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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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谢富胜

2018, 52 (9): 5-1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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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性质，占主导地位的阶级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判断某一社会形态阶段性发展的依据；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都会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必须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决定了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发展不充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解决发展不充分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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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的思考——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郝全洪

2018, 52 (9): 15-2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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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是同一概念，前者是后者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看作是专门体现在经济方面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是结构性供需失衡，根源在于“有效供给”不足，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前提和理论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上的供求不平衡转化为结构性供需失衡，矛盾性质由总量性规模性转化为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需求方，而在供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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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40年财富观念的嬗变及其现代性反思

宁殿霞

2018, 52 (9): 21-2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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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人传统财富观念向现代财富观念嬗变的关键期，财富创造模式从最初的积累过去转向激活未来，财富的保存主要经历了“藏”“存”“投”等形式，财富积累模式从物质财富积累转向货币财富积累，财富衡量尺度从物质财富、货币财富逐步转向以数据显示的财富。财富观念的嬗变不仅体现着中国现代性发育的轨迹，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显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政策体现出财富的人民性和共享性，预示着人民财富论的谱写和财富共享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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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初探——基于马克思“分工—利益—分配”的逻辑

易淼1,赵磊2

2018, 52 (9): 30-3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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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马克思“分工—利益—分配”的逻辑可知，传统分工体系衍生出利益失衡之困，导致了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因此，只有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推动社会分工、企业网络分工以及企业内分工新调整，纠偏各层面利益失衡格局，促进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以之实现“分工—利益—分配”整体演进，才能破解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不断推进新时代收入分配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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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

崔丽娜

2018, 52 (9): 38-4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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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其自身文化特质和文化成就所持有高度认同和本真信仰的信念感和理性感。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厘清文化自信的理论构成；从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维度廓清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在文化认同、文化交流、文化发展层面阐明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对于在新时代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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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谓“感性”：一种马克思的视角——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李春敏

2018, 52 (9): 45-5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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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是哲学世界观的重要范畴,超感性对感性的贬抑有着深远的知识论传统，这种传统从柏拉图绵延至黑格尔。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抽象总体”的消解给马克思提供了重要启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重建感性的重要文本。马克思视野中的感性可分为“作为外在感知的感性”和“作为内在体验的感性”。马克思没有囿于对“感性”本身的探讨，而是将“感性”导向了人的对象化活动，从而实现了从“感性”向“感性活动”的飞跃，这是马克思感性观区别于以往感性观的重要维度，“感性”由此被赋予了存在论意义。马克思分别探讨了作为“感性活动”主体的“感性的人”和作为“感性活动”客体的“感性的世界”，后者关涉自然、社会关系体系和人自身。马克思将资本作为“感性活动”的一种具体历史性，并深入探讨了资本逻辑下人（尤其是雇佣工人）的感性活动的物化，在此基础上，将共产主义作为扬弃感性物化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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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与“引导”：国家认同的秩序逻辑

暨爱民

2018, 52 (9): 53-6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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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呈一种互证互进关系，国民因为国家政治系统合理合法而认同国家实体，国家也以国民之认同和支持来证明并增进其合法性。在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认同促进国内政治、社会的一体整合，消解分歧与冲突，引导对民族、地域、宗教等次层级认同的正确方向，调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体现出国家认同作为国民政治屋顶建构和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与秩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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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传播思想

邓斌

2018, 52 (9): 61-6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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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刊思想、无产阶级党报思想和政治宣传思想，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传播思想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现代政治传播学的学术话语理解和认识政治传播现象，科学地阐明了现代政治传播学的基本原理，揭示出现代政治传播过程中政治组织、媒体、人民之间的基本关系，概括出现代政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这一系列思想既分析了现代政治传播的理论基础，又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治传播的实践进路，在社会主义中国均有理论上的延续。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政治传播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传播过程当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是当前政治传播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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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话机制凝聚多元性——新世纪美国价值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宋友文1,林聪2

2018, 52 (9): 70-7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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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美国价值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趋势，从过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且具普遍性的领域转向与公民教育相融合，旨在从传授特定的价值转向培养民主社会的参与式公民。它以对话机制凝聚多元性为内核，重新构建了价值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式，在公民对美国基本政治价值和政治体制的认同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这种价值教育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将私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二分的理论，因此，美国价值教育自身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和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深入推进会逐渐显露出来，美国价值教育在新世纪的发展前景还有待实践来检验其成败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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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研究

蒲俜

2018, 52 (9): 77-8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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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推进，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大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的三重身份，积极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国外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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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刍议

卢静

2018, 52 (9): 85-9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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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是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理论、战略与政策的系统化、条理化和规范化的表达系统。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理念，以中国外交理论为学理基础，以中国外交实践的战略性话语和政策性话语为构成主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质特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要坚持融通性、传承性、统一性、实践性原则。其功能是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战略、引导世界秩序变革方向、促进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展现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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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性与固定性的辩证法——大卫·哈维的“空间生产内在矛盾论”及其局限

冉璐

2018, 52 (9): 95-10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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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的“空间生产内在矛盾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即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与为实现这种机动性而采取的空间形式的固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和劳动的机动性规定了空间形式的固定性，同时，空间形式的固定性既是实现资本和劳动的机动性的必要前提，又是限制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法，既是解决资本主义“第一块”危机的重要途径，又是引发资本主义“第二块”和“第三块”危机的深层根源。哈维的“空间生产内在矛盾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然而，这一理论也有其根本局限性，即它仅仅揭示了空间关系与空间形式之间的矛盾，指认空间形式的固定性将成为空间关系的机动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却没有考察空间关系本身的内在矛盾以及内化于空间形式中的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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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识形态到知识介入：当代西方学界知识分子研究视域的历史演变

李艳霞，邓理

2018, 52 (9): 103-11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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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国外学界对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域及分析路径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存在三种维度：职业功能、心理动机以及行动场域。传统知识分子研究的核心是描述及解释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在影响因素上可归纳为结构分析、历史传统分析两种理论框架。在知识社会背景下，新一轮的知识分子研究重心逐渐从意识转移到行为，关注知识分子的知识介入功能，即如何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产生了场域理论、网络分析、定位理论等分析路径。知识分子研究视域的转变是二战后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知识分子群体变化、知识观念转型的综合后果，新的研究视域也为国内外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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