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一词曲折发展，被概念化、政治化、神化直至丑化、妖魔化，祛除学术包装和政治外衣，各种厘定粉墨登场。尤其在全球化、两种制度所谓“趋同化”的今天，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调更是怪象迭出，文明取代论、终结论等不断混淆着人们的视听。哲学家往往对意识形态的至真旨趣怀有终极关切，人类学家则侧重意识形态的文化意蕴，政治学者似乎更愿意从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功效即其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出现，经济全球化则赋予意识形态以国家利益的底色。哲学批判是理论的澄明，话语体系指向意识形态的国家治理层面，而公共外交则是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的话语呈现。如何把握意识形态在当下的真正面相，不仅是一个理论澄明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指导思想能否有效发挥其价值功能的实践问题。
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长期存在争论和误解。从不同时期的文本来看，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经历了由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受古典经济学生存工资理论的影响,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并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工资与最低工资等关键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建立起自己成熟的工资理论，并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最低工资学说，从而彻底与古典经济学及其代表性的“工资等于最低（生存）工资”的说法划清界限。与工作日理论一脉相承，马克思的最低工资学说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出发，为法定最低工资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思想是其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空想社会主义合理内核的批判性继承；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的逻辑性推论。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论述了未来社会要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代替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生产的思想内涵，包括其实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优越性。20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诞生的，其计划经济实践虽然源自马克思恩格斯，但却与他们的原初理论设想之间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对马克思恩格斯“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思想的理论解读和现实考辩为我们思考如何对待其理论学说、如何看待传统计划经济以及如何处理计划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本文使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跨国企业的超额利润，指出：劳动生产率企业差异与劳动力价值国际差异会形成不同的组合，跨国企业能否获得超额利润，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企业差异与劳动力价值国际差异对超额利润的综合效应。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生产商品，均可获得超额利润。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生产商品获得负超额利润；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商品，如果劳动生产率企业差异对超额利润产生的负效应小于劳动力价值国际差异产生的正效应，则获得超额利润。
保护的责任作为一种规范在国际社会中逐渐达成共识。在全球各行为体开始关注规范性外交的背景下，“保护的责任”被纳入到规范性外交框架中，规范性外交主体由此获得相关话语权，进而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实现其目标。规范性外交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国际行为体为实现其规范目标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其二是国际行为体为实现其外交目标而进行的规范性外交。通过梳理“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显示出该规范已经在国际社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接受与认可。考虑到规范主导国家的地位作用，国际社会主要力量对“保护的责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就为各行为体将“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纳入到规范性外交的框架提供了可能性。在规范性外交框架下，主要全球行为体，包括欧盟、美国及新兴国家群体，对“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的理解与实践也在影响着这一规范本身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应提倡 “一体化二重性”范式。所谓“一体化”指，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所谓“二重性”指，思想政治教育内在地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即“为社会发展服务”与“为人的发展服务”。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一体化存在，缺一不可。不应将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思想政治教育“脱离人的需要则空，脱离社会需要则盲”。只有坚持“一体化二重性”范式才能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世界，方向正确，才能卓有成效。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属性的公共空间。它既是育人场所，也是育人主体，本质属性是公共性、教育性和政治性。公共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属性，教育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属性，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存在和发展的功能属性，三者各表其质并具有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性。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需要和“被需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对重要范畴，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但是，研究者大多将关注点放在受教育者的“需要”上，极少关注受教育者的“被需要”。本文从受教育者的“被需要”角度，探讨“被需要”对受教育者获得存在感、提升主体感、产生价值感、激发责任感的功能，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现受教育者“被需要”的途径，即民主的教育方式、平等的主体地位、朋友式的人际关系、赞赏式的教育手段等，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应保持着延续性的沟通对话。本文借用技术理性的解释框架，基于广州云溪路H路段修建过程的长期观察（2007-2016），考察技术理性在实现公民理性维权中的作用，拓展城市基层社会维权的研究论域；体现了在抗争维权走向协商对话的过程，通过技术理性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途径选择。
话语是思想的凝聚，“科学”话语的现代转化隐藏着解释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出场逻辑，也解码了马克思主义为人们所接受的文化心理。以近代西方科学思潮的传入和中国传统实学思想的兴起为背景，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实际上是因历史语境的变更在我国重新建构的历史过程。质言之，以“科学”话语取代“格致”话语的进程为中心考察，在文化解释学视域中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有三层维度：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其中，传统“格致”话语的革新和“科学”话语的现代转变作为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与实践路径，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出场机制的微观逻辑，在中国的科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成为近代中国科学的意识形态。
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的核心议题之一。迄今为止，英国学派已经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上对国际社会展开了颇具特色的研究。本文通过考察英国学派两波地区国际社会的研究成果，归纳出英国学派内部存在的双重国际社会生成逻辑，即全球国际社会生成逻辑和地区国际社会生成逻辑。前者强调国际社会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的同质性；后者则强调国际社会两个层次的异质性。英国学派双重国际社会生成逻辑描绘了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国际社会图景。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克服以及如何克服现代社会的价值虚无主义问题非常关注，而相关讨论主要源于海德格尔在晚期给予马克思的一句评语——“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晚期的海德格尔何以如此评价马克思？或许通过再次解析海德格尔的这句评语，比较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态度和看法，我们最终可以发现其实在两位思者看似背道而驰的进路之下，一条殊途同归的克服和超越虚无主义之路隐然若现。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在其实践哲学的语境下出场的。他从国家政权中区分出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进而认为文化领导权夺取的途径是“阵地战”，核心在于有机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民众的教育。但葛兰西并未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历史主体的主体意识不等同于生动的革命实践，有机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大众的文化活动也不能机械地分化。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涵与旨趣蕴含了价值观认同与培育的基本思想，这为我们在当代构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启示良多。
保罗·斯威齐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本文将斯威齐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以《资本主义发展论》和《垄断资本》为节点，划分为萌芽、成长与成熟，以及拓展与深化三个时期，总体概括了斯威齐从西方主流经济学领域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的转变历程，以及他主要的学术贡献，这有助于我们把握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特征与发展规律，更好地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