垄断企业(无垄断定价)xm=1/16件ym1=125/16件p=1/10件epm1=025/16件〖BH〗垄断企业(有垄断定价)xm=1/10件ym2=2/10件p=1/10件epm2=1/10件〖BHD〗非垄断企业xn=1/10件yn=1/10件p=1/10件epn=0〖BHDFG0,WKW〗〖BG)F〗〖HT〗〖ST〗〖WT〗〖HJ0〗〖HJ〗〓〓在表1第2行中，垄断企业将单位商品的售卖价值定为ym2=2/10件，这高于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p=1/10件，可视为垄断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垄断企业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与非垄断企业相同（均为1/10件），但由于其拥有定价权，仍然可以获得epm2=1/10件的垄断利润。这种形式的垄断利润主要存在于传统的非数字经济领域。而在数字经济领域，由于数字平台普遍采用了低价或免费策略，而不是垄断高价，源自垄断价格的垄断利润已不占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垄断价格的作用已经完全消失。例如，数字平台的佣金就可以采取垄断定价的形式。源自垄断价格的垄断利润，也是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中垄断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教科书中已经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只是在这里简单地描述新古典范式中主要的理论范畴和逻辑体系。根据该理论中哈佛学派的观点，垄断程度高的市场结构将会导致垄断价格，从而进一步带来市场绩效（即广义的垄断利润）；而根据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市场绩效不是来自于垄断的市场结构和垄断价格，而是来自垄断企业的高生产率。两个学派都认为，垄断价格减少了消费者剩余，损害了消费者福利，因此需要反垄断法来规范。虽然新古典范式的哈佛学派也认为垄断价格是垄断利润的来源，但与马克思主义范式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垄断价格可以直接带来垄断利润，中间的过程是一个“黑箱”。这实际反映了新古典范式的一个突出问题，即只能描述表面现象，无法揭示表1中劳动和价值实现的复杂过程。不仅如此，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将垄断价格视为垄断利润的主要形成机制，这就忽略了无垄断价格时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这使得该理论难以解释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正如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平台生动地展示了基于消费者福利的分析框架的缺点。〖ZW(〗Lina MKhan, “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Yale Law Journal, 2019, 126(3): 710〖CD*2〗805〖ZW)〗相反，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却更加适合分析数字平台的垄断，它可以解释无垄断价格时垄断利润是怎样形成的，这包括两种形成机制，即劳动生产率和价值实现条件。〖BT3〗（二）劳动生产率与数字平台垄断利润依据马克思本人的原著文本，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总结出了超额利润的两种来源。其中，超额利润的第一种来源是企业自身的剩余劳动“作为自乘的简单劳动”的物化。根据这种理论，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同一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时，该企业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此时只要该企业将其单位产品的售卖价值定为低于社会价值而高于个别价值，那么它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ZW(〗孟捷：《技术创新与超额利润的来源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ZW)〗我们可以对这个理论进行一个推广，即如果这个企业垄断了某种无形资本，例如专利或知识产权，那么它就会独占某种新技术，并因此长期保持高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高生产率水平，此时它就可以将其售卖价值长期定位在低于社会价值和高于个别价值的水平。那么，这个企业的超额利润就是长期的和相对稳定的，这个超额利润其实就应该称为垄断利润，而该企业也会成为垄断企业。我们同样可以用表1来表达这种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从表1的第1行可以看出，垄断企业单位商品的售卖价值(ym1=125/16件)高于个别价值(xm =1/16件)，同时低于社会价值(p=1/10件)。虽然此时垄断企业并没有采用垄断价格，但仍然获得了epm1 = 025/16件的超额利润。如果这个超额利润源于垄断企业独占了某种新技术，那么它就会成为长期稳定的垄断利润。这种情况在数字平台领域是很常见的。大型数字平台垄断了各类非金融和非实物的无形资本，如专利、数据、版权、软件、品牌、商誉等。与土地不同，这些无形资本未必有稀缺性，但垄断使它们具有了排他性，可以阻碍资本流动和利润率平均化。这种无形资本的垄断足以降低垄断企业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例如，数字平台能够从平台用户的活动中挪用和积累大量数据，然后可以将这些数据货币化，以竞价广告的形式出售给平台商户。由于数字平台垄断了数据，而平台商户又需要足够多的用户点击（即数据商品）才能转化为实际的销售额，所以平台商户不得不竞价购买这些数据及其相关的互补服务，数字平台因此获得了大规模的垄断利润。〖ZW(〗Cadric Durand and William Milberg, “Intellectual Monopoly in Global Value Chai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20, 27(2): 404〖CD*2〗429〖ZW)〗在这一过程中，垄断的数字平台从两个方面变相降低了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第一，它可以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商品，而非垄断数字平台和非数字平台都不能提供。对平台商户来说，这相当于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高质量的数据。第二，基于数字平台提供的高质量数据商品，平台商户可以节省线下经营所必需的采购、库存、交通通讯、房租、人工等多项成本，这就使平台用户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购买商品，形成线上对线下的竞争优势。通过这两种途径，垄断的数字平台将可以单位商品个别价值降低至社会价值之下，从而可以得到表1第1行所示的垄断利润。这里再次强调，数字平台本质上是起“中介”作用的商业资本，其雇佣的劳动并不形成价值和剩余价值。上述垄断利润实际上是从产业资本攫取的剩余价值中转移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并不存在。虽然新古典范式的芝加哥学派也曾提出“效率假说”，即高生产率会带来垄断利润，但垄断利润的具体形成过程是什么，〖JP2〗垄断企业的商品售价在此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则基本上没有提及。换句话说，在芝加哥学派眼中，高生产率直接带来了垄断利润，中间的过程仍旧是一个“黑箱”，这与哈佛学派的问题如出一辙。从〖JP〗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范式在解释数字平台垄断利润形成机制的问题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BT3〗（三）价值实现条件与数字平台垄断利润根据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文本，马克思主义者所总结的超额利润第二种来源是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ZW(〗孟捷：《技术创新与超额利润的来源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ZW)〗国内学者据此提出，垄断利润也可以是来自于垄断企业外部，通过价格等机制转移到垄断企业中的价值或剩余价值。〖ZW(〗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垄断资本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6页。〖ZW)〗从这种垄断利润来源可以看出，垄断企业的利润量并不等于该企业劳动者创造或实现的剩余价值量，个别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与个别资本家直接榨取的剩余价值量脱钩了。如果垄断企业能够设法增加这种来源的垄断利润，就更有可能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目标。马克思指出，在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中，平均利润“不是按照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比例，而是按照每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量的比例来分配的”〖ZW(〗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4页。〖ZW)〗。这意味着市场竞争会按照投资资本的比例重新分配剩余价值，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将使得垄断企业在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中获得总剩余价值的更大份额。如果将这一规律应用于数字平台领域，由于数字平台的雇佣劳动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只是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这意味着重新分配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就是数字平台垄断企业占有非垄断企业实现的价值或剩余价值，即价值转移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企业才会追求资本积聚和集中，而资本不断积聚和集中的结果就是垄断。在物质生产部门，价值转移意味着非垄断企业生产的价值或剩余价值没能在市场中实现，同时垄断企业利用生产条件的优势挤占了非垄断企业的市场份额。而在数字平台这样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如果我们将企业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能力称为价值实现条件，价值转移就意味着数字平台垄断企业利用价值实现条件的优势，挤占了非垄断企业的市场份额。我们可以用表2来表达这种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在表2中，本文假定存在3类企业，即价值实现条件最差企业、价值实现中等企业和价值实现条件最好企业，分别用w、m、b表示；3类企业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分别为xw=01，xm=0062 5和xb=005。从表2可以看出，价值实现条件最好的企业能够获得绝大部分超额利润，价值实现条件中等的企业只能获得很小部分的超额利润，价值实现条件最差企业的超额利润是负值。而且我们发现有〖BF〗tw=-(tm+tb)〖BFQ〗，即价值实现条件最好企业的超额利润是从其他企业那里转移过来的。由于价值实现条件最好的企业获得了大量超额利润，它必然有动机继续扩大规模。表2中的价值实现条件最好企业市场份额为50%，若该企业继续扩大规模，则根据表2即可计算得出，价值实现条件最好企业的超额利润将伴随着市场份额的不断上升而继续扩大，直至占领整个市场而形成完全垄断。〖KH*2D〗[HT5”H]〖STHZ〗〖WTHZ〗〓表2〓〖JZ〗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B（单位：平均劳动小时）[HTSS]〖STBZ〗〖WTBZ〗〖BG（!BTXDF;N〗〖XB,HT5”SS;Z0<续表>〗〖BHDF,FK11*2,K6ZQ,K9ZQ,K14ZQ,KZQF〗〖HJ*3〗产出数量〖JP2〗（用q表示）〖JP〗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用x表示）〖JP2〗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用p表示〖JP3〗，〖BF〗p=∑q·x /∑q）〖BFQ〗〖JP〗单位商品的垄断利润（用t表示，且t= (p-x）·q〖JP〗〖BHD,FK11*2,K6,K9,K14,KF〗价值实现条件最差企业(用w表示)qw=1 000xw＝1/10=01p＝0063 75tw = -3625〖BH〗价值实现条件中等企业(用m表示)qm=1 500xm=1/16=0062 5p＝0063 75tm=1875〖BH〗价值实现条件最好企业（用b表示）qb=2 000xb=1/20=005p＝0063 75tb=34375〖BHDFG0,WKW〗〖BG)F〗〖HT〗〖ST〗〖WT〗〖HJ0〗〖HJ〗〓〓表2中b企业占有的超额利润，如果源于垄断企业独占了某种最好的价值实现条件，那么它也会成为长期稳定的垄断利润。这种情况在数字平台领域同样是很常见的。数字平台垄断企业独占的大型数字平台，其实就是最好的价值实现条件，这可以从两个方面降低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一是利用数字平台的网络效应吸引更多的商户和用户，在数字平台固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以极低的流动成本获得商户和用户提供的佣金和在线营销收入；二是将数字平台的固定成本和流动成本（如建设成本、信息传递成本和信息处理成本）分摊到越来越多的商户和用户身上，形成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只要其单位商品个别价值降低到单位商品社会价值之下，就会出现表2所示的形成机制而获得超额利润。同时，这种最好的价值实现条件又会因为网络外部性而拥有极高的进入壁垒，可以阻止资本流动和利润率平均化，这就使得垄断企业占有的超额利润转化为垄断利润。源自最好的价值实现条件的垄断利润，与源自高劳动生产率的垄断利润，其形成机制有相似之处。不可否认，良好的价值实现条件和高劳动生产率都是高效率的表现。然而这两种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仍然有明显的区别。表1所示的垄断利润形成机制，实际上隐含地假定了所有企业的商品价值都能实现，不存在供过于求的可能性。表2中的垄断利润形成机制，则隐含地假定了存在供过于求的情况，因此有的企业不能实现其商品的价值。而且，表2还揭示了垄断过程的形成机制，即价值实现条件最好企业的市场份额会随着价值转移规模的扩大而扩大，直至垄断整个市场。正如国内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关于超额利润来源的第二种理论并不排斥第一种理论。〖ZW(〗孟捷：《技术创新与超额利润的来源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ZW)〗表1和表2所揭示的3种垄断利润形成机制，也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完全有可能同时发挥作用，只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如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有的垄断利润形成机制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基于价值实现条件的垄断利润形成机制，也是被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忽视了的。这种机制意味着好的价值实现条件会带来市场份额的扩大和超额利润的增加，这与芝加哥学派强调的企业高效率会带来垄断和高利润率的逻辑有些相似。但是，芝加哥学派并没有一个价值理论，无法揭示企业之间存在价值转移的机制，这使得该学派对高效率导致高利润率的传导机制缺乏合理解释。例如，德姆塞茨(HDemsetz)认为“高的绩效水平可以归因于极大的不确定性加上运气或是企业管理层的远见卓识”〖ZW(〗Harold Demsetz, “Industry Structure, Market Rivalry,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3, 16(1): 1〖CD*2〗9〖ZW)〗。这样神秘化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范式对垄断利润形成机制的解释力，是不亚于甚至超过了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BT2〗三、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间接决定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中，除上述垄断利润的直接决定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对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因素类似于计量分析中的调节变量，虽然不是直接决定了垄断利润的形成，但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概述了以下3种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间接决定因素，分别是权力结构、金融体系和网络外部性。这些间接决定因素作为马克思主义范式中的基本范畴，在新古典范式的产业组织理论中根本找不到可比较的对应物，或者说，新古典主义者完全忽略了这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创造性，也反映了新古典范式的缺陷。〖BT3〗（一）权力结构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权力结构增强了垄断资本对市场的控制力，客观上有利于垄断资本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所谓权力结构，是指由于生产资料的不均衡分配所导致的社会上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的情况，即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而且，这种社会权力不是单一的，而是结构性的，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所说的“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原则，可以将这些权力形式划分为经济支配权力和超经济支配权力。〖ZW(〗陈广思：《结构、权力与方法：论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兼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ZW)〗其中经济支配权力可以理解为垄断者依靠看上去公平合理的经济规律来支配生产活动，如垄断资本的定价权就是一种经济支配权力；而超经济支配权力则是垄断者借助教育、传统、习惯、法律、道德、宗教、民族、国家等因素来支配生产活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垄断目标，这是被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所忽视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垄断资本对市场的控制力，不仅仅体现为定价权这样的经济支配权力，而且更多地体现为各种超经济支配权力。例如在西方社会，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和传统习惯，都明示或暗示大型基础设施的产权可以归私人所有，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超经济支配权力，因为它默许了拥有基础设施产权的私人利用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以降维打击对手的形式排斥竞争。在20世纪初的美国，这种超经济支配权力可以体现为拥有煤炭公司的6个铁路集团利用其对铁轨的控制权，阻碍依赖其基础设施的独立煤炭公司的煤炭运输。〖ZW(〗Lina MKhan, “The Separation of Platforms and Commerce”Columbia Law Review, 2019, 119(4): 973〖CD*2〗1098〖ZW)〗在当今时代，超经济支配权力可以体现为跨多个业务的捆绑服务给单一业务的竞争对手制造障碍，如谷歌开发的安卓系统将谷歌在搜索引擎上的垄断势力扩展到移动设备，并允许谷歌移动设备上预装其应用程序。亚马逊使用其亚马逊物流仓储和送货服务，还允许第三方卖家访问专属的亚马逊客户群。这些垄断企业都是基于某个大型基础设施来发展跨部门业务，以形成对单一业务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这与自然垄断中的纵向一体化战略十分相似。这就使得垄断企业由部门内垄断演变为跨部门垄断,而且这样做在当地社会是合法的。所以资本所有者才会不惜大量投资和融资去控制某个大型基础设施，以获得纵向一体化的竞争优势。这种排斥竞争的超经济支配权力，显然要比定价权这样的经济支配权力有效得多。基于私人产权的人为垄断也是不可忽视的结构性权力。人为垄断不像自然垄断那样需要特定的技术和生产条件，只需要某种限制资本流动和阻碍利润率平均化的私人产权。例如，资本主义绝对地租源于土地产权。马克思指出：“如果最坏土地—虽然它的耕种会提供生产价格—不提供一个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即地租，就不可能被耕种，那么，土地所有权就是引起这个价格上涨的原因。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产生地租”〖ZW（B〗〖HT6〗⑤〖HT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54、268页。〖ZW)〗。这样，土地产权的垄断就足以产生地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这种租金的范围可以扩展为更普遍的垄断租金，包括无形资本产权产生的租金。〖ZW(〗Duncan KFoley,“Rethinking 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3, 45(3): 257〖CD*2〗268〖ZW)〗本文已经指出，这些无形资本包括数据和专利等各类非金融和非实物的资产，由于法律和习俗允许私人通过产权而垄断它们，这就使它们像土地和大型基础设施一样，可以作为限制资本流动和利润率平均化的工具，从而为其所有者带来垄断利润。权力结构在数字平台领域发挥作用的证据之一是，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反垄断执法力度减弱，尤其是对新技术领域持宽容态度，这使得大型数字平台可以逃避监管，顺利地推进垄断进程。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美国众议院小组委员会承认，现行的司法途径已经不足以阻止数字平台走向垄断。〖ZW(〗Ramaa Vasudevan, “Digital Platforms: Monopoly Capital through a ClassicalMarxian Len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2, 46(6): 1269〖CD*2〗1288〖ZW)〗基于私人产权的垄断，阻碍了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使垄断企业获得了稳定的超额垄断利润。这种垄断形式既包含了定价权之类的经济支配权力，也包含了潜移默化的超经济支配权力，具有权力结构的特征。而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仅仅关注了经济支配权力的作用，这是二者的不同之处。〖BT3〗（二）金融体系无论是垄断大型基础设施的所有权，还是垄断无形资本的所有权，都需要巨额投资。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体系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以大型基础设施为例，如果垄断资本投资于大型基础设施，那么这部分投资就会转化为固定资本，这就会限制垄断资本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金融体系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垄断资本可以利用金融体系动员和集中资金，这就会突破固定资本对资本流动性的限制，使得进一步扩大垄断的范围成为可能。例如，股份公司就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和集中资金的机制，能够实现规模的更大扩张。马克思就曾指出，单个资本不能负担铁路的巨额投资，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ZW(〗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24页。〖ZW)〗。这个规律在数字平台领域也仍然存在。大型数字平台在其走向垄断的许多环节上都需要金融体系的帮助，包括融资建立数字平台、兼并有竞争威胁的小型平台、收购有利于垄断的无形资产等。特别是数字平台要追求流量垄断，就必须进行“先发制人”的竞争，即必须率先突破平台用户的关键数量，然后再通过网络外部性吸引更多的用户，直至形成垄断。这就要求数字平台在初创期，即使亏损也要扩大用户规模。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金融体系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国外学者提供的数据表明，在2019年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的资产负债表中，财产和设备净值仅分别占3大公司总资产的2669%、3248%、2648%，其余部分都是金融资产、商誉和长期债务。这反映了大型数字平台赢得垄断地位的“秘诀”，即金融工具的运用。基于金融体系而获得的垄断地位，自然会有助于垄断资本获得更稳定的定价权、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好的生产条件及价值实现条件，从而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但除此之外，金融体系还有一种间接增加垄断利润的途径。马克思曾经指出，生息资本“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为它们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SX(B-2mm〗〖HT6〗⑤〖HT〗〖SX)〗。这意味着在股份公司成立之后，垄断资本并不需要给增资扩股后的股东支付平均利润，只需支付给股东低于平均利润的利息，中间的差额归垄断资本所有。这相当于将增资扩股变成了垄断资本的资本积聚，从而使垄断资本获得了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这种额外获得的剩余价值也应看作是垄断利润的一部分。〖BT3〗（三）网络外部性网络外部性，即每增加一个用户都会增加网络对其他用户的整体价值。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网络外部性使得连接到一个较大的网络要优于连接到一个较小的网络。这样，规模较大的网络就会用户越来越多，以至于垄断市场。这种情况在非数字经济中一般出现在自然垄断产业，而在数字经济中，数字平台成为网络外部性的典型场景。数字平台吸引的用户越多，用户的活动产生的数据就越多。基于这些数据，数字平台可以利用算法和机器学习来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从而带来更多的用户活跃度，这样又会产生更多的数据。这种自我强化的“数据(Data)-网络(Network)-活动(Activities)”循环，通常被称为DNA循环。显然，数字平台的DNA循环，要比非数字经济中的自然垄断产业更容易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造成了更高的进入壁垒，因为自然垄断产业的网络外部性并没有自我强化效应。值得注意的是，DNA循环不仅构筑了进入壁垒，而且还为数字平台维护垄断的“市场行为”提供了机会。利用海量数据，数字平台可以监控和影响用户行为，获取竞争对手的市场情报，这使得对第三方的歧视成为可能，并使公司自己的服务在其平台上享有特权。这包括让用户更难或更昂贵地切换到其他平台，捆绑或交叉补贴产品和服务，通过屏蔽链接和恐吓策略来击败竞争对手等。〖ZW(〗Lina MKhan, “The Separation of Platforms and Commerce”,Columbia Law Review, 2019, 119(4): 973〖CD*2〗1098〖ZW)〗网络外部性带来了一些西方产业组织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该理论只关注定价权和消费者剩余，但是数字平台并没有直接把垄断高价强加给平台消费者，表面上似乎并未给消费者带来福利损失。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数字平台的网络外部性特征与双边市场相关，平台通过低成本或零成本策略吸引用户参与，而收入则来自平台上的广告商、应用程序生产商或第三方商家，然后再交叉补贴给平台消费者，结果平台消费者反而享受了低价带来的消费者剩余。〖ZW(〗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 1(4): 990〖CD*2〗1029〖ZW)〗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即使没有交叉补贴，平台消费者也能享受低价。数字平台只需通过表1和表2描述的机制降低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并使其低于社会价值，商家和用户就能够享受低价带来的消费者剩余。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平台的垄断利润确实来自于平台商家和用户，只是其形式不是垄断高价带来的收入，而是佣金和竞价广告收入，这些收入最终都是要由平台商家和用户支付的。从这个角度看，垄断利润实际上就是数字平台垄断所导致的消费者福利损失的总和，这意味着可以用垄断利润而不是定价权来衡量消费者福利损失。〖BT2〗四、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两种范式的全方位比较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与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由于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和西方产业组织理论都是以垄断为研究对象，要在这两种理论中找到一些具体的共同点并不困难。例如，二者都关注垄断利润的来源，都强调垄断对竞争的阻碍作用，都认为高效率是垄断和垄断利润形成的重要原因，等等。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两种研究范式具有完全不同的概念、方法和理论逻辑，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虽然二者都具有解释现实经济中垄断现象的能力，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学术界在研究垄断问题时，更多地是按照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范式进行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研究比较少见。然而，正如本文在上述分析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范式对数字平台垄断的解释力，是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基于以上分析，对两种范式对数字平台垄断的解释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具体可见表3。〖KH*2D〗[HT5”H]〖STHZ〗〖WTHZ〗〓表3〓〖JZ〗两种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的全方位比较[HTSS]〖STBZ〗〖WTBZ〗〖BG（!BTXDF;N〗〖XB,HT5”SS;Z0<续表>〗〖BHDF,FK16,K17,KF〗〖HJ*3〗马克思主义范式产业组织理论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BHD〗垄断利润的直接决定因素垄断价格劳动生产率价值实现条件市场结构生产率〖BHD〗垄断利润的间接决定因素权力结构金融体系网络外部性定价权企业兼并广告研发创新〖BHD〗消费者福利损失的衡量标准垄断利润消费者剩余〖BH〗垄断的长期后果平均利润率下降无〖BHDFG0,WKW〗〖BG)F〗〖HT〗〖ST〗〖WT〗〖HJ0〗〖HJ〗〓〓〖JP3〗表3中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的区别，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理解。〖JP〗第一，从垄断资本的直接决定因素来看，两种范式有一定相似之处，例如都强调生产率的作用。但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缺乏一个完整的价值论，该理论对高生产率引致垄断利润的过程分析比较粗糙。相比之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可以更加细致地分析垄断利润的形成过程，这一分析也更加具有逻辑的力量。第二，从垄断资本的间接决定因素来看，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的4种因素，实际上就是其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中的4种主要市场行为，它们类似于计量分析里的中介变量。而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的3种因素，则类似于计量分析中的调节变量，即促进直接决定因素发挥作用的变量。两种范式的区别在于，新古典范式的4种因素都是在单个部门内部发挥作用的，具有新古典主义“局部均衡”的特点。马克思主义范式的3种因素则远远超出了单个部门的范围，不仅涉及整体经济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囊括了法律和习惯等经济以外的因素。正是基于这个区别，我们可以发现，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局限于部门内垄断，而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的研究对象则既包括部门内垄断，也包括跨部门垄断。后者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理论传统。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列宁和希法亭在研究垄断资本时就已经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部门出现了“联合制”的特点，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ZW(〗《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6页。〖ZW)〗，这实际上说的就是跨部门垄断。这样的理论特点，使得马克思主义范式特别适合于研究跨部门垄断问题，而跨部门垄断正是数字平台垄断的重要特点。第三，反垄断政策的目标是改善消费者福利，但如何衡量消费者福利，在两种范式中并不一样。新古典范式一贯主张用消费者剩余衡量消费者福利，然而在数字平台上不存在垄断高价的情况下，这种衡量标准已经失去了可操作性。马克思主义范式则把垄断利润视为数字平台垄断在其生产和流通过程各个环节所造成的消费者福利损失的总和，这就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衡量标准。第四，两种范式的逻辑体系也有重大区别。新古典范式中的哈佛学派认为产业组织的逻辑体系是市场结构决定了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决定了市场绩效；而芝加哥学派则认为，产业组织的逻辑体系是（由生产率决定的）市场绩效决定了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构。表3第2行中的“市场结构和生产率”即对应于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逻辑体系中具有初始决定因素的基本范畴；而表3第3行中的“定价权、企业兼并、广告和研发创新”其实是对应于两个学派共同认为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即市场行为。综合表3第2行和第3行，实际上反映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逻辑体系，即市场结构或生产率是市场绩效（即垄断利润）的初始决定因素，市场行为则是中介变量。我们可以把前者看成是市场绩效的直接决定因素，后者看成是市场绩效的间接决定因素，这正是表3所表达的含义。而马克思主义范式与新古典范式逻辑结构的区别是，它不是A→B→C这样连锁反应式的逻辑结构，而是A和B共同决定了C。具体地说，我们可以把垄断价格、劳动生产率和价值实现条件这些基本范畴视为垄断利润的直接决定因素，把权力结构、金融体系和网络外部性这些基本范畴视为垄断利润的间接决定因素，二者共同决定了垄断利润的产生，其中后者那些间接决定因素类似于计量分析中的调节变量。最后，本文还需要指出，两种范式对（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平台垄断的长期后果，具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新古典范式可以说并未考虑过长期后果的问题，因此对该问题保持沉默。而马克思主义范式则认为，（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平台垄断的长期后果将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这是因为“商品的价格水平以及通过价值转移而形成的超额利润，不可能在长期免于竞争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ZW(〗孟捷：《技术创新与超额利润的来源——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ZW)〗。即在长期里竞争会再次使利润率平均化，但同时竞争也会促使资本家进行创新，以资本替代劳动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这样由于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前提下，平均利润率会趋于下降。两种范式在数字平台垄断问题上之所以存在这样多的区别，归根到底是二者的方法论不同。新古典范式是所谓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对数字平台垄断问题的分析建立在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基础之上。而马克思主义范式则属于“方法论整体主义”，思维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根据这种方法，数字平台垄断问题不是个体企业之间自由交易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所以，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主要考虑的是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以及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则需要考虑权力结构、金融体系和垄断外部性，企业之间的价值转移，以及由此相关的跨部门垄断问题。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范式的视野显然要广阔得多，也更适合于解释那种与整体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的问题，比如数字平台的垄断利润问题。两种范式方法论的区别还体现在二者研究目标不同。新古典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目标是解决“马歇尔冲突”，即调和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矛盾。这样的目标具有社会改良的意义，倾向于将现存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现象。因此，新古典范式不会考虑数字平台垄断的长期后果问题。相反，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研究目标是揭示“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ZW(〗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页。〖ZW)〗。基于这种目标，马克思主义者范式关心生产方式的演变规律，因此会关注（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平台垄断的长期后果，即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BT2〗五、结〓论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这一工作相当于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产业组织分析框架，事实上这个分析框架早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最新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本文只是将它有条理地表述出来而已。从前面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诸多缺陷，正是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的优势所在。基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发现，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并不是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析框架可以简单地加以解释的。概括地说，数字平台能获得垄断利润，其直接决定因素是垄断价格、劳动生产率和价值实现条件，间接决定因素是权力结构、金融体系和网络外部性。这些因素导致了数字平台垄断的主要特征是跨部门垄断，也是不依赖定价权的垄断。在这个结论之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目标仍然可以是增加消费者福利，但消费者福利损失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垄断利润本身，而不是垄断高价导致的消费者剩余。如果我们以垄断利润作为消费者福利损失的衡量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反垄断方案提供理论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已经明确提出，数字平台反垄断需要从数字所有权的角度降低垄断利润，包括强制数字平台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的拆分，确保跨平台的数据可移植性和互操作性，阻止以垄断为目的的无形资本收购，无形资本私有产权的开源等。〖ZW(〗Ramaa Vasudevan, “Digital Platforms: Monopoly Capital through a ClassicalMarxian Len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2, 46(6): 1269〖CD*2〗1288〖ZW)〗有的文献甚至提出，要把数字平台的“关键资产”，即数据社会化，并将其定位为数字公共产品。〖ZW(〗Andrea Coveri, Claudio Cozza and Dario Guarascio, “Monopoly Capital in the Time of Digital Platforms: A Radical Approach to the Amazon Cas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2, 46(6): 1341〖CD*2〗1367〖ZW)〗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破坏从数字平台所有权中获取垄断利润的过程。但是，他们得出这些结论的理由仅仅是本文提到的那些间接决定因素，似乎这些结论与劳动价值论没有关系。本文则证明，正是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我们才可以清晰地阐明数字平台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并得出垄断利润是消费者福利损失的总和的结论。这意味着反垄断的目标可以定位于增加消费者福利，即减少数字平台的垄断利润，而这正需要采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提出的那些反垄断政策。在明确了反垄断政策的理论基础之后，我们可以提出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反垄断方案。这个方案可以包括两类政策：一是当前即可实行的反垄断政策，如监管部门可以加强对数字平台兼并行为的监管，阻止以垄断为目的的无形资本收购行为，还可以强制性地要求数字平台之间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以降低大型数字平台对数据的垄断程度。二是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可以实行的反垄断政策，如对超大型数字平台的服务进行拆分，或者将数字平台的数字产品定位为公共产品，使数据由私有、封闭转变为公有、开放，实现数据的社会化，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大型数字平台对数据的垄断问题。虽然上述方案中的某些政策，如数据社会化，其具体的形式、途径和实行时间还需要讨论，但我们至少找到了一条比新古典范式所倡导的罚款、问责和漫长的诉讼过程更加有效，也更为根本的反垄断途径，这个设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理论，及其在数字平台领域的进一步扩展。这提醒我们，面对经济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仍有其生命力。我们应以此为契机，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的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中国化、时代化。 〖JY,2〗〖HTH〗［责任编辑〓陈翔云］〖HT〗〖HT〗〖HJ〗〖LM〗〖WT4HZ〗〖JZ（〗The Formation of Monopoly Profits on Digital Platforms: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wo Paradigms〖WT〗〖WTFZ〗〓〖WT〗〖HT6〗〓〖HT〗〖JZ)〗〖WTHZ〗［Key words〖DK〗］〖WT〗〓Digital Platform; Monopoly Profit; Monopoly Capital; Labor Value Theory〖WTHZ〗［Abstract〖DK〗］〖WT〗〓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onopoly profits on digital platforms can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y the monopoly profits arise, which is the same topic as the research of West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monopoly capital theory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literatur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arxi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ormation of monopoly profits, and uses this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 monopoly，and finally forms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of Marxist paradigmBy comparing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of Marxist paradigm with that of neoclassical paradigm,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defects of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of neoclassical paradigm are exactly the advantages of Marxist paradigmThe Marxian monopoly capital theory based on labor value theory can analyz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monopoly profits on digital platforms in more details, and its explanatory power for many issues is no less than or even exceeds that of the neoclass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Based on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we can draw a Marxian antimonopoly scheme for digital platforms, that is, the antimonopoly supervis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nopoly profits and digital ownership〖LM〗《教学与研究》 2023年总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