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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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田世野

2019, 53 (2): 5-14. DOI:

摘要 ( )

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是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减贫规律的深刻认识及其新的探索，其内在逻辑集中体现为三大要点：第一，精准扶贫脱贫的根本特征是“发展性减贫”，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促进产业发展、共享发展和贫困者的可行能力发展；第二，基于致贫因素的异质性、多重性特征和扶贫脱贫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要旨，提出全方位的精准要求，探索新时期的减贫规律；第三，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通过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机制来战胜贫困。进一步看，其实现机制是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扶贫脱贫资源动员机制、资本带动扶贫机制。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和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贡献；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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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金融本质再考察

方芳, 黄汝南

2019, 53 (2): 15-27. DOI:

摘要 ( )

本文首先考察了自1870年以来两轮经济金融化的特征事实；然后基于相关理论，以16个国家发生的系统性银行危机为样本，从增长与分配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危机前各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的普遍特征；最后从金融的内生性与风险性角度阐述金融的本质。主要结论有：第一，19世纪70年代到1929年大萧条前的第一轮金融化特征为经济货币化与商业银行资产扩张，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第二轮金融化特征为金融结构向市场主导型变迁，银行资产结构也向市场化方向调整；第二，适度金融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而过度金融化普遍导致资本积累放缓、生产率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这些现象又会进一步强化实体经济与金融失衡；第三，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具有内生性影响，促使实体部门风险结构复杂化，需要相应的政策抑制过度金融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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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邱兆祥，刘永元

2019, 53 (2): 28-34. DOI:

摘要 ( )

近年来，以分布式技术、互联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迅速发展，有助于拓展金融资源可分配界限，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科技实质上在金融行业内构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极有可能对现存的金融业态和金融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本文拟从理论上探讨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理，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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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双重位置：主导权与制衡性主导权的双重复杂性

\[丹\]李形,彭博

2019, 53 (2): 35-48. DOI:

摘要 ( )

本文的讨论基于解读中国崛起的双重复杂性，即对崛起的中国对世界不同地区和领域的不同影响和意义进行概念化分析。一方面，中国被视为一个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核心国家”拥有制衡主导性
本文中“主导性”的概念源自英文的 “Hegemony” 一词。Hegemony在中文文献和语境里一直翻译为“霸权”，而众所周知“霸权”一词是带有贬义或者负面色彩。而源于葛兰西政治理论的“hegemony”是非常正面和积极的语义，它指的是统治阶级或某种社会力量能保持领导地位和在国家各领域保持主导权的能力。这种能力折射出一定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价值观，也包含统治阶级的弹性和柔性以及不断妥协、更新和完善自身的意识。国际关系学中新葛兰西理论把此概念提升到国际政治层面来分析世界秩序中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因此，本文把“hegemony”翻译为“主导”“主导性”“主导权”。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也同时被认为是世界秩序中半边缘和边缘地区或国家的新兴主导性力量。这种形势促使作者去研究上述两方面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动态的和辩证的关系。作为一个新兴主

导力量，中国正处在世界秩序由传统主导形态向相互依存主导形态转变的接合点上。随着在世界体系中不断提升的位置以及由此获得的财富和权力，中国的持续性崛起将为半边缘和边缘国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room of maneuver）和“向上动力”（upward mobility）。中国作为主导力量不能被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核心国家，而应当被视为支撑全球性关系和承担全球性关切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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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中国推进海上安全治理的根本路径

徐正源

2019, 53 (2): 49-58. DOI:

摘要 ( )

为有效应对海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构建 “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而为中国推进海上安全治理指明了根本路径。“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是“安全上的风险共同体”、“海上合作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政治上的理念共同体。它是国际社会各国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有益助力，是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根本保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支撑。它不仅包含了多边合作等中国外交既有理念，更创新性地发展出了诸如共同发展、海洋共同安全观等海上安全治理新理念，从而成为中国推进全球海上安全治理的实践指针。目前，中国政府正以蓝色伙伴关系为“网”、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线”、以重要支点国家为“点”进行积极的战略布局，全面推动“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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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新逻辑——从实验主义治理到设计主义治理

李文钊

2019, 53 (2): 59-71. DOI:

摘要 ( )

对于改革的研究，可以从实验、设计与演化的视角进行理解。新时代改革意味着中国改革治理范式变迁，实现了从演化主义治理、实验主义治理向设计主义治理转变，顶层设计在改革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实验和演化逻辑服从设计的逻辑。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设计与新时代特征相符合的党政军群体系，通过机构、职能和编制改革，进一步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拓空间，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机构和职能保障。从设计主义治理范式出发，关注设计原则、战略目标与行动路径，可以更好地理解新时代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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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的感性哲学及其解放逻辑

欧阳谦,贾丽艳

2019, 53 (2): 72-7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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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以其感性哲学和爱欲解放论而著称。他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综合起来，试图建构一种以解放生命本能为宗旨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一方面根据弗洛伊德的爱欲理论重新描绘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远景，另一方面又按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改造了弗洛伊德的压抑文明学说。在其构建的感性哲学体系中，“人类解放”的目标就是促使爱欲的“非压抑性升华”，最终使得“非压抑性生存方式”真正变为社会现实。人类解放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解放，而且还是生命爱欲的彻底解放。这种解放是以促成和塑造人类的新感性为前提的，因而也是一条艺术化的爱欲解放之路。从社会批判出发，马尔库塞的感性哲学及其解放逻辑为消除现代工业文明的异化病症开出了一剂审美救世主义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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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融合·价值重塑·实践创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性自觉的三个维度

胡军良

2019, 53 (2): 80-87. DOI:

摘要 (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其关涉的行为类型看，既是交往行为，也是价值重塑和实践创构行为，且彰显了三个理性自觉。在交往理性的自觉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间性的坚守中走向了深度耦合，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原初视域同解释主体的现在视域在理解和实践的经验中走向了辩证交融。在价值理性的自觉中，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践履者依凭其价值期待，指向了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自由、幸福等价值宏旨，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重塑的逻辑坐标，又显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价值重塑的当代典范。在实践理性的自觉中，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阐扬中得以观照与生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创造的主体意识和使命感在自主创构的践履中也得以显明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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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坚定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的三重向度

项敬尧

2019, 53 (2): 88-96. DOI:

摘要 ( )

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一旦脱离政治性的内核，便意味着让渡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拨开理论的迷雾，解读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就必须深层次把握指导思想问题、领导权问题与方向问题等三个内在规定性问题。从指导思想问题来看，政治性规定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领导权问题来看，政治性规定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党的意志。从方向问题来看，政治性规定思想政治教育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来谋篇布局。诚然，承认并凸显政治性并非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属性，相反，其本身哺乳和成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正是由于其本质属性中三个内在规定的显扬，三者均不可缺位，一同指向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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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及启示

诸凤娟

2019, 53 (2): 97-103. DOI:

摘要 ( )

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卓有成效,其中宗教教育是主要形式，政治教育是核心，通识教育是主渠道，学生事务管理是重要基点，大学生社团发展是重要途径。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存在着隐性教育和显性教育的差异、开放教育和封闭教育的差异、全民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差异。借鉴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可以从改革教育方式、构建合理的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统一等方面着手，来创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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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化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梁波

2019, 53 (2): 104-112. DOI:

摘要 ( )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是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政治结构分化是政治系统的深层次变迁，对于国家治理能力有着重要影响。国家治理能力体现为国家机制的运行情况和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彰显了公权力的权威和效力，规范着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从结构分化的视角来看，当前发展形势下，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是汲取能力、控制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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