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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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

2019, 53 (4): 5-1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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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具显著中国性与鲜明世界性的价值特质，推动其国际传播既有可能也有必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需要客观分析。这一思想国际传播也面临不少障碍。首先，不少国际传播主体还未能形成话语自觉、使命担当意识较弱；其次，对外话语体系尚未有效构建，制约了这一思想国际传播吸引力、影响力的提升；再次，国际传播的信息碎片化倾向、文化环境差异、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符号因素，容易导致海外民众误读这一思想内容；最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硬实力掌握全球信息传播主导权、中西方意识形态本身的差异性，给这一思想国际传播带来巨大外部挑战。要通过构建国际传播主体养成机制、对外话语体系、海外民众误读风险应对机制、硬实力支撑机制，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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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私营企业工资水平的静态和动态分析

赵峰1,季雷2,李彬3

2019, 53 (4): 16-2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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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本文探讨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工资水平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以及在新时期如何通过工资的合理调节，来实现高质量劳动力再生产，从而适应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文章在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进行静态和动态区分的基础上，测算和比较了包括“最低工资水平、生存工资、中等偏下生活水平工资”三个指标在内的工资衡量体系，考察了2013—2016年我国省级私营企业的工资水平。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私营企业工资水平基本能够满足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但是动态上仍存在偏低问题，这会导致长期中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潜力无法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并且这一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私营企业不能简单地通过降低工资成本实现利润的提升，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劳动力质量结构升级中提升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同时还应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劳动者的教育培训中，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劳动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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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中国样式

秦兴方1,张颖2,孙凤娟3,陈昊4

2019, 53 (4): 30-4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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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在经济社会的变迁中，随着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物的束缚，摆脱人的束缚，从而不断改善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不断获得人身自由和心智、思想、灵魂的解放，不断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借助理想的静态实现模型、理想的动态实现模型、现实的静态实现模型和现实的动态实现模型分析，证明了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是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物质资料满足人的需要程度、人与人之间和谐程度不断提高且三者之间不断趋向协调、均衡，而新的发展又不断地破除低水平均衡从而走向新的非均衡，然后再向更高水平均衡发展的过程。长期以来，人们对人的全面发展原理的研究主要是理论层面的，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开始从现实层面探索人的全面发展路径，中共十九大描绘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样式并逐步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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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哲学意蕴：从哲学与经济学类比的视角看

刘召峰

2019, 53 (4): 41-5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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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与经济学类比的视角，审视我国研究者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分歧，我们可以获得对《资本论》哲学意蕴的新领悟。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正如其经济学是一种劳动价值论，而非效用价值论。为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分，我们需要明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正如为了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相区分，需明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奠基于劳动二重性学说之上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追问了青年黑格尔派从未提出过的问题，创立了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追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提出的问题”，创立了拜物教批判理论。我们不能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无法充分说明社会历史区别于自然的独特发展规律，因而有必要将辩证唯物主义“上升”为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如“一切劳动”都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劳动二重性学说不能说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独有的“二重的社会性质”，因而有必要让拜物教批判理论出场。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性”思想都获得了自己的具体化形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也都得到了具体化和深化，因而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必要“上升”为“《资本论》哲学思想”。我们探究马克思哲学的正确思路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不是把具体“归结”为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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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世界《资本论》研究的互动与传承——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到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

王校楠

2019, 53 (4): 51-58.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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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开始，德语学者就围绕《资本论》及其手稿展开了深入研究，在这一早期阶段，德语世界诞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鲁宾、法兰克福学派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和早期马克思学者罗曼·罗斯多尔斯基的《资本论》研究就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这一传统之上。二战结束后，鲁宾和罗斯多尔斯基的研究成果重新传入德国学界，为当时西德沉寂的马克思理论界注入了一股理论活水，从而直接开启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以“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为代表的德国《资本论》研究热潮。总的来看，德语世界的《资本论》研究传统，虽有低潮，但连绵不绝，从未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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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全球积累视角下的当代国际关系——兼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根基

武海宝

2019, 53 (4): 59-6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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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资本经历了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形态转变，同时也经历了一个从区域性空间向全球空间拓展的过程。每一种资本形态的特殊积累逻辑都决定着那个时代国际关系的整体特点和发展趋势。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资本的当代形态——国际金融资本积累的基础之上。它对当代国际关系最深远的影响在于，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体系之上的“资本帝国”逐渐形成。国际金融资本积累包含着自身的矛盾，其积累造成的困境和危机导致国际关系冲突加剧，世界秩序开始转型，一个后新自由主义的动荡时代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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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与协同：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视角

孙东山，徐晓风

2019, 53 (4): 70-7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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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新的要求。当前，我国国家治理环境面临深刻变化，尤其是在基本国情、矛盾主体、社会关切、供给侧等方面，促使国家治理逻辑发生转变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面对国家治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新时代国家治理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秉持社会公平的发展观，协调区域合作与利益共享理念，以最终保障民众的公共需求。为此，需要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新时代国家治理逻辑转换的功能和作用，从实践方面来说，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推动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性质，实践逻辑、治理观念及治理目标等多维协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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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吸纳压力：当代中国的一项核心治理思想

黄晨

2019, 53 (4): 78-88.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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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治理思想之一。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社会压力推动政府关注着公正的不同领域：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通过教育和生产权利改革实现了起点公正；从1992年到2012年，中国逐渐开始重视经济增长背后的结果公正；在2012年以后，中国通过反腐败触及了最关键的程序公正。对公正的针对性回应吸纳了社会压力，造就了中国政治稳定的奇迹；而三种公正思想的不同实践顺序，也提供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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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应对研究

唐钧

2019, 53 (4): 89-9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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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创造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会引发人财损失、秩序破坏等社会风险。技术视角的风险源于“算法主观性”等技术属性，易导致人财损失等恶劣后果；而现有的风险应对措施偏重于“工具理性”，难以有效根除责任事故和社会负面影响。社会视角的风险来自于人工智能在社会应用时的“马太效应”等机理所导致的大多数民众和极少数弱势群体的权益受损等问题；而现有的风险应对方案侧重于“价值理性”，可能出现效率与公平的失衡或偏颇。因此，建议从治理视角开展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的系统应对：全面分析技术维度和社会维度的风险，综合评估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的实况；秉承“赋能+避险”的风险方针，以提高竞争力、承受力、约束力、协同力为治理目标，建立全流程且无缝隙的风控机制，构建系统和高效的共治格局，切实提升国家竞争力和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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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逻辑

刘波亚，李金玉

2019, 53 (4): 98-10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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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意识形态要加大在网络空间的存在感，需要将网络中的各种意识形态整合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进程是以感性认知为开端，经互动而内化，最后再通过持续不断的行为强化而凝结成网民稳定的政治信仰。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公共理性的缺失和网络社会治理的局限制约了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认同机制的建构可以从整合网络亚文化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共生性、掌握网络舆论主导权、注重秩序与自由的把控等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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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研究的议程、热点与趋向

耿化敏,房颖

2019, 53 (4): 105-11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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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意识形态要加大在网络空间的存在感，需要将网络中的各种意识形态整合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进程是以感性认知为开端，经互动而内化，最后再通过持续不断的行为强化而凝结成网民稳定的政治信仰。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公共理性的缺失和网络社会治理的局限制约了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认同机制的建构可以从整合网络亚文化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共生性、掌握网络舆论主导权、注重秩序与自由的把控等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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