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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0257-2826  CN 11-1454/G4

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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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专稿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陶文昭
    2017, 51 (12):  5-11.  DOI:
    摘要 ( )   PDF(5207KB)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特定含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别于其他历史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发展的同向飞跃,巨大的发展成就是新时代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基于历史性变革,包括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一系列标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带领我们进入新时代。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我们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厘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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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色
    秦宣
    2017, 51 (12):  12-19.  DOI:
    摘要 ( )   PDF(6042KB) (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大胆进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在基本立场、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制度设计、战略部署、基本方略、国际战略等几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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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张云飞
    2017, 51 (12):  20-26.  DOI:
    摘要 ( )   PDF(5208KB) ( )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表现和实践形态,彰显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的高度的有机的统一,具有整体性、政治性、人民性、创新性等特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行动方略,是通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来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政治行动方略,是依靠人民群众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民行动方略,是通过创新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创新行动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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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论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基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析*
    侯继迎,倪志安
    2017, 51 (12):  27-34.  DOI:
    摘要 ( )   PDF(6061KB) ( )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实质上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否定了一切旧哲学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过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居于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在《手稿》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但“笔记本III”中“对象性活动”理论的提出,却体现着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的——“自我活动(劳动)”辩证法原则的扬弃,它成为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转变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实践思维方式的最终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正由于《手稿》中这种冲突的存在,才使得几个月后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哲学思维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可以得到合理的理解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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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新型政商关系——兼论PPP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作用
    陈硕颖1,杨扬2
    2017, 51 (12):  35-42.  DOI:
    摘要 ( )   PDF(6145KB)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空框架定义了新型政商关系“亲”“清”的内涵——资本要在亲近政府之余远离政治。“亲近政府”代表政商之间的合作,“远离政治”代表“商”要遵从“政”制定的规则,不干政、不妄为。PPP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一方面强调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全过程合作,另一方面将政商合作置于一系列标准透明的流程规则框架中。由于PPP的核心元素十分契合新型政商关系既“亲”又“清”的双重内涵,所以PPP可以成为落实新型政商关系的理想的实践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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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研究
    自我意识的解构和承认概念的生成——《精神现象学》的承认诠释框架
    郭东辉
    2017, 51 (12):  43-50.  DOI:
    摘要 ( )   PDF(6061KB) ( )  
    在黑格尔的承认体系中,《精神现象学》提供的是一种诠释框架而非建构性理论。借助纯粹观念、个体自我和历史进程的辩证考察,黑格尔最终确定了自我意识的性质及其在承认中介序列中的生长机能,在主体性内发现了主体间承认的必然要件。它为肯定的承认方案建构奠定了基础,并为融合科耶夫的主体性解读和当代主体间承认讨论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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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与世界
    安理会大国否决权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雷建锋
    2017, 51 (12):  51-60.  DOI:
    摘要 ( )   PDF(7381KB) ( )  
    安理会大国否决权在历史上曾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仍具有重要意义。否决权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稳定,维护安理会大国,特别是居于弱势地位的大国权利,维护中小国家的利益都有重要意义。到目前为止,安理会大国否决权的现实基础依然牢固,轻言废除否决权制度不仅不能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更不能弘扬国际公平与正义。准确理解安理会大国否决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才能摆脱西方构建的话语体系的束缚,更加理性、坚决地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利用联合国机制主持国际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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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前沿
    论现代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逻辑
    彭俞超
    2017, 51 (12):  61-67.  DOI:
    摘要 ( )   PDF(5381KB) ( )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资本收益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金融资本收益率不断上升的根本动力源于金融资本的固有逻辑,即金融资本的系统重要性,金融资本的规模经济特征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投机性。货币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统一决定了金融资本的系统重要性,进而导致国家为金融业设置了行业准入门槛。金融资本的规模经济特征使其具有了自然垄断特点。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和流动性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的频繁出现,而泡沫破灭对不同参与者的非对称影响为金融资本的高增长提供了收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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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争论的评述
    王娜
    2017, 51 (12):  68-73.  DOI:
    摘要 ( )   PDF(4547KB) ( )  
    近年来,美国学者莫斯利、中国学者孟捷和韩国学者柳东民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围绕“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MELT)产生一系列争论。本文通过梳理这次争论认为,导致争论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不同学者对MELT的定义不同,因此应明确MELT的定义。其次,MELT决定是否与剩余价值实现相关是另一个分歧所在,一方面这是定义不同产生的分歧,但另一方面也关系着如何将MELT扩展到具体层面,应用于经验分析,并通过统计数据验证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这对发展MELT以至于发展马克思基本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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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前沿
    #br# 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的一个解释视角*
    黄金辉,魏倩
    2017, 51 (12):  74-83.  DOI:
    摘要 ( )   PDF(7628KB) ( )  
    伴随中国市场化改革产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从理论上说,作为体制外社会力量,该群体可能对既有政治秩序构成潜在威胁。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有效政治吸纳,使其成为体制的合作者,不仅消除了潜在政治隐患,还扩大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代表的政治吸纳与整合,对保持中国长期政治稳定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推动政治发展、奠定政治稳定的制度基础;第二,提升执政党的社会认同、夯实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第三,增强执政党的政治调控能力、构建政治稳定的战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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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数字劳动”内涵探析——基于与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物质劳动的关系*
    谢芳芳,燕连福
    2017, 51 (12):  84-92.  DOI:
    摘要 ( )   PDF(7242KB) ( )  
    近年来,“数字劳动”这一主题在国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领域中备受热议。本文试图通过对数字劳动与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物质劳动三者关系的梳理,系统地阐释数字劳动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理路。最后高度肯定了福克斯借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剖析数字劳动的理论意义,指出了其在反驳非物质劳动理论,在采用阶级分析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与矛盾,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数字劳动中的话语权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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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思潮评介
    定位、衡量与形态:民主巩固诉求下的党际关系研究
    叶麒麟
    2017, 51 (12):  93-102.  DOI:
    摘要 ( )   PDF(7513KB) ( )  
    作为政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政治的民主功能的发挥,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巩固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但是,由于政治实践以及认知局限等原因,西方学术界存在着以竞争作为党际关系的定位,以党际竞争关系模式的稳定性作为党际关系的衡量指标,以及仅以政党数量和竞争作为党际关系形态的分类标准等认识偏差。对此,本文指出,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才是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的理想定位。党际竞争与合作的均衡性,则是民主巩固诉求下党际关系较为科学、合理的衡量指标。依据均衡性程度,可以将党际关系分为竞争与合作均衡和竞争与合作失衡两种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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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动态
    哲学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与大农业道路学术研讨会”综述
    齐晓明1,张月梅1,孔伟2
    2017, 51 (12):  103-106.  DOI:
    摘要 ( )   PDF(3051KB) ( )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2017年9月15日,由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省哲学学会、黑龙江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地承办的中国马克思哲学史学会“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与大农业道路”学术研讨会在佳木斯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就“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进行了研讨。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世界意义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已成为中国开展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战略思想,彰显中国政府对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关切,为创建新型国际政治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新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应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去理解和阐释。黑龙江大学李楠明教授认为,全球化的现实使整个世界联合为一个整体,依靠战争和暴力去改变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过时了。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就是要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走和平发展之路,利用包容性发展、合作共赢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社会科学院冯颜利教授认为,当前欧美多国尚未走出金融危机泥淖,深受恐袭和难民之苦,又逢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浪潮抬头,与欧美世界惨淡局面相比,中国发展“风景独好”。显而易见,欧美主导的国际旧秩序遭遇危机,全球治理世界需要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政府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而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是关于当前和以后时期国际关系问题的中国主张。中国人民大学梁树发教授认为,整体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还不是一种现实,但又必须承认,在中国的带动和引领下国际社会实际已经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以对文明多样性及其历史进步意义的确认为标志的辩证的历史进步动力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社会主义既有差别又有联系,它们的统一决定了它们的互动与互补关系。理念与现实、哲学基础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视角。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的国际秩序观,是中国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历史变革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25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以从根本上摆脱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思维,促进国与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体现了中国追求辩证智慧和世界大同高远境界的古老文化传统,呈现了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理念、新趋势。事实表明,在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已经开始负起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使命。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
    普遍价值的全球化逻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逻辑何在?是普世价值还是普遍价值?普世价值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以资本主义价值为核心的西方政治霸权、文化强权的现代话语,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炮弹。普遍价值则承载着人类的共识,是在全球化的人类历史进步中通过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而逐渐形成的全人类认可的价值。通过揭示普世价值和普遍价值的根本区别,我们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基于普遍价值的全球化逻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价值追求。因为各国发展情况的差异,我们要预想到这个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天津商业大学魏胤亭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说到底是一个哲学命题,它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价值追求。当今的世界各国若不能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形成某些基本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考虑到各国社会状况的差异,中国人民大学张新教授指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因各国利益的差别和对世界现状的认识不同,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是十分复杂和严峻的。我们需要针对存在的挑战和困难提出现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努力创造条件逐步推进,特别是在处理各种复杂国际关系时,要本着求同存异和“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寻求最大公约数。
    普遍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普遍价值的全球化逻辑。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四个层次进行解读: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重建共同体的一种设想。全球化从15世纪开始,当代全球化发展为一种深层全球化,亦可称为文化全球化。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进化论是全球化运动中的消极逻辑,文化相对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用以对抗西方文化殖民侵略的有效武器,但若是发展到极端,则会使一种文化具有保守性、封闭性;文化进化论则是文化西方中心论,更不可取。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的积极逻辑。其核心是普遍价值,普遍价值不同于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普遍价值是全人类认可的价值,通过构建普遍价值消解普世价值,形成建基于世界各民族共同价值和利益基础的“文化共相”,这是一种新的普遍价值,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目标。第三,人类的最低价值是人的生存需要价值,最高价值则是发展价值,发展价值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即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第四,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讲,中国的国情适合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价值的本质是善,是人们关于善的判断,而普遍价值是至善的,它超越了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进化论消极的全球化逻辑,摒弃了普世价值的狭隘民族国家观的局限,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在新的全球化的世界趋势中,普遍价值不但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形成价值共识,也一定存在于人们彼此依存的现实中,形成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实践。因此,普遍价值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勾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之笔,对普遍价值的探讨是深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和基础。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
    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发展
    马克思从来没有给共同体下过定义,也没有专门的著作论述这个主题,但是,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考察,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颠倒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导致资本主义统治下人的异化,指出人类共同体的发展是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即以共同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为价值诉求的人的共同关系模式,其实质就是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
    河南大学吕世荣教授指出,马克思原典中具体地提出了四种共同体的形式,每一种形式都与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劳动紧密联系。马克思的四种共同体形态:即原始自然共同体;自然形态的剩余劳动的共同体;价值形态的剩余劳动共同体;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自由人共同体。
    马克思的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共同体。河南省委党校梁周敏教授指出,马克思曾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12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国际交往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和主要动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写好“共同利益”的篇章,实现互惠共赢。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教授认为,从全人类的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阶级、民族的利益和人类普遍利益的关系,这种利益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联结和纽带。
    从历史的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建设性的解决,体现了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西安交通大学马文保教授指出,资本逻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基础,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是这一思想的现实背景;消灭资本,追求人类共同幸福,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这一思想终极价值指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共产党人提出并恪守的人类社会发展新理念,不仅阐发了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更是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取向。黑龙江大学康渝生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为在全球实现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开辟了道路。他认为,概括马克思关于“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阐述,主要包括如下内容:首先,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就是“生活本身”,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则深刻反映着“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向。其次,遵循马克思的致思逻辑,“真正的共同体”不仅是对“虚幻的共同体”的理论反诘,而且充分彰显了人类社会发展对于传统生存方式的实践超越。第三,马克思所谓的“真正的共同体”并非抽象的理论预设,也不是空洞的伦理构想,而是对以个人所有制重建为旨趣的自由人联合体所作的实践指称。
    从世界哲学史和马克思思想史着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新贡献。马克思区分了“冒充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后,提出“自由人联合体”是“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是共同体发展的最高层次,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47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继承和发展,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批判,是对当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对未来世界趋势的思想指引。以合作共赢为原则的“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将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人类走向自觉的“类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创新,从而酝酿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一次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奉献了一份中国智慧。
    四、生态文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绿色责任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以来,通过运用制度和法律的手段,中国政府整治生态、建设生态文明已经取得极大的成效,正稳步迈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绿色家园指日可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坚定地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这意味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不仅着眼于本国,对于全世界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生态环境问题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小萍研究员指出,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生态问题就是人类对自然的索取超出其承受能力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对生态问题的解决要遵循以下的路径:第一,要找出人类的生产欲望规律;第二,不但要找出规律,还要遵循规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全社会和资本要素,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保护问题。中央党校薛广洲教授认为,人类与大自然关系具有共时性、变动性和平衡性,因此,人类对大自然索取程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必然会不断调整关于生态持续性的平衡点。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上采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经济体制上采用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因而,有能力、有条件、也有办法应对生态危机问题。北京社会科学院邱守娟研究员认为,就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而言,以前我们夸大了人的力量,认为人定胜天,人能无休止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大自然面前人实际上是很渺小的,人要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敬畏自然,否则就是自毁家园。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生态治理指明了方向。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认为,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提出绿色发展,表明中国道路是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是绿色发展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也为我们理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全球治理的新视野。我们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获取智慧,从环境对人的影响与人对环境的改造的辩证统一中来理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天津商业大学魏胤亭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生态文明是一个叠加态,它是人类文明的最新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文明又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第一前提和最后底线,集中表现为洁净、安全的空气、水、食物。它们是人类须臾不可离开之物,事关亿万百姓的健康与安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是否生态或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绿色责任。山西大学邢媛教授认为,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关于人类共同体未来的理想形态,预设并创建了未来人类共同体的组建理念和规则体系。在它的旗帜下,人类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和行动者。就是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共同体的共有责任与义务,是每一个具体社会框架下的每一个个体的责任与义务。它不仅包括原则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理念认知与智慧创造,也包括宏大社会意义上的规则系统的设计安排与执行,更包括所有人日常生命的组织与展开的微观实践,其本质或核心,体现为一种每一个人及其相关关系的认知与行动原则的新塑造。生态文明是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与义务的新形态。华中科技大学王晓升教授认为,应从古希腊的命运(如俄狄普斯)概念入手思考共同体,由于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产生的责任只能由所有人共同承担。如果用恩格斯的合力论来解释,历史不是某个人的意志和行动决定的,而是合力,也是无法避免的(命运)。既然是所有人合力的结果,那么就要由所有人共同担责,这就是命运共同体。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生态焦点,联合国正通过各国的联合行动(如2016年《巴黎协定》)来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正以积极有成效的行动成为全球生态治理中的引领者。从人类共同体的角度看,保护地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保护地球家园的使命把整个人类联结成“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首要挑战,各国必须共同参与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或者组织都无法单独完成如此大型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行动,生态环境危机,必须且只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组织载体来解决。中国将把本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经验推向世界,把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扩展为全世界携手共建美丽地球,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继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本着对世界大势的理性研判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切,从理论与现实的层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态文明”的主题进行了全面充分的探讨。与会专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军事共同体”和“政治同盟”的区别等问题,一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需要形成全球共识,普遍价值就是达成这种共识的哲学基础,国际社会在中国的引领下已经进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学者们在生态问题的紧迫性上达成了共识,认为生态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和底线,人类建设生态文明、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当前,中国已经承担起全球的生态责任,正在为世界生态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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