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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0257-2826  CN 11-1454/G4

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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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周年专稿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黄一兵
    2018, 52 (12):  5-13.  DOI:
    摘要 ( )   PDF(6706KB) ( )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之所以称为“革命”,是因为40年改革开放对我国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调整和完善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中国社会前进和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力促进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强力推动了上层建筑的完善,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制度保障;奋力打开国门,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40年来,我国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深刻改变,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集中体现,是改革开放对我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突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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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与宝贵经验
    沈传亮
    2018, 52 (12):  14-21.  DOI:
    摘要 ( )   PDF(6260KB) ( )  
    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和根本。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逐渐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中既有属于战略层面的如坚持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等,又有属于战术层面的如敢闯敢试、先试点再推广等正面经验,同时,也形成了难免出现的反面经验。系统全面总结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有利于中国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助益继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构建全面开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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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概念的历史演变与话语建构
    胡国胜
    2018, 52 (12):  22-29.  DOI:
    摘要 ( )   PDF(6197KB) ( )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个政治概念,已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政治象征。“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到“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先后经历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改革与开放”、“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改革、开放、搞活”、“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开放、改革”、“改革、开放”、“改革和开放”等话语演变,并最终形成“改革开放”这一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概念。“改革开放”概念的发展演进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脚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和奋斗轨迹,彰显出当代中国发展最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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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与世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全球环境治理观
    董亮
    2018, 52 (12):  30-38.  DOI:
    摘要 ( )   PDF(7032KB) (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指明了国内环境治理方向,也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环境事务提供了纲领性的理念,其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指导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建构公平、合理的国际合作规则及提升国际环境制度有效性。第二,中国将积极落实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挥大国的担当,并维护多边主义的成果。第三,绿色“一带一路”以及南南环境与气候合作已经与联合国治理体系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效果,中国将继续促进发展中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第四,在未来的国际实践中,中国将进一步建构国际生态环境话语权、倡导广泛的环境议题关联,并有望提供更为有效的国际公共物品。可以说,深度参与全球环境事务已成为中国国际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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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国家的身份政治:多样性与族群冲突
    梁雪村
    2018, 52 (12):  39-48.  DOI:
    摘要 ( )   PDF(7434KB) ( )  
    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族群矛盾长期呈现上升趋势。近年来,在“输入的多样性”的冲击和压力之下,即便政治结构稳定的发达国家也难以在族群问题上置身事外。由于上述压力的普遍存在,世界政治研究迫切需要寻求理论层面的整体性解释,而不仅仅是在经验层面针对不同案例的逐一论述。多样性问题所激发的矛盾反映了现代性长期以来一直面对的困惑:异质的族群能否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下以积极的方式共存?如何能在一个政策中同时实现“普世”和“多元”?对这两个问题的理论探讨是积极应对多样性压力的基本政治前提。通过回顾“犹太人问题”和分析民族建构的悖论,本文作者认为,输入的多样性给现代民族国家秩序提出的挑战是根本性的,要通过稳定的制度框架来应对这种挑战,就要求与民族建构相关的政治实践重新定义“本土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关系,避免“民族特征”的具象化,增进以“多重认同”和平等公民权为基础的政治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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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费尔巴哈的空间原则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吴猛
    2018, 52 (12):  49-58.  DOI:
    摘要 ( )   PDF(7134KB) ( )  
    费尔巴哈站在斯宾诺莎的立场上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并进而提出了人本学的空间原则,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运用了这一原则,但这一原则的运用导致了无法借助这一原则本身而消除的矛盾,这成为马克思全面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契机,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一批判可被理解为马克思对斯宾诺莎哲学路线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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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承认概念解读:从《巴黎手稿》到《大纲》
    陈良斌
    2018, 52 (12):  59-66.  DOI:
    摘要 ( )   PDF(6135KB) ( )  
    黑格尔的承认概念旨在解决自由及其实现的可能性问题,借助承认中介,自由通过财产权及其内在环节(占有、交换与劳动)走向一种现实化的可能。马克思承认理论的抱负则在于无产阶级解放,围绕着解放及其现实化的目标,在批判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的同时,马克思主张扬弃私有财产,实现生产交往基础上的真正的承认,同时对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及其承认现象予以激烈批判。进入《大纲》的写作之后,马克思意识到《巴黎手稿》及其《穆勒评注》所持的异化逻辑停留在表象的价值评判上,不能历史地解开异化承认的症结,只有通过资本的逻辑,尤其是资本与劳动的“小流通”等关键环节,才能真正抓住异化承认生成问题及其本质,从而在根本上揭示工人阶级解放及其承认的现实化必须建立在彻底打破资本统治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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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思潮评介
    引进西方经济学40年
    方福前
    2018, 52 (12):  67-79.  DOI:
    摘要 ( )   PDF(9642KB) ( )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以批判为主的阶段,评论与借鉴相结合的阶段和以应用为主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大体上和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变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西方经济学由受排斥走向热门,由整体被否定走向吸收其积极成果。在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如何从西方经济学这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中分离提炼出科学成分为我所用,将是我国经济学界面临的一项高难度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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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组织理论的新挑战:网络外部性、有限理性与社会性
    黄纯纯
    2018, 52 (12):  80-86.  DOI:
    摘要 ( )   PDF(5354KB) ( )  
    产业组织理论经历了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即SCP模式)、博弈论范式、网络产业组织理论和行为产业组织理论四个发展阶段。博弈论的引入使得产业组织理论得以从市场参与人的策略互动来讨论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问题,从而为产业组织理论建立了坚实的微观基础。网络产业组织理论进一步引入了网络外部性和报酬递增机制,使得产业组织理论把分析对象拓展到各种新的组织形态。但迄今这些理论都坚守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从而难以有效预测现实中产业组织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现象。行为产业组织理论通过引入参与人有限理性和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理论的不足。但新的理论与过去理论还没有实现完美的契合。只有把网络外部性和参与人的有限理性与社会性有机结合起来,才可能创造出更好的产业组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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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福利国家分配系统内部变迁的路径打破:基于经验和指标检验
    冉昊
    2018, 52 (12):  87-95.  DOI:
    摘要 ( )   PDF(7359KB) ( )  
    传统研究福利国家分配系统变迁的方法论主要采用路径依赖。然而,无论从研究属性还是统计方法上看,路径依赖方法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事实上,路径打破的分析方法对研究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变迁具有关键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福利改革过程表现出“双重化”特征,市场化或私有化只发生于一部分领域,而与此伴生着其他领域的逆市场化现象,并且政府的角色也在分配系统领域中不断加强,福利国家的二次分配功能由此获得提升。此外,通过设定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政府转移支付和消费的能力两个变量,我们发现福利国家分配能力并不像路径依赖方法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呈现单调变化,而是出现了波状式变化。这说明福利国家分配系统的变迁是可能的。当然,路径打破方法论的发现和运用,并不意味着对路径依赖方法论的全面否定;恰恰相反,两者相辅相成,结合在一起在不同条件下使用,对于有效理解福利国家危机及其破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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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前沿
    政党规模的影响要素及其内在关系分析
    周赟1,张良2,刘泽源3
    2018, 52 (12):  96-103.  DOI:
    摘要 ( )   PDF(6222KB) ( )  
    一个政党自身力量的强弱变化往往与政党规模的调整变动紧密相关,政党规模对于政党组织的成长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党规模受到多重要素的影响,主要分为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其中内部影响要素包括政党文化、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党员成分、政党领袖等;外部影响要素涵盖人口数量、社会结构、管理技术、政治心理等。内外部要素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从而在彼此关联又制约的关系状态中形成了一个复杂、动态、开放的庞大要素系统。通过以政党规模的影响要素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就要素系统中的各类影响因素及其内在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从而为政党制订合理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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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动态
    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8年年会”综述
    杨洪源
    2018, 52 (12):  104-106.  DOI:
    摘要 ( )   PDF(2534KB) ( )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8年年会,于2018年9月22—2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协办,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高校、党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200余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探讨。
    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发展
    每个原理都有自己出现的世纪,时代变革强烈地呼唤并推动着哲学的探索与创新。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进程,极大地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觉和发展自信,有力地推动着它的发展。
    回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指出,这启示着哲学工作者既要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以把握时代问题从而概括时代精神,在坚守中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树立起强烈的使命感,从哲学的维度上关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互动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教授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始终聚焦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其深层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符合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以及整个社会和人的命运发生深刻变化产生的理论需要。中山大学徐俊忠教授着眼于新中国“一五时期”后毛泽东的艰难探索,条分缕析地揭示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缘起。中共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提出,哲学工作者应当以理论的方式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中共中央党校薛广洲教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之间的必然的、历史的、逻辑的内在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张秀琴教授聚焦卢卡奇《心灵与形式》中的物化逻辑研究,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辽宁大学郭忠义教授认为,唯物史观规定了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和基本路标,中国道路是唯物史观发展视域的直接现实。
    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不乏各种曲折的探索,但在总体上表现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智力保障的同时,本身也成为这一伟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梁树发教授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决定这一性质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与内在根据分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品格、超越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性质。中国社会科学院徐素华研究员详尽考察了伴随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的发展历程。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基于研究主题、研究取向、研究方式及其所形成的总体风貌等,将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并逐一作了概略的学术回顾和清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单继刚研究员主张使用“汉传马哲”这一术语来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程及其特色。广西师范大学谭培文教授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权的辩证关系,强调探索中国实践的新形式和加大以其为基础的理论创新力度等的重要性。无独有偶,南京大学张明副教授也以改革开放与中国话语的理论创新为题,系统回答了上述问题。
    在反思和回答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哲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等部门哲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一大突出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小萍研究员指出,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向我们提出了进一步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和批判精神这一理论诉求,以便于更好地认识当下、把脉未来。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从历史哲学的维度刻画出马克思理论的“原貌”及其可能具有的当代方法论意义和价值。他认为,马克思以历史性的社会结构为中心的辩证法本身兼具复杂的时间和地理空间想象,因而是一种能够成功地反抗不断转型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统治方式的开放视野与实践策略。西南大学胡刘教授提出,马克思历史哲学将“资本批判”作为解答“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的理论视域,仍然蕴含着考察资本作为塑造世界主要社会权力的当今时代不可或缺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哲学思考
    适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以马克思主义为符码的思想研究与社会运动,继续推进到了新的高潮。从哲学的维度对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作持续且深入的思考,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共中央党校董振华教授提出,用辩证法的精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理论品格和共产主义的内涵,从而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的实践,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山大学钟明华教授不仅从基本内涵、主要特征、时代课题、理论建构与发展逻辑的角度,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作了系统且全面的解释,还强调重新认识马克思及其思想所表征的情怀,即在批判、改造和超越资本主义基础上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课题。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卢卡斯·麦尔(Lukas Meyer)教授重点阐释了马克思哲学中的异化、平等、正义、剥削、自由等观念及其当代价值。上海财经大学卜祥记教授认为,重新呈现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性内涵和鲜明的直接现实性品格,特别是哲学范式的革命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开启、从物质利益的困惑走向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解剖,对于明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性课题及其时代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厦门大学张艳涛教授以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多重属性为论据,提出从学说、学术与学养相统一的高度来解答“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
    思想与其“身后”的时代往往有着一定的“断裂”。如何真正地“走进”或“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其之于现时代的价值究竟几何,始终是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回到马克思”必然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指出,运用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相统一的文本学研究方法,奠基于全面而系统的文本基础之上扎扎实实的研究,最终会呈现出一个与以往很不相同的马克思形象,形成对马克思思想新的理解。诸如马克思思想起源与西方文化传统关系辨析、马克思思想发生转变的线索及其实质解释,以及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复杂性和批判过程的曲折性甄别等。吉林大学王庆丰教授强调范畴之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他通过梳理马克思反省“宗教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命政治批判,来阐释与践行其“绝对命令”的思想历程,以彰显出马克思内在思想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洪源副研究员认为,文本学研究所呈现的马克思思想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动态过程。这种思想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能够与19世纪以后的时代发生“接触”而历久弥新。
    文本个案研究毫无疑问是阐释马克思思想的起点。选择那些体现马克思思想的特质、内涵与发展趋势的经典著作作为研究重点,有助于客观呈现马克思思想的原貌进而阐释其现实价值。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张新教授提出,只有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意义上,用马克思原著中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想去检视后人对其的运用和发挥是否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本意,才具有正确性和必要性。在“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回到《共产党宣言》中去。中国人民大学郗戈教授认为,青年马克思著作研究向成熟马克思著作研究的“重心转移”现象具有“学科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新范式基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内在引申出切中当代现实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开启了若干重大的新问题域。北京工业大学彭宏伟教授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范本,详尽展示了马克思的市场理论的科学性、超越性和革命性。浙江大学刘召峰副教授从经济学与哲学类比的视角,重新探讨了将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上升为《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必要性。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各具体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与会学者进行了系统的研讨。
    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认为,重申并牢牢把握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华南师范大学刘卓红教授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论证了新时代改革开放思想中包含的社会革命的要义以及科学、实践、发展的三重逻辑,指明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观的最新表征,而且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重大推进。北京科技大学李晓光教授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本维度与价值维度、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的统一。陕西师范大学张琳教授指出,只有抓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论述,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中国发展的全局,进一步明确发展的方向、任务和工作重点,实现平衡发展、充分发展。
    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理清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从哲学层面即在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
    黑龙江大学康渝生教授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之间的继承和创新关系,并基于此诠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诉诸实践,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广西大学杨通进教授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切入点,强调应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探索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克服西方生态哲学研究盲点,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安徽大学吴家华教授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重大时代课题、实现理论创新的典范。遵循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有助于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创新观点、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四川大学黄金辉教授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方法论,可以从社会主要矛盾、执政党的自觉与人民主体三个维度,来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时代使命的认识。大连外国语大学王桂泉教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分别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与实践依据。
    本次会议主题明确、观点突出、讨论热烈,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与会学者充分把握了新的历史契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反思,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开拓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了深邃的哲学智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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