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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0257-2826  CN 11-1454/G4

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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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前沿
    《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纪念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60周年
    顾海良
    2016, 50 (4):  5-11.  DOI:
    摘要 ( )   PDF(4833KB) ( )  

    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转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初探索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的最初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关系的初步研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性探索。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探索的首创之作,《论十大关系》所阐释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以及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的写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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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
    张成福, 党秀云
    2016, 50 (4):  12-20.  DOI:
    摘要 ( )   PDF(6175KB) ( )  

    国家治理观乃是人们对国家治理的根本观点,是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以及一般规律的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核心体现在关于国家及国家治理的本质、公共权力与国家职能、人民主权与民主治理、国家治理的组织原则、国家治理的根本方法、国家治理的政策与策略、国家治理的领导权以及国家治理的改革与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论述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为我们分析和研究国家治理问题提出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国家治理的实践与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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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消灭私有制到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的话语建构
    吴照玉
    2016, 50 (4):  21-26.  DOI:
    摘要 ( )  

    ]马克思不同阶段的文本,对共产主义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表述。受哲学人本学影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异化劳动入手,将共产主义定义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时期,马克思开始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以分工替代异化来说明私有制及其根源。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马克思则明确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命题。考察共产主义与所有制关系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不论语言表达,还是思想内涵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共产主义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以所有制的历史演变为思想线索,这种变化之中又存在着显著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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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扬弃:资本权力的“天命”——马克思的资本权力自我扬弃思想及其启示*
    刘志洪
    2016, 50 (4):  27-32.  DOI:
    摘要 ( )   PDF(4161KB) ( )  

    资本掌控了现代世界的最高权力。资本权力的终极命运关乎人与世界的发展方向,马克思对此作出了深刻剖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权力的扩张,资本所包含的私人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必然使之发生自我扬弃,由私独性的权力转变为公共性的力量,成为理想社会的力量根基。但另一方面,对资本权力的根本超越,也只有通过其自我扬弃才能实现,而不能依赖于简单的外在剥夺。马克思的资本权力自我扬弃思想,为理解进而超越资本的权力提供了理论指引,启迪现代人类特别是以当代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对待和解决资本权力,积极促成其自我扬弃,通达更高的发展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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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专题
     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研究及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变
    刘元春
    2016, 50 (4):  33-33.  DOI:
    摘要 ( )   PDF(479KB) ( )  

    大危机必将意味着大转折、大反思和大构建。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不仅意味着世界经济运行模式将发生巨大的转型,同时也意味着理论与思想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8年过去了,宏观经济理论到底进行了哪些反思和哪些建构,这值得我们进行总结和梳理。过去8年宏观经济学的反思和建构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危机”使宏观经济学“新共识”变为了“大反思”和“大讨论”。在2008年以前,由于欧美在过去接近20年宏观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与“低通胀”相并存的“大缓和”( the great moderation),导致学术界认为,以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缓和”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成功,特别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中央银行所运用的货币政策规则的胜利标志着货币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了。因此,在2005年左右,宏观经济学界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宏观经济学的总结,从而形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Arestis,2009),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1)曼昆(Mankiw,2006,2007)所阐述的经济学十大共识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准;(2)米什金(Mishkin,2005,2006)的货币经济学构建了货币理论的“新共识”。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击破了宏观经济学界不断膨胀的自信,以这些理论共识为基础的预测模型和政策工具不仅没有延续“大缓和”的奇迹,也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到来,更没有成功阻止危机的爆发。“新共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而破产了,大危机带来的是“大反思”(the big reflection),刚刚形成的宏观经济学“新共识”成为理论批判的“新靶子”。二是非常规政策的频繁使用要求更新传统宏观经济学。在危机救助过程中,西方国家采取了以QE为核心的大量救市政策,这些政策都是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难以容纳,甚至所反对的,但这些政策却在过去8年中广泛使用,并在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此对于“非常规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反思不仅带来了对于传统理论和政策模型的大反思和讨论,同时也促使经济学家必须全面构建出新的宏观经济理论来解释新的政策工具。三是后危机时代出现的“长期停滞”、“新平庸”和“新常态”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和治理框架。全球经济摆脱危机困境之后,各国经济在复苏的进程中呈现出大量与以往后危机不一样的规律和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低增长”、“低出口”和“相对稳定的CPI”相并存的“长期停滞”和“新常态”。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出现了“GDP增速回落,但CPI却相对稳定”、“GDP增速下滑,但就业状况却没有恶化”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对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如何解释这些新现象,并采取相应的政策,已成为理论界最大的挑战和理论争论。上述这些典型转变不仅构建出过去10年的大转折,同时也蕴含着未来发展的脉络。全面梳理围绕这些大转变进程中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思潮的变化,不仅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和政策模型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把握世界理论思潮的转变。因此,本专题讨论设计的核心就是:通过对2005—2016年这十年来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进行系统梳理,来深刻反映宏观经济从 “大缓和”( the great moderation)到“大危机”(the great crisis),宏观经济理论从“新共识”到“大反思”,宏观经济政策从“规则框架”到“非常规框架”,宏观经济运行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内在逻辑机理,从而对这十年的经济思潮、经济理论以及经济运行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哲学层面、方法论层面、经济计量与测算层面、宏观理论版块层面、政策框架与工具层面等多角度来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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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与宏观经济学思潮转变*
    冯俊新1, 李时宇2
    2016, 50 (4):  34-43.  DOI:
    摘要 ( )   PDF(6172KB) ( )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思潮发生了重要转变。由于在危机应对中的无所适从,危机前所形成的“新共识”宏观经济学受到了强烈批评,并由此引发了对未来宏观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涉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基本研究结论和主要政策应用等多个层面,争论议题中部分已取得初步结论,部分依然处于艰难探索过程中。本文对这些争论进行总结,并分析了这场思潮转变对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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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的形成、内涵和实践原则:基于中国视角的批判*
    范志勇, 杨丹丹
    2016, 50 (4):  44-53.  DOI:
    摘要 ( )   PDF(6131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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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危机时代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的兴起、发展及应用
    刘元春, 李舟
    2016, 50 (4):  54-64.  DOI:
    摘要 ( )   PDF(7222KB) ( )  

    “大缓和”时期形成的货币政策理论“新共识”在金融危机期间遭遇巨大挑战,常规性的宽松政策在刺激经济回稳中持续性地失效。在此背景下,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兴起并迅速发展,本文系统地梳理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等,分析了以经济活动盯住制或者名义GDP盯住制代替传统通胀盯住制的可能性,阐述了前瞻指引、扭曲操作、量化宽松等政策工具应对危机的作用,并强调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最后,本文贴合中国实际指出,在利率双轨制的约束和银行惜贷情绪弥漫的背景下,我国具有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现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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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前沿
    政治合法性建设与国家认同危机之克服*
    暨爱民, 张晓燕
    2016, 50 (4):  65-72.  DOI:
    摘要 ( )   PDF(5328KB) ( )  

    国家认同危机已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影响着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尽管不同国家中的国家认同危机有不同表现,但最终都将落实到政治的层面上。所以,国家认同危机在根本上就是对国家政治系统认同的危机,反映了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加强多民族国家各族民众之于国家政治系统的认同,使国家具有足够的政治合法性,是克服国家认同危机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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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与世界
    全球气候治理的“第三条路”?——以新兴大国群体为考察对象*
    赵斌
    2016, 50 (4):  73-82.  DOI:
    摘要 ( )   PDF(6742KB) ( )  

    全球气候政治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主权民族国家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重要行为体。全球气候政治的“南北两极”,使全球气候治理难以避免走向失灵。新兴大国群体化是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该群体“抱团打拼”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全球气候政治发展注入新活力,使全球气候治理呈现不同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第三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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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欧关于2020年后国际气候协议的设计——一种比较分析的视角*
    高小升1, 石晨霞2
    2016, 50 (4):  83-91.  DOI:
    摘要 ( )  

    中美欧不仅是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体,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特殊,因而中美欧的谈判立场对2020年后国际气候协议的设计至关重要。中美欧在2020年后国际气候协议的法律地位、指导原则、减排承诺以及适应问题等核心要素上,既有共同立场,但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中美欧三方的立场与其在2020年后国际气候谈判中追求的利益密切相关。从目前来看,2020年后国际气候机制将是国际法约束力较弱、应对气候变化雄心偏低但参与方较广的混合式软性气候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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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语言与身体——语言唯物主义探析
    王玉华
    2016, 50 (4):  92-99.  DOI:
    摘要 ( )   PDF(5494KB) ( )  

    语言与身体的联系是语言唯物主义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反映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传统中,梅洛—庞蒂、勒赛克尔、杰姆逊、德里达等人都强调了语言的身体性。通过考察语言与生物学的身体、现象学的身体、体验的身体、性欲的身体及劳动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指出身体是人类语言经验的基石。语言是劳动身体的一种实践形式,在能动的感性活动中,语言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统一在特定社会历史的具体身体之上。语言及其历史也是在人类的身体之中和不同身体之间运转的,必然受到人类身体状况的影响,体现人类身体的喜怒哀乐,语言文化实践、权力关系、社会历史也印刻在了劳动的身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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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述评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研究述评
    王朝庆, 王刚
    2016, 50 (4):  100-105.  DOI:
    摘要 ( )   PDF(4341KB) ( )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单向发展式”的研究理路在学术界已基本臻于成熟。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思想的演变轨迹并不等同于单向的实物传递,它往往需要在互动与交流中得到发展与升华。“中国化”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反过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也促进了“中国化”思潮的深入发展。这种“双向互动式”的研究理路,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普遍流行和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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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思潮评介
    批判的理论化——略论南茜·弗雷泽对正义理论的批判与重构*
    许德强1, 洪晓楠2
    2016, 50 (4):  106-112.  DOI:
    摘要 ( )   PDF(5087KB) ( )  

    本文以南茜·弗雷泽对正义理论进行的批判与重构为研究对象,收集、归纳和整理了其关于正义的批判的主要观点。从理论形成的内在逻辑、主要特征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研究分析了其以参与平等为规范性架构,以再分配、承认和政治代表权为维度的正义理论体系。在参照中外学者对南茜·弗雷泽批判的正义理论进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其对正义理论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该理论在建构和适用上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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