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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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城

2021, 55 (11): 5-13.

摘要 ( 882 )

PDF(1979KB) ( 324 )

从党的历史视域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历史发展逻辑在于：一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探索紧密结合，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民族复兴找到正确道路；二是制度具有根本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民族复兴提供稳定保障；三是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四是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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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历史主题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域拓展

陈金龙

2021, 55 (11): 14-21.

摘要 ( 5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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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为中共党史研究的视域拓展提供了坐标和参照。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分期、历史成就、历史地位、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世界历史关联的阐释，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宏观把握提供了坐标。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形成“中华民族复兴史”研究范式，既能统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又能从整体上呈现中国共产党历史，凸显中国共产党历史主题。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的确立，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史主题的确立具有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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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价值

王炳林, 李盖启

2021, 55 (11): 22-29.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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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十分宝贵的思想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能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文化资源；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能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丰厚滋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能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文化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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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增长的中国奇迹

谢富胜, 匡晓璐

2021, 55 (11): 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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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中国奇迹”的核心，在于明确每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调节旧技术经济体系中生产方式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消除新技术经济体系形成的体制性障碍，确立新技术经济体系的发展方向以促进经济增长。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个阶段，形成了“数量型温饱消费+缺乏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质量型温饱消费+伴有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大规模标准化消费+大规模生产”三种技术经济体系。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个性化和标准化需求共存的动态社会消费模式已经形成，当前技术经济体系难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新的促进增长的技术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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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生产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以A市X区社会治安共同生产为例

魏娜, 陈俊杰, 王焕

2021, 55 (11): 43-56.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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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党中央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断，昭示了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为此，本文选取A市X区社会治安共同生产的案例，尝试探究如何以共同生产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研究发现，基于共同生产的视角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从主体—动力（国家创制与自我驱使下的“共建”）、行动—过程（制度保证、科技支撑与心理赋能下的“共治”）和价值—结果（文化凝聚、绩效感知与情感融入下的“共享”）等层面入手，通过动力流、过程流和结果流的交融，最终实现常规生产者和消费生产者、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在场”，形成各方主体的合力，增进公民参与的持久性并使其因参与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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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客观性：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

张娜

2021, 55 (11): 57-65.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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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思想的客观性对于马克思思想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其特别之处在于要求物在思想领域的重现。这意味着，其一思想唯有进入事物本身把握其本质属性，方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真相；其二思想唯有跟随事物自身领会其运动发展，方能逐步完成关于事物的真理。黑格尔不仅重构了思想的客观性，而且提供了落实于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客观思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剖析，使得作为物的市民社会的分裂对立属性及其自我扬弃运动得以显现。如果说黑格尔思想的客观性让出了人对于物的优越性，那么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显现了物对于思想精神的根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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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如何产生：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认知差异——从《法哲学讲义》到《哲学的贫困》

田书为

2021, 55 (11): 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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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民社会原则的框架下，黑格尔的贫困成因思想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体的自然差异和社会分工都能引发相对贫困，但他仅从前者出发，认为贫困者对市民社会的不满是“违背自然”的“任性”，并将之视为“贫困贱民”（绝对贫困）产生的直接原因；第二，他的“富裕贱民”思想，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家可以不通过等价交换就从工人那里获得所需（压迫）。与之相比，马克思则放弃了市民社会原则，通过“阶级对抗”的视角指出，“压迫”和“被压迫”根植于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身份，贫困来源于社会经济结构而非个体的自然差异或“任性”等主观因素。这种对历史的客观把握，为贫困者形成“阶级意识”、改变自身命运，找到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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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协调：日本“一带一路”认知的利益偏好分析

黄大慧, 赵天鹏

2021, 55 (11):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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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国家利益偏好的视角，试图分析日本的“一带一路”认知。 “物质的相对收益”偏好与“规范塑造的国家利益”偏好构成日本的“竞争性”认知，具体包括“一带一路”对日本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的“威胁性”，以及对西方价值观和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的“挑战性”;“物质的绝对收益”偏好构成日本的“协调性”认知，主要体现在全球性体制认同、区域性制度协调以及务实合作探索模式三个方面。随着拜登政府上台并联合日本等国家进一步推进“印太”战略，日本未来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或将维持“竞争为主、协调为辅”，但也面临诸多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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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关系的实践与理论

孙西辉

2021, 55 (11):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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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压力，中国坚定地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承担大国责任，推动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需要恰当地处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本文采用归纳推理的方式并使用历史比较分析方法，旨在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关系的理论。本文在界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通过研究苏联和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关系的原则、标准和要求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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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资本主义”方案是否可行？——评法国左翼学者迪梅尼尔和莱维的新自由主义危机解决方案

刘慧, 武海宝

2021, 55 (11): 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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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遭遇了危机。为了解决新自由主义危机，超越新自由主义秩序，西方左翼学者迪梅尼尔和莱维提出了一种“新管理资本主义”方案，主张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依靠所谓的管理者阶级，来管制和镇压金融寄生者阶级，以遏制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趋势，推动金融资本主义重返产业资本主义。这种方案体现了一定的社会进步性，但缺乏对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关系以及金融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和趋势的深刻理解，缺乏对管理者阶级本质的深刻洞察，同时也绕开了对金融资本国有化改造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主题，其本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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