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对话、交流与整合，“《资本论》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青年学者论坛第10期于2017年4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及《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主办。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及青年学者代表60余人与会。与会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视野，聚焦于经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展开了跨学科对话。
一、《资本论》的文本解读与思想阐释
关于《资本论》的文本解读与思想阐释，与会学者从宏观整体把握进入到微观细节解读，提出了一系列解读和阐释《资本论》的新视角、新课题与新路径。
要深入理解《资本论》的思想原像，首先就要对《资本论》的文本及其思想内核进行深入把握。清华大学王峰明教授指出，当今时代重读《资本论》有三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一是《资本论》的内在的逻辑，二是《资本论》中贯彻的方法，三是《资本论》的当代意义。关于《资本论》的内在逻辑，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价值的逻辑推导有重要的两部分：一是从交换价值推进到活劳动，二是从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推进到生产关系。而后一部分又是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逻辑推导的一个高峰，表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价值的本质规定。关于《资本论》中贯彻的方法，他从价值和价格、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角度指出，价值规定是一种思维抽象，是本质层面，而价格是现象层面。谈到《资本论》的当代意义，他认为劳动价值论虽然不能为人们的日常经济行为提供具体的操作手段和计算方法，但可以为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减轻和缩短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相伴生的各种问题，提供深层的学理依据和支撑。
如何把握资本范畴的历史哲学意蕴，西南大学胡刘教授围绕资本范畴的历史哲学意蕴及当代价值进行了探讨，他分别从常识、经济学、哲学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资本范畴的不同理解及其存在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范畴是一个社会总体性的范畴，资本不论是作为生产力来理解，还是作为社会关系来理解，都不能只局限于经济学意义上来把握。就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总体来说，要有“超学科”的视野，而不能只从跨学科或者单一学科的意义上去理解。另外，关于资本范畴与现代性的关系及其当代意义，他强调要区分“资本”范畴、“资本现代性”范畴以及“文化现代性”范畴，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范畴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如何理解《资本论》中关键概念，南京大学周嘉昕副教授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史，对《资本论》创作过程进行了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特别指出“资本一般”概念的出现和消失、“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机器和科学技术、地租与超额利润问题，从而进一步澄清并凸显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当代意义。具体来说，第一，关于辩证法合理形态及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不仅仅纠结于价值形式部分，而是把它放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再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总体过程当中来加以理解。第二，不同于西方学者，国内学者注意到，机器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直接创造社会劳动，而在于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机器论片段”中涉及的是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问题。第三，绝对地租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秘密，理解资本主义拜物教现象、物化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突破点。另外，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论》的出场路径的理解，他指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生产的国际分工，二是“一般智力（或智能）”生产。
如何拓宽《资本论》的解释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洪源博士对《资本论》及手稿的重要篇章进行了考辨与解读。他首先回溯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或“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认为国内外学者在解读和研究上述两部分内容时，往往从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出发，阐述其首次明确区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批驳蒲鲁东主义货币理论的理论错误和实践错误等内容，但是缺乏对作为马克思直接批判对象的巴师夏、凯里和达里蒙思想的全面了解和分析。应当在研究中结合巴师夏《经济的和谐》和达里蒙《论银行改革》等著作的分析，揭示马克思写作的原初背景与批判性对话语境。
二、《资本论》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
面对《资本论》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关系，学者们认为《资本论》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出现实感和解释力。
《资本论》基本原理对于当代的宏观经济运行仍具有科学指导作用。中国人民大学赵峰副教授聚焦于《资本论》与宏观经济运行关系，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而且也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方式。第一，关于资本经济运行的方式。从政策调节的角度看，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问题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问题，《资本论》第二卷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第二，宏观经济运行的中心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和补偿。马克思强调社会总投资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变量，它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影响了宏观经济的运行。要调节投资的规模和结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社会投资率和社会投资效率。也就是既重视总量分析，又重视结构分析，既重视价值实现，又重视使用价值的结构性区分。这也是马克思优于卡莱茨基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地方。因而，在当代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我们也要既重视市场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在《资本论》与当前金融改革问题的探讨中，中国人民大学张晨副教授认为，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防控金融风险，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使金融市场回归到自身的功能定位上，避免经济和金融“脱实向虚”。而要对我国金融改革的思路进行深刻理解，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去。要理解“杠杆”和“货币政策取向”，就要回到《资本论》关于生息资本和信用的相关理论中去。要理解金融风险的意义，就要求助于马克思关于信用两重性理论的理解；要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要借助于马克思关于生息资本和职能资本关系的理论。所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要更好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让科学理论真正地在经济政策制定和指导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张开副教授首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两种解释及其派生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后发展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其次，他还聚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并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来看“市场中性论”均难以成立，曾经作为“手段”的市场本身已然具有生产关系属性。再次，他提出应充分认识并发挥社会主义条件下“三主体范式”——政府（国家）、劳动和资本的特殊性，构建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动态结构。
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认知资本主义”，清华大学蔡万焕博士分别从资本积累方式、生产方式、对劳动的剥削方式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定义。第一，在认知资本主义下，资本积累是建立在知识即人的创造力这一基础之上的，主要是靠“非物质劳动”。劳动的“非物质化”理论是对马克思抽象劳动范畴的创新与发展，而并非否定劳动价值论。第二，在认知资本主义下，生产方式是基于计算机将网络中的人脑联合起来，并促使人脑之间进行协作劳动。第三，在认知资本主义下，劳动者的创造力并未消失，只在极小程度上被剥削。另外，知识和创造力无法与人身分离，知识产权又保护了生产者对知识和创造力的所有权，因此也不会出现异化。面对认知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他认为金融是治理认知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唯一方法。另外，面对认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仅要看到其积极意义，还要从其缺陷中寻找启示。
面对资本积累的二重性与全球经济危机等新趋势、新现象，中共中央党校张雪琴博士提出了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思考。对于资本积累的二重性，她给出了生产和金融两个分析框架，并对这一分析框架进行了根源性的研究，主张把明斯基的“四个假设”和垄断资本学派所提出的生产和金融的分析框架加以整合，这可以为生产和金融的分析框架的完整性奠定一定基础。对于金融危机的合理应对，她认为应严密监管银行和金融市场。
三、《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创新
学者们认为，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创新，亟需开掘和激活《资本论》及手稿这座思想宝库。
关于《资本论》走向——当代的理论和现实路径的问题，南京大学孙乐强副教授针对国外一些学者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机器论片段”作为马克思思想顶峰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从当代资本主义知识生产和智能生产入手，揭示了21世纪资本的运作机制，推进了对资本逻辑的当代批判。他认为，我们必须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才能更好地从思想史的角度把握马克思《资本论》中对预备性的经济学手稿不成熟观点的扬弃和发展，进而将《资本论》思想推向当代现实。
面对如何以《资本论》的思想指导国企改革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需要深入把握国企改革背后的资本哲学。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高云涌编审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资本去往何处是国企改革背后隐藏的全局性资本哲学问题。他以《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作为理论参照提出了公有资本逻辑的概念，主张将国企改革的进程和公有资本逻辑的建构统一起来。他从公有资本逻辑、公有资本精神以及公有资本人格化三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公有资本是马克思“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这一构想而采取的创造性措施。第二，鼓励推进公有资本人格化的进程。第三，大力塑造公有资本精神。他认为将这三方面与国企改革统一起来，会为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操作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有学者认为可以借助西方学者对价值形式批判的新阐释来推进《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孙亮副教授将约翰·霍洛威的思想作为理论切入点，阐释了霍洛威对《资本论》起点的重构及其政治效应。霍洛威认为《资本论》的起点并不是商品而是财富，因为从商品出发，只是在商品及其资本权力的框架内兜圈子。基于此，霍洛威从文法学和形式批判中蕴含的“相反方向”分析了将财富设定为《资本论》起点的合理性，他还借助阿多诺否定辩证法进行佐证，并将其推进到“行为反对抽象劳动”这一具体革命理念上，从而倡导“停止制造资本主义”以维护人的尊严的抵抗政治学。但同时，孙亮副教授认为霍洛威的思想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霍洛威从资本主义裂缝中以否定辩证法的方式寻找革命主体的做法，只有在他本人所生活的“福利社会”中才有实现的可能。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信用问题，首都师范大学黄志军副教授从文本学的角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信用问题的不同理解进行了梳理，认为马克思对信用问题经历了由异化逻辑的否定理解到资本逻辑的肯定理解的转变。而在马克思之后，希法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信用问题的分析，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建构出“资本信用”概念作为金融资本的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对社会进行统治的隐秘方式及其现实对抗性力量。他认为，通过对马克思与希法亭信用学说及其关系的阐释，可以进一步揭示当代人的存在方式的状况与问题。
关于合理把握资本逻辑理解模式的问题，北京大学张梧博士针对资本逻辑的诸种理解进行了学理反思。他总结了当前关于资本逻辑的四种理解模式，即劳动还原论、资本主体性论、资本结构化论与资本内在断裂论，并指出了这四种理解模式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的优势与局限。他认为，资本逻辑范畴揭示的是蕴含在资本运动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这无疑是一种合理的抽象，但是资本逻辑绝对不能被理解为可以脱离资本运动而单独存在的独立逻辑。所以，在当前境遇下要对资本主义作出更具阐释力的分析，就必须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资本逻辑学上升到资本现象学的方法。
四、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学者们基于《资本论》及手稿，探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哲学的有机关系，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发。
关于《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问题，学者们认为只有开启超越现代学科分化的总体性视野才能完整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郗戈副教授探讨了《资本论》中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对《资本论》理论性质的把握和理解，同时也关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问题。他认为，应当历史地理解经济学与哲学关系的变迁，从西方思想史上的学科关系来看，经济学与哲学并非始终是现代学科规训中分化并置的形态，而是历史地呈现出“未分化”、“分化”与“再整合”的动态发展过程。马克思与黑格尔虽都处于经济学与哲学在现代分化后重新趋于整合的发展阶段，都试图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哲学，然而在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方式上又存在着深刻差异。在《资本论》中，经济学与哲学实现了真正的内在结合，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关于现代世界的存在方式、生成方式与超越方式的新型哲学世界观。
有学者探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逻辑向度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庄忠正博士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以二者的方法论差异为核心，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批判、劳动价值论批判和理论总问题批判这三个维度呈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向度。他认为，马克思更多的是深入历史过程分析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超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分析向度。
面对市场社会中商品化的界限问题，学者们认为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商品不断突破自身界限的根源。吉林大学王庆丰教授阐发了劳动力商品化的哲学意义，从商品构成资本开端引申到商品的界限问题。商品界限问题表面看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实质是关乎人类社会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对此，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的界限，表明一些物品一旦成为商品就会侵犯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第二，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界限，表明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社会的奴役性的生产关系就会形成。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即使成为商品，一些明显腐蚀人类价值的劳动行为也不能成为商品。第三，符号作为商品，会使我们的生活受到市场生活的殖民化。澄清并严格限定商品的道德界限，只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权宜之计。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问题的真正解决还在于瓦解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物化状态。
北京工业大学彭宏伟副教授就资本概念的哲学意蕴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一，资本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不仅不是物，而且是一个由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共同构成的有机总体。第二，理解资本范畴的关键，就是要对构成资本的所有要素不仅进行静态性的分析，也要指明动态性的变化，这有助于我们通过解剖资本来把握现代社会结构。第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是资本理论，这不同于其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与正义观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二者构成了辩证统一关系。东南大学高广旭副教授从三个角度梳理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正义观念的批判。首先，以人的存在的个体性和公共性的角度把握古典正义和现代正义的差异，从而揭示了现代正义的内在困境。其次，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视角分析了交换价值和平等、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从商品交换关系深入到社会权力关系的再生产。第三，马克思现代正义观念批判的真实意蕴是资本权力批判，资本与正义的辩证法必将推动现代正义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实现自身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的自我革新。
有学者揭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自由维度，阐发其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观的超越。东北师范大学田冠浩副教授审视了自由的整全性观念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思想史关系，他以卢梭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公共经济生活目标的论述为切入点，提出了重新看待经济和政治的本质联系的新视觉；用自由的整全性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标准，由此才能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问题，进而才能提出重建现代性的合理方案。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述，不仅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思想，而且还是阐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最重要文本依据，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21世纪全球发展的新形势与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资本论》原理的科学性与生命力。《资本论》的当代研究，应当打破“过度思辨化”和“过度实证化”的二元对峙，扬弃哲学学科与经济学学科的过度分化，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超学科”视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建构。文本文献、思想史、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四位一体”的综合性研究，融政治经济学、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一体的整体性阐释，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合理构建，有助于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