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期刊介绍

期刊介绍

胡锡奎与《教学与研究》

——纪念胡锡奎同志诞辰100周年

张腾霄

胡锡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无产阶级教育家。胡锡奎同志在1950~1963年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协助校长吴玉章同志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教学与研究》的创办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年11月是胡锡奎同志诞辰100周年，值此之际，特刊发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张腾霄同志撰写的文章以资纪念。——编者

1996年11月7日是胡锡奎同志100周年诞辰。50年代初期，由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同志年老体弱，胡锡奎同志作为副校长协助校长，实际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他深切感到需要一个服务于教学的理论刊物，以便更好地探讨如何把苏联的教育经验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与兄弟学校交流经验。据我回忆，《教学与研究》的名称是经过大家讨论，然后由他集中起来的，意在强调既要介绍教学经验，又要开展学术研究。《教学与研究》作为研究高等教育方面的刊物，在中国应该说是最早的。《教学与研究》的创办，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为此，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当时，每期稿子他都要认真审阅，并且排版以后，他还常常重新校正一次，尽量减少差错，以提高刊物的质量。

一

20年代初期，胡锡奎同志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活动。1925年9月，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从事党的工作，同时参加编辑《前进报》。由于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反动军警的注意，并下令通缉他。1928年6月，他参加了我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国，曾在上海做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交通工作。1929年2月，他又被派往北平、天津、唐山地区做地下工作。他先后主编党的刊物《北方红旗》、《出路》、《火线》等，并经常深入到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又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他曾担任过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唐山市委代理书记等。

1931年6月，由于叛徒告密，胡锡奎同志被捕入狱，敌人对他多次进行严刑通供，他始终以顽强的斗志，惊人的毅力，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的大无畏精神震撼了监狱，深深地教育了狱中的同志，甚至连看守也很佩服。敌人对他迫害两个多月，一无所得，判处了死刑，准备执行。后来，由于华北形势剧变，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宪兵三团从北平仓惶撤退，死刑未及执行，他和其他11位战友才幸免于难。总之，胡锡奎同志的狱中斗争，真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胡锡奎同志从西安揪回到人民大学来，他和“造反派”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这种斗争精神，曾在学校干部中广为流传，甚至曾经对他工作有过意见的同志，也不能不为之敬佩。当“造反派”问他人民大学工作中的错误时，他说人民大学工作中的错误，我一个人负责，吴老没责任，他老了，许多事情都是我做的，下面的同志也没有责任。在文化广场上开数百人参加的“批斗”会时，批斗者叫他交待所谓的“叛徒” 间题，胡锡奎同志当时身体已经很虚弱，但听到说他是叛徒时，勃然大怒，申明自己不仅不是叛徒，而且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几个“造反派”个别审问他，叫他交待在北平狱中的“叛党”问题时，他说：“我在北平监狱的生活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要说是叛徒，那是王通（陈伯达的化名）”。当时的陈伯达正显赫一时，如果没有大无畏的精神，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是不可能讲出这样的话的。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决定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党中央规定学校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这个教育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高度概括的。如何把这个教育方针具体贯彻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去，胡锡奎同志曾经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反复的实践。我当时协助胡锡奎同志做教务工作，他经常要求我们把苏联方面的情况弄清楚，不但要向苏联专家学习，而巨还要多看这方面的材料，要切合实际，谨慎从事，千万不要一知半解，粗枝大叶。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认真学习苏联经验，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胡锡奎同志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要诚心诚意地学习，弄懂它的精神和实质。正面的经验，可以直接作为我们的养料来吸取，反面的经验，可以作为自己的借鉴，使我们不走或少走弯路。在工作中，胡锡奎同志特别强调教学要联系中国实际。他认为我们不仅要在教学内容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出发，还要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参观实习，进行锻炼。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自建校以来，各门课的内容逐年增加中国方面的实际情况，各学年、各学期按计划安排学生到有关部门实习，使学生增加了不少实际经验与知识，提高了培养人才的质量。

胡锡奎同志很重视总结经验，他认为及时总结经验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54年6月5日，在《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的情况与目前的重要任务》的报告中，胡锡奎同志有针对性地指出，在几年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的过程中，一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培养了不少学生到全国各条战线上去，学校的教师队伍也一天天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也还存在不少缺点或毛病，从教学制度到教学方法，出现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偏向。面对这种情况，胡锡奎同志在肯定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具体改进办法。认为有些具体方法，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改进或提高。1954年9月30日，在《关于上学年基本情况和新学年的工作重点》的报告中，胡锡奎同志又提出要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系统讲授要和重点讲授结合起来，决不能照本宣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随时关注学生的学习状况，以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

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整个过程来看，胡锡奎同志经常强调要弄懂苏联教育经验是怎么一回事，要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并随着学习的深入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胡锡奎同志认为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与结合中国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偏重哪一个方面，都是不正确的，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中央赋予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使命。

三

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将这条根本原则运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是需要对人民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并运用自己的智慧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的。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胡锡奎同志曾通过阅读《向导》、《新青年》等刊物学习马克思主义。由于他后来长期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又注意在实际中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样，在客观上就不容易把理论理解为教条。胡锡奎同志十分重视理论学习，不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认真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不仅一有时间就读书，而且向许多教师请教，具有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的精神。

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过程中，胡锡奎同志始终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不仅领导教师钻研各种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而且自己起带头示范作用。50年代中期，他先后在《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例如：1954年5月，胡锡奎同志发表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与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他认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要为国家建设服务，要为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服务。他说“如果忽视理论不去系统地掌握理论，不是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脱离理论，便无法找到事物的内在规律，只能是一些事实材料的偶然堆积”。在这里，他把理论看得何等的重要，没有理论便不可能找到事物的本质，找到事物前进的方向。

1956年10月，胡锡奎同志发表了《关于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与阶级斗争》。他根据我国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从中国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以及改造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发展起来的，并且是分散落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长期同工人阶级合作的方面，这就决定了它接受改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关键是如何采取正确的政策。

在理论研究过程中, 胡锡奎同志进一步体会到必须正确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才有可能对中国过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尽可能避免发生这样那样的片面性。正因为如此，胡锡奎同志努力学习哲学，并争取在人民大学设立哲学系。他不仅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而且还学习中国的哲学思想，并力图把这两方面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是发展的学说。在胡锡奎同志看来，一个革命者对问题的认识与解决离开了发展变化的思想，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我记得他有一次讲，党在白区的工作一度为什么会犯错误，就是那时中央的“左”倾领导者，离开了当时斗争的具体条件，盲目搬用苏联的经验造成的。今天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这是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正确结论。如果违背了这些正确结论，我们必然还要重复这样那样的错误。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后来改由中央教育部领导。作为当时人民大学实际主持工作的胡锡奎同志对人民大学是做出了贡献的，而《教学与研究》发展成为全国性刊物，也是和胡锡奎同志的远见卓识分不开的。

（本文原载《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