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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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科

2019, 53 (1): 5-15. DOI:

摘要 (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以贯之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必然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为中华民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描绘了一幅高清全息图，形成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原理，基于历史、现实和世界大局的科学判断确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确道路，基于道路选择，为中国经济谋篇布局，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发展战略，为实现战略目标制定了系统完善的经济政策体系，形成了由“发展规律（原理）论—发展道路论—发展战略论—发展政策论”构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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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政治哲学

白刚

2019, 53 (1): 16-22. DOI:

摘要 ( )

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作为“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的政治哲学，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都是现实性与规范性、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二者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历史唯物主义是政治哲学的开启，政治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统一，在马克思这里表现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实现的从价值规律到剩余价值规律、从商品交换到阶级斗争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哲学自身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政治哲学”的“内在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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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整体的混沌表象——资本逻辑系统结构的当代理解

刘志洪

2019, 53 (1): 23-33. DOI:

摘要 ( )

资本逻辑的当代批判亟需对其系统结构生成自觉的问题意识，超越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资本运动的逻辑呈现为四个有机联系的层次：形成、扩张与扬弃的总逻辑，价值增殖的核心逻辑，创造—消解文明的基本逻辑,提高—降低效率、竞争—垄断、创新—守旧、理性化—反理性、公共性—私独性等相互矛盾的具体逻辑。总逻辑规定并展现资本运动的整体过程，通过其他三个层次逻辑加以展开。虽彼此对立却始终共在地创造文明逻辑和消解文明逻辑，是资本作用于世界的主要过程，以悖论的方式表征其总体历史效果。诸具体逻辑是创造—消解文明逻辑的具体化。由生产、实现与分割剩余价值组成的价值增殖逻辑，衍生并驱使创造—消解文明逻辑及其具体逻辑等从属逻辑，构成资本运动及其总逻辑的核心。各种从属逻辑使价值增殖逻辑得以实现，进而促成资本的总逻辑。这启示当代人类

特别是中华民族，在理论上克服对资本逻辑的笼统理解，运用恰适逻辑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提升资本逻辑研究自觉；在实践上既总体应对资本逻辑，又具体逻辑具体对待，创造条件使资本倾向于以正向逻辑而非负向逻辑增殖，并始终秉持对资本的积极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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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依据、意义和着力点

戴木才

2019, 53 (1): 34-41. DOI:

摘要 ( )

我国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强大的道义力量，必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促进新时代我国社会团结与和谐进步提供精神指引，为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支柱、形成人民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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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振兴实施路径研究——以山东益客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例

张利庠,罗千峰，王艺诺

2019, 53 (1): 42-50. DOI:

摘要 (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的根本是产业兴旺，以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代表的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载体和途径，有利于促进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为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路径，本文以山东省益客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例，总结了“一产（种养循环模式）、二产（屠宰加工循环模式）、三产（服务平台协同模式）”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并提出了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实施路径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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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国际主义:中国文化通达世界文明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郭树勇

2019, 53 (1): 51-59. DOI:

摘要 ( )

文化国际主义强调国际文化合作的深化和文化秩序的重建，既有国际文化合作的普遍性，又有中国文治天下传统和国际主义使命的特殊性，因此，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重要理论主张。文化国际主义的三个层次是：全球层面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全球主义；区域层面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区域主义；个体层面的对外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开放主义。中国坚持文化国际主义有着包容多元文化等传统优势，也有着文化保守主义等不利因素。为了培育文化国际主义，除了继续向国际社会提出重要的价值文明体系变革和文明对话等国际倡议外，有必要加强区域文化合作，加强民族文化改革和对外文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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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众与后福特资本主义——维尔诺的《诸众的语法》解读

张一兵

2019, 53 (1): 60-67. DOI:

摘要 ( )

诸众在意大利的发生，是“1977运动”和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历史产物。今天在后福特资本主义自动化生产中，一般智力的共通能力、没有产品的精湛技艺、空洞的闲聊和好奇，展现出诸众消极状态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自动化生产中的一般智力对象化，并没有导致马克思预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反倒生成了新的统治形式。在后福特资本主义现实中，每一种新的技术革命和工作方式的解放都成为诸众被压迫、被奴役的力量。看起来获得自由的诸众的贫困是看不见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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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理想的生成逻辑和发展实践——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生成和实践要求

张毅翔

2019, 53 (1): 68-76. DOI:

摘要 ( )

共同理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逻辑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人的存在及个人理想是其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共同理想根源于人的社会本质属性，依赖社会生产力的驱动和发展实践，是人们真理认识和价值追求的统一。由于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及共同体成员利益，因而得到人们的认同和追求。共同理想通常建立在本国国情基础上，历经漫长的历史选择、检验、确立和实践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长期历史选择、国情选择和人民选择的结果。对共同理想的践行和追求，需要人们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在深化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基础上坚定对共同理想的信念，需要激发人们的主体能动性，形成自觉推动和实现共同理想的历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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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意蕴论析

肖群忠，李营营

2019, 53 (1): 77-85. DOI:

摘要 ( )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学术界常常仅从情感维度进行诠释。实际上，爱国主义作为一项处理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政治原则、道德原则、个人品质，其意蕴可从知、情、意、信、行即知国的认识、爱国的情感、望国的意志、信国的信念、报国的行为五个方面加以分析。知国即对祖国以及个人与祖国关系的理性认知，它是爱国主义的认知前提；爱国即炽热的爱国之情，它是爱国主义的情感寄托；望国即对祖国生存、发展、复兴充满期待，它是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力；信国即对祖国的坚定信念，它是爱国主义的信念支撑；报国即报效祖国的具体行为，它是爱国主义的行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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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国家—社会”相互融吸的整体性治理：良政善治的中国逻辑

曾盛聪

2019, 53 (1): 86-93. DOI:

摘要 ( )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为当代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进行了目标校准和方法论定位。在快速变动的复杂社会中，政府既要走出单一主体“独孤求剑”的格局，又要避免陷入西方去政府中心论的窠臼。国家融吸社会的整体性治理，既是中国的良政善治之道，也是“能动社会”的实现方式，它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兼容、治理形式和谐共治、治理手段民主协商、治理成果社会共享，契合了东方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与政治价值生态，成就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治理模式。为此，我们亟需跳脱西方治理范式的理想化想象和虚幻性迷局，遵照于当代中国国家建构与政府治理的逻辑，既要强化整体性治理中的政府中心地位，又要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与治理能效，还要致力于完善政府与社会的制度化联系与协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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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哲学通识教育的回顾与评析——以哲学概论类教材为例

沈湘平, 端木雯敬

2019, 53 (1): 94-103. DOI:

摘要 ( )

中国哲学通识教育包括“内通”“外通”两个方面，百年来哲学概论类课程特别是教材事实上反映了中国哲学通识教育的曲折历史。1949年前，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哲学通识教育随着现代教育的兴起而兴起，从无到有，逐渐打开格局。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充当哲学原理的角色，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哲学通识教育再次发生，经过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本世纪初的拓荒和奠基，如今哲学概论类教材已经多元多样、蔚为大观。回顾百年历史，着眼未来发展，我们发现：哲学通识教育势在必行；中国式的“概论”形式恰恰是中国哲学及其教育相对于西方的优势所在；我们要保证哲学概论类课程、教材的公共性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及其自我认同问题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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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共识的“双重困境”及其反思

魏志荣1，李先涛2

2019, 53 (1): 104-112. DOI:

摘要 ( )

政治共识是民主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基础。西方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存在“双重困境”：理论上，依靠理性达成共识并不可靠；实践中，投票机制失灵。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逻辑”导致国民理性异化；制度缺陷导致“统合断裂”。西方国家很难克服政治共识的“双重困境”，政治共识的达成变得越来越困难。政治共识既不是单一的理性思辨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制度设计问题，而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中，这一点常常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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