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3日到6月28日期间，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与经济学院共同举办“政治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系列讲座的整体框架由高等研究院院长史正富教授设计。系列讲座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改革经验相结合、与时俱进的主旨，讲座内容涵盖价值理论、市场理论、资本积累、货币金融和世界经济，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特点。由于讲演者来自国内各知名高校，讲演题目最终由学者自定，实际执行与最初设计有一些差异。实际的讲座内容主要包括三大块：其一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道路,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其成功的意义和面临的问题；其二是关照国际经济，特别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新情况，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变化和相应对策；其三是结合国内国际的新鲜经验，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三个部分相互区分、相互渗透、相互关照，内在地连结为一个体系，其中透露的理论信息对中国经济学发展具有很好的启发性。
一、中国经验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来总结？
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开讲，题目是《中国改革经验与中国经济学发展》。这一讲具有前言或序论性质。张宇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对中国经验作有效的解释和总结，要想深刻理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质，还得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宇解释了为什么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甚至不能解释美国经济的原因：第一与意识形态有关。西方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都是以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而诸如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利益在它看来都是违背自然、违背规律的。因此，国有制不行、公有制不行、社会主义不行、共产党领导不行，用这样的理论怎么来解释当代中国？第二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有关。西方经济学有“三反”:一是反问题，闭门造车做模型；二是反理论，重要的经济范畴如货币、资本，都没有解释；三是反历史，不考虑历史发展。基础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怎么可能有科学性？第三与理论的实用性有关。这种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许还有点实用性，现在照搬到中国来，没有一点实用性。社会科学中没有绝对真理，一个理论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才能用，绝对不能照搬照抄。
那么，中国经济应该怎么发展呢？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抽象概括和总结，然后它要吸收中国的历史，要总结中国的经验，同时学习国外的优秀东西，但是最根本的一条，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没有这个理论基础，我们就无法去总结经验，也无法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
系列讲座接下来的演讲者虽然理论渊源不同，但在批判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神话这一点上却有共同语言，从这一点出发借鉴外国经验，研究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令人振奋、与人启迪的深刻观点。讲演人运用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在中国道路的理论探索中结成“统一战线”的愿望十分明显。正如孟捷教授所说：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包括新李嘉图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当代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异端经济学”流派，事实上相当于马克思当年面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有积极地借鉴和融汇这些当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有可能再度复兴，真正有说服力地回应21世纪市场经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作为结束篇，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发表了题为《我们的时代：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讲演。讲演分为两部分：一是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历程，二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几千年历史中的演化发展。韩毓海认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发掘历史积淀的丰富宝藏，而打开这一宝藏的钥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古代中国数千年积累的国家治理经验，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有效统一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经验，这不仅是指秦以来靠高压维持大一统帝国的体制，尤其包括以唐代永贞革新为先声，以宋代三司制度为标志的中央治理体系。宋代的三司制度就是预算、财政、司法三司，使朝廷能够在经济上集权，把税收、人事、司法收归到中央，这是国家统一真正的物质基础。二是国家治理从贵族统治到士大夫阶层治理的转变。唐宪宗以后千年的社会治理就是依赖这帮由科举选拔的读书人。这个治理体系的优势自不待言，它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中国社会自古就是两张皮，读书人读书与做事脱节，官员治理的是城市，广大农村没人管理，国家治理体系没有动员社会基层的能力，不能让基层民众分享治理的好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农民问题放到首位，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中造就了一个取代士大夫阶层治理国家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能把农村整合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中，使农民在现代化进程当中扮演主力军的角色，并且努力使他们分享现代化的好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扫除了数千年国家治理经验与现代化进程接轨的障碍，是未来国家提升治理能力的根本保障。
唯其如此，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成为参与系列讲座专家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二、独特性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
优势还是缺陷？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始终存在一个理想市场的参照系，更确切地说是市场经济美国版的参照系。研究者据此发现差异，提出与国际接轨的政策建议。但争论始终存在，“差异”是否一定是我们的缺陷？有没有可能存在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甚至独特优势呢？
作为系列讲座的策划者，史正富教授亲自讲授了两个专题。在题为《无形之手——市场经济的神话与现实》的演讲中，史教授强调，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高效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系统性失灵问题，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主导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用1+1>2的合力来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史正富教授指出：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有一系列根本的、重大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主流经济学中没有讨论，我们把它称作“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失灵”。主流经济学讨论三种市场失灵：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问题。这些其实都不是真正的问题，至多算是技术性、功能性问题。真正全局性、系统性的市场失灵有五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货币的纸币化和世界货币的主权化，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靠印票子可以在全世界通行，这意味着世界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全部被颠覆；二是金融产业的异化，从为实体经济服务，转向自我循环、自我服务、自我炒作；三是资本的权利和政治的权利结盟，基本要素市场成了金融权利、政治权利双重介入的有等级的市场，要素价格成了战略布局的工具，偏离了新古典的均衡价格；四是收入分配完全畸形，从根子上就打掉了资源最优配置；五是全球失衡和周期性的危机，全球宏观经济失衡深度化广度化。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把国家战略性的引领作用发挥好，实现国家力量和企业界力量，也就是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一加一大于二，一个国家才能持久兴盛。把市场和政府视为相互对立是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弊端。
在题为《双层市场与构建价格》的讲演中，史教授用两个全新概念分析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已逐步成为市场体系的场内实体，国家—资本权力的协同对基础性生产要素价格形成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出现了基础性生产要素与普通商品双层市场，以及基础性生产要素的构建价格。史教授以证券市场的构建价格形成为例，深入探讨了“双层市场”中政府应该承担的经济职能,进而指出，必须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把西方国家的历史性崛起归因于战略性、体系性、压迫性因素，而不是制度性因素。在基础性的生产要素市场上，价格曲线不再符合竞争价格规律，有势力的市场主体可以影响追涨杀跌的幅度和节奏来塑造价格的波动，从而获得策略性的利润，这对经济学有颠覆性的意义。国家、资本权力和自发的市场供求力量共同决定市场价格。这个命题拿到历史上来看，可以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道扬镳，即“大分流”。西方国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率先实现了私有制基础上的法制保护的市场经济，或者叫私有财产宪政体制，实现了国内的技术创新、资源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动用了国家的战略谋划能力和国家的军事暴力，政治外交和综合实力，抢先一步抢占了市场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金属货币等，从而率先成为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崛起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资源都变成了发达国家的资本，而使发展中国家殖民地化、产业畸形化。因此依附性的基础要素行业和扭曲的普通商品，构成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是畸形的政治基础结构，因此让他们的不发达长期延续下去。
史正富的两场报告是前后呼应的上下篇，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强调独特性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优势而不是缺陷，为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从一个侧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荣兆梓教授在题为《资本管理与国企改革》的讲演中，循着这一思路继续探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国有经济问题，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公有资本比重明显高出其他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这是我们的独特优势。但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只走完了前半程，适合市场经济的国有股权机构并没有真正建立，其潜在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荣兆梓认为：市场经济的企业产权结构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传统市场经济当中的业主制资本主义三位一体，资本家同时又是经营者这样一个模式；过渡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美国出现的所谓的经理资本主义，两权分离，资本家自己做股东了，只有经理层在企业里面进行管理；然后再发展到三权分离，股东不是终极所有者，资本经营机构，专业的投资机构成为了替身所有者。这样资本市场就出现了三个层次、三个主体。当然基本的法律框架还是公司制，但是现在投资者不是直接作为股东代表，而是把股东代表的责任给了资本经营机构。国有经济公司制改革仅仅实现公司法人财产权制度的独立是不够的，还要解决政府作为股东，这个股东代表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惯例，股东代表正在越来越多地由这些机构来承担，股权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信托资本，由社会交给一些专业机构，通过信托的方式来管理，可以称之为社会信托投资基金。全世界发展的潮流是，股份资本的管理越来越替身化，越来越通过机构投资者的形式来主导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拥有的资本都采取信托基金的形式。我们在选择改革目标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这个大潮流，进而更好地发挥公有制为主体的独特优势。
三、理解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真相
理论创新无不从实践中来，但是要掌握真理,首先必须正确地了解实际。由于经济实际的高度复杂性，了解事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解当代中国这样快速转变中的大经济体的事实，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张军教授连续发表了《中国难以置信的高投资可信吗》和《中国经济的非常态：短期与中长期出路》两场讲演。张教授指出：在我国的统计体系中，支出法核算的GDP中投资高比例直接与消费项统计的遗漏和低估有关。中国近年来统计数据中难以置信的高投资比例其实是不可信的。支出法GDP中代表投资支出的资本形成总额虽然名义上是独立核算出来的，但最终公布的数字却与用官方公布的核算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大相径庭，基本上可以看成是按生产—收入法核算出来的GDP总额减去最终消费和净出口总额后的余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越来越高估中国的实际投资支出，以致这一数据不可信赖，无法直接采纳。如果资本形成是支出法GDP中的余项，且支出法GDP以收入—生产法核算为准，那么，消费支出核算数据的任何低估必然转化为资本形成数据相应的高估，从而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就被高估了。按照朱天和张军（2014）的重估， 2004—2009年的最终消费率均高于60%，超出官方公布的消费率11.5—13个百分点，依此推算，在此期间中国的投资率应在30%到35%之间，而不是官方公布的41%到48%。张军的结论是：中国支出法GDP构成中的投资和消费数据及其相应的比例关系存在很大的系统偏差，不宜作为经济分析、政策讨论和学术研究的依据。
在下一个讲演中，张教授着重讨论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问题。他首先根据基于收敛的假说指出：考察一个经济体未来增长的潜力，其实是看人均水平与前沿国家收入水平的比例，它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收敛的速度。按照最新的测算，我国现在人均GDP水平相对较低——大约是美国的23%。根据东亚“四小龙”超常增长的经验，中国经济近期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比官方和多数学者认为的要高，近五年不应低于8%。而近年来发展速度的“断崖式跌落”并非由长期性因素造成的“新常态”，而是短期的债务问题，即由巨量债务的滚动导致金融黑洞的结果，因此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资产置换、债务重组、低息政策等组合措施予以纠正。之后，张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高增长，资本贡献四到五成，TFP增长贡献了三到四成。这超出了“四小龙”的表现。中国TFP增长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是有巨大的技术模仿空间，大量技术转移可以迅速促进技术进步。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增长还是集约增长？通常我们理解粗放增长就是TFP不增长，但中国有这么大的TFP增长，又有比较高的投资率，你说它是粗放增长还是集约增长？张军教授在演讲的最后部分，根据东亚经验预测了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指出，中国不可能像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那样过早去工业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第二产业比较高的份额，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人均收入的提高。
李慧中教授发表了题为《服务业发展中本地因素对供给与需求的制约》的讲演，全面呼应并充分论证了张军教授“中国不应过早‘去工业化’”的洞见。李教授指出，当今世界高服务经济占比的现象后面的真实内容是生产者服务为主的事实，不是“生产什么”有了根本改变，而是新工业经济中的物质产品“怎样生产”改变了。当今世界经济是“新工业经济”，经济“服务化”仍然服从于以物质产品的需求为动力的“新工业经济”模式。大国产业发展顺序与多数服务产品的“非贸易品”特征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因地制宜”。本地因素对人口大国发展服务业在供给方面的约束是物质产品生产力基础和城镇化基础；在需求方面的约束是本地需求水平，即本地城市化水平决定本地服务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本地产业结构现状及其走势决定本地服务业发展的部门结构。足够的工业基础才能形成与世界格局相似的高比重的生产者服务，从而高比重的服务业增加值。中国不应过早“去工业化”。
毫无疑问，二位教授的讲演只是讨论了中国经济中诸多令人生疑数据中的个别例子，但对这些数据的甄别或重新解释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重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意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象深层本质的洞察能力毋庸置疑，但它必须首先建立在对现实情况的准确把握上。现代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但数据的完备性，包括数据采集、整理之理论依据的科学性仍然大有改进余地。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挑战与机遇：货币、资本、
全球金融危机等
货币数字化、资本金融化，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世界经济的新情况，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的一系列新问题。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与解答这些问题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前沿系列讲座高度关注了这一新动向，讲演者毫不吝啬地给听众奉献了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
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发表了题为《货币内生理论与理论经济学的困惑：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回顾与展望》的讲演。他首先从中国经济的现实提出问题：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广义货币M2以两位数的年增速持续扩张，到2015年已大致相当于GDP的1.90倍。与此同时，消费物价指数相对平稳，多数年份保持在4%以下。货币主义理论面对中国实际陷入困境：M2与CPI上涨没有明显关系！货币供给超出需求，却没有像理论预期那样造成CPI上涨压力，显然，依据广义货币增长率预测通胀率的理论已经不再灵验。近年来，美国与欧洲经济也出现了相似问题：美国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四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较大的CPI上涨，经典的货币主义通胀预言破产；欧洲的高失业率和低通胀同样宣告了货币主义的破产。有鉴于此，韦森教授认为，理论史上关于“货币内生论”和“货币外生论”的争论，在电子货币时代已经有了结论，“货币内生论”更符合当下现实。也就是说货币主要不是央行外生供给，而是产生于经济系统内部投资和融资的过程中。在我国，过去几年广义货币之所以迅速扩张，主要是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推动下商业银行信贷急遽膨胀的直接结果，而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只是次要原因。在讲学结束时，韦森教授针对电子货币时代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理论提出六大问题，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此做出更多努力。
高帆教授发表了题为《经济危机理论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实践》的讲演，指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检视不同危机理论的解释力提供了契机。马克思从市场经济一般特征和资本主义内生制度两者的“交互”作用中阐释危机的发生机理，生产相对过剩是马克思解释危机的逻辑“主线”，而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均是对生产相对过剩视角的另一种表述或进一步阐释，三者在逻辑上内在一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在时间和空间的拓展，对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具有综合的解释力。相比较而言，流行的两种危机解释理论——利率变动说和国际失衡说都有明显的片面性。高帆指出：美国国内因素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持续拉大，这种分配格局不能支撑消费率持续走高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基于此，美国经济逐步内生出财富生成、居民举债、财政转移和外部汲取等四种修复机制，这些机制显然没有可持续性。低利率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失衡正是这种内部失衡衍生出来的现象。从根本上说，生产相对过剩导致的矛盾仍然是解释经济危机的主线。因此，化解危机的出路是推动以收入分配完善为导向的社会改造以及重大的集群式创新。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复苏并非依此路径的结果，更多体现了向导致危机的旧模式“回归”，故对美国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应保持审视态度。
崔之元教授发表了题为《〈21世纪资本论〉：经济学的“统一场论”？》的讲演，认为：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重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发展趋势问题，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系统的数据基础。尽管他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统一场论”看来还不能算成功，《21世纪资本论》必将促进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大发展。讲演梳理了皮凯蒂的主要理论观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批评了皮凯蒂的所谓“资本主义第三定律”，即长期中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r＞g），指出问题的要害在于：资本与劳动间的“替代弹性”必须大于1，而理论与实际都不支持皮凯蒂的这一核心观点。崔之元认为：皮凯蒂的理论与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渊源关系，但米德重点分析国资、国债和税收三者的关系，发展了一种最优混合所有制的理论，提出了公有资产与私有资产最佳结合点的形成机制，以一种财产社会化措施和更平等地分配私人财产的措施的组合推进自由社会主义。米德对财富（资本）不平等变动趋势的研究不像皮凯蒂那样依赖于r＞g，而是看较小财富和较大财富的增长率之比。米德认为：如果较小财产的增长率大于较大财产的增长率，财富分配的平等性将增加，反之则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将增加。如果仅仅考虑只挣工资和只获资本收益两种极端情形，那么劳动收入将是一个平等化因素；而资本回报率显然是一个扩大不平等的因素。比较二者的观点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复旦大学田素华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经济转型压力与资本市场能力提升》的讲演，认为：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脆弱中复苏增长且不同国家之间好坏各异。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实施了近7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正在逐渐退出。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会引起世界范围内流动性收缩压力，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产生倒逼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经验显示，以银行信贷配置资源难以达到经济转型和创新驱动目的，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是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关键是稳定股票市场，避免股票市场大起大落频繁震荡，需要规范投资者行为，鼓励长期投资。
五、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更多创新勇气
面对使人振奋又让人迷惑的当代经济现实，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丰富多彩又新颖独特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肩负着重大历史责任，需要有巨大的创新勇气。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努力，高质量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本次系列讲座，基础理论探索占有较大比重，涉及政治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其所论之前瞻和深入令人瞩目。
孟捷教授在题为《劳动力价值再定义与剩余价值论的重构》的演讲中，对劳动力价值和工资范畴做了重新定义，突出了阶级斗争在货币工资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决定中具有的意义。指出，在涉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场合，将剩余价值作为给定余额的观点有局限性。假定劳动力价值是已知量，并不需要同时假定必要生活资料数量在一定时代也是固定不变的，这个已知量尽管相对于价值创造过程而言是暂时不变的，但在积累或再生产中是可变的。马克思借助于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机制，完成了他对劳动力价值、工资和必要生活资料量的相互关系的解释： 劳动力价值→货币工资（劳动力价格）→必要生活资料量或实际工资（箭头代表因果决定关系）。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循环论证，给定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原本是定义劳动力价值的前提，而上述关系式却又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通过这一价值的等价形式即货币工资，最终决定了必要生活资料量。这种循环论证之所以产生，源于马克思将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实体的劳动力，作为相对价值形式对待。如果我们修正马克思的做法，不仅承认劳动力商品没有内在价值实体，而且不再寻求以某种等价形式来表现劳动力的价值，就可以如下方式重新表达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阶级斗争决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值则围绕劳动力价格而调整。讲演者将此称作“决定剩余价值率的阶级斗争理论”，并且认为它需要“以决定剩余价值率的投资理论”予以补充，即在剩余价值率的决定中，工人阶级斗争的作用会受到资本家的投资权力的制约。
冯金华教授发表了题为《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讲演，指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谓“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优先增长规律”是不正确的。这个“规律”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它忽略了生活资料中用于资本所有者个人消费的部分，从而把生活资料的增长与可变资本的增长混为一谈。实际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非常一般化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其中，增长既可以是平衡的，也可以是非平衡的，既可以是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增长，也可以是消费资料部门优先增长。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取决于两大部类的积累率、资本积累中新增不变资本的比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冯教授在利润平均化和平均利润率保持不变的假定条件下，首先借助平均利润中资本积累所占的比率来说明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条件，然后借助资本积累中新增不变资本所占的比率来说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最后说明在社会总产品实现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各种类型，特别是说明，无论资本有机构成是否提高，任何一个部类的增长都有可能快于、慢于或等于另一个部类的增长。总之，在保证社会总产品实现以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经济的平衡增长或非平衡增长以及在非平衡增长中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都是可能的。因此，所谓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其实并不存在。
孟捷教授在另一题为《资本积累、创新、产业变迁与利润率》的讲演中，首先介绍国外学者以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即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解释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区分了以斯威齐为代表的从消费不足论出发来解释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理论，以及以卡莱茨基为代表的强调投资在这一矛盾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理论。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置盐信雄、科茨等人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出发发展出的表达再生产均衡条件的方程（Okishio,1988; Kotz,1991），支持了卡莱茨基的观点。讲演者利用这些理论成果，通过对社会资本再生产非均衡的分析，指出，剩余价值实现的难易归根结底就取决于积累或新投资的水平。一方面，在再生产t时期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要靠t+1时期资本家的积累来实现，另一方面，资本家在t+1时期进行积累的欲望显然也受制于在t时期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程度。剩余价值实现和资本积累的恶性循环是危机或衰退的根源。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缺少在资本积累基本矛盾前提上的深化，成为单纯从生产领域的技术变革和资本有机构成来说明的规律。讲演进而围绕产品创新、产品实现率和资本金融化等线索，逐层展开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创新思维。并且介绍了英国学者弗利曼的实证研究成果：用一个分母包括金融总资产的一般利润率公式，计算英国和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利润率变化，观察到用传统方法观察不到的，两国自1946年以来利润率几乎不间断下降的趋势，验证了资本金融化对利润率下降越来越突出的影响。
熟悉《资本论》的读者不难发现，讲演者讨论的都是政治经济学前沿难题，具有与时俱进的强烈现实感，并且涉及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多个方面。三个报告分别对应《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内容，关系到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等重大问题。其共同的特点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不拘泥于《资本论》的个别观点，注重国际化的视野，借助数理化的方法，创新勇气十足，创新能力充分。这些特征在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六、几点评论
政治经济学正在经历复兴，但更重要的是，她同时正经历转型：从外国经验事实的系统总结，无论是英国经验，还是俄国经验，转型为真正从中国经济经验事实中升华的理论。这个转型过程同复兴过程正同步推进。安徽大学历时半年的系列讲座只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一个很平常的事件，却集中反映了它的若干特点，因此值得深入思考。作为讲座计划的执行者，笔者现场听取了每一场报告（自己主讲的第六场除外），有如下感受与大家分享。
1.新的政治经济学主动拥抱中国道路的现实运动，体现越来越强烈的实践性与主体性。
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有更加强烈的实践性，甚至实用性。但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却因为滞后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长期不能满足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需要，而被认为游离于现实，只能务虚，甚至只具有思想灌输的性质。改革开放30余年来，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努力向实践学习，新的政治经济学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而成长。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相比，它的中国化过程更加艰难，因为在此之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苏联范式”，完全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理论范式没有“建设性”的市场经济理论，它必须从基底上重构！这可能就是政治经济学阶段性衰落的主因。不应低估这些年来新的政治经济学在市场经济理论建设中的成就，但也不应该否定，直到今天，政治经济学仍然没有完全走出旧范式的阴影。对市场经济根深蒂固的怀疑，对市场改革步步为营的迟疑，在我们的学术圈仍大有人在。这不仅影响理论与现实运动的结合，而且久而久之会影响到理论本身对现实运动的态度。而这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发展具有致命的危害。
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人理解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新的政治经济学在转型发展中不仅强调理论的实践性，在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吸取营养完善理论，而且明确自身的主体性，作为推进现实运动的主体力量，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我们不是现实运动的旁观者，更不是现实运动的反对派。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处处以实践者的立场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理论逻辑，高度认同执政党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在这一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幸运，因为我们自始至终参与一个实践理论、实现理想的伟大运动。而实践才是推进理论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此次安徽大学的系列讲座努力体现这一特点。它把理解中国经济现实运动视为基本任务，肯定她的成就，珍视她的经验，分析她的不足，毫不含糊地将实践置于理论之上，从实践出发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进而与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关于“双重市场”、关于“劳动力价值再定义”、关于“货币内生性”等，这些理论无不来源于实践；与此同时，实践导向的理论自然要求更精准地把握事实，对数据的敏感和对“误差”的苛刻成为系列讲座的又一亮点；而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无论是国有资本管理的信托化，还是以完善收入分配、推进集群式创新为导向化解金融危机，也都表现出独特的理论倾向性。正如听讲的安徽大学师生所言：感受讲演者负责任、有担当的态度是此次讲座最大的收获。
2.新的政治经济学更自信地欢迎批评，倡导争论，表现出日益显著的学术性与开放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是执政党繁荣学术的指导方针，而且也是政治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这样一种学术态度的形成有其演化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对待人类文明的成果始终具有兼容并蓄的科学态度，这一点尤其在他的《资本论》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与此同时，由于理论创立时期艰险的政治和学术环境，马克思有时也表现出孤军奋战者的尖刻与好斗。“苏联时期”，政治经济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业，它成为执政党理论工作者，争论理应成为常态。可惜计划经济的理论形态追求整齐划一，加上政治斗争的极端化，政治经济学形成万马齐喑，独尊一家的局面，进而给学术生态造成了长期不利的影响。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的政治经济学视“苏联教科书”为经典，即是这种不利影响的典型表现。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历将近40年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显著增强，但旧时代学术生态的惯性在小圈子仍未完全肃清，学术争论捆绑政治帽子虽不常见，却仍有发生，给圈外人否定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性提供了口实。新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在两个层次上增强开放性，才有可能充分体现具有时代精神的学术探讨性质。
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首先需要体现在学科内部对等平和的讨论与争论中。讨论是理论发展的进阶，实践是争论评判的标准。为此，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有异端的声音，需要有试错的包容，需要有流派的竞争。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和工作坊是日常机制。可喜的是参与安徽大学系列讲座诸学者已经都认同并实践这样的机制，正学习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当然还需要体现在与不同理论范式、不同思想流派对等平和的讨论与争论中。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理解中国道路的最佳工具，但同时我们也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在吸收人类文明全部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才能胜任历史使命。当代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是全体经济学人的共同事业，理解中国道路的经济学需要所有经济学人一起来创建。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规范的学术讨论中共同发展。不同的学术观点应当正面碰撞，而不应当自说自话。对话的窗口不难打开，关键是双方需要有对话的意愿。我们当然看到有那样一些自诩“主流”的经济学家以拒绝对话来掩盖自己对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知，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有更多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包括有新古典规范训练的学者，愿意倾听，乐意在讨论中相互增进。不用去计较别人的态度，关键是政治经济学自己必须坚持开放，欢迎批评，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充分理解其中的科学成分。科学的批判精神以理解为前提，而理解首先需要足够的善意。可喜的是，安徽大学的系列讲座真正体现了这种开放性，讲演者学术范式的差异一点也不影响大家在理解中国道路共同目标下的协同与互补。
3.政治经济学在扬历史分析之长的同时，正修复数据分析之短，逐步提升科学性与现代性。
现代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是历史分析与数据分析的有机结合。数据分析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必备手段，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对市场价格现象的数量分析成为这一潮流的先驱者。相比而言，政治经济学在数据分析方面的进展明显落后。其中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传统政治经济学长期的封闭状态导致其与社会科学世界潮流的脱节；二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所致。但是，政治经济学在历史分析方面对于新古典有无可比拟的长处，因为它强调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和制度变迁的必然性。这点从政治经济学背景的老师在教学中更重视经济史也可以得到佐证。那么，新的政治经济学为自身发展计，应当如何对待现代社会科学的这两种手段呢？是扬长避短还是扬长补短？答案显而易见！就像当年邓小平正确指出：社会主义不应当只用计划经济一种手段而自废武功，而应当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用两种手段更快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样，政治经济学也应当充分利用两种研究手段，在现代经济科学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
新的政治经济学正在努力这样做。因为它知道，理论的实践性必须从研究手段中得到贯彻。首先，为了更加精准地理解现实，“心中有数”是起码前提，更多地搜集和掌握数据，无论对于微观还是宏观经济研究都是绝对必要的，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系统决定，任何研究者都只有在分析数据，而不是简单地占有数据的情况下，才能理解数据背后丰富的内容。那种只有非此即彼的定性判断，缺乏从量变到质变之规律探究的传统方法，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宏观及微观管理的需要。特别地，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共性特征的基础上，越来越明确地透过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系列量的差异，而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本质区别，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历史趋势的研究不能不更多地依赖于数据分析。其次，为了动态地完整地理解现实，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分析优势决不能丢！人类社会永远在变动中，只有理解它的变动规律才是真正理解现实，因此，“以史为据”应该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一种以没有历史的理想社会为参照的社会科学一定不适用于长期历史研究，也不可能适用于一个快速变动中的社会经济体。理解历史也许比理解当下更加困难，历史科学本身也在不断变动中，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政治经济学紧随历史科学的前沿，在深化对历史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己。历史研究也在强化数据分析工具，利用这些前沿进展，新的政治经济学可以更加精细而动态地理解历史与现实。
我们在安徽大学的系列讲座中看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这一新动向。讲演者正努力修复政治经济学数据分析之短，在学习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新的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工具，把它运用到现实数据和历史数据的分析中。我们以为，这种努力一定会有丰硕的成果。从基础理论的层面看，当前政治经济学在数据分析中的最大瓶颈，是市场价格现象与商品价值本质在数理上的联系与关系，而这个理论难题在经过一百多年来各派经济学人的“百家争鸣”之后，近期有望突破。市场经济是高度复杂的，而其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却有其更简单明白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优势在这里，因此值得期待，值得人们为之付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