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Select

唯物史观历史进步动力学建构的基础*

梁树发

2016, 50 (1): 5-12. DOI:

摘要 ( )

PDF(5475KB)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的唯物史观历史进步动力论的基础和方法论及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的唯物史观动力论的新发展，使唯物史观历史进步动力学的建构成为可能。以动力预测、动力增强、动力转换、动力培育为标志的动力新观念实现了由单一决定动力观向决定与建构相统一的新动力观的转变。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吗？ ——以饶勒斯与拉法格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的争论为理论案例

刘菲菲

2016, 50 (1): 13-17. DOI:

摘要 ( )

PDF(3717KB) ( )

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饶勒斯试图通过调和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折衷主义来进行解读。拉法格认为这种折衷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拉法格把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直接任务，捍卫了唯物史观，但他同样出现误读，即将唯物史观理解成了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在其晚年通信中对“经济决定论”予以批判，重申了唯物史观的真实意蕴。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新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

周世兴

2016, 50 (1): 18-25. DOI:

摘要 ( )

PDF(5946KB) ( )

“新唯物主义”是标志马克思哲学独特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科学范畴，具有丰富内涵：其一，它只是作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而非基于某种“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其二，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与“共产主义”同义的“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其三，它与“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同义，其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其四，它本身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同时又是“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因而是方法论唯物主义。作为“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哲学是“改变世界”的“真正的哲学”，其惟一使命是既为“哲学”也为“现实生活”去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首要任务则是“消灭哲学”。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长周期的上升与下降*

［美］大卫·戈登，张开译

2016, 50 (1): 26-40. DOI:

摘要 ( )

PDF(10209KB) ( )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对危机的本质做出更为具体的理解，需要对造成危机的各种具体力量以及各种结构性变化进行细致分析。大量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存在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增长与停滞之间的更替，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导致了这些经济活动的长波。对长波的系统研究应该从资本积累过程开始，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变迁的引擎。资本主义积累主要依赖于结构稳定性，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要求一定的制度条件必须得到满足。具有代表性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可以称作资本主义积累的阶段。与长波的历史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积累依次呈现的各个阶段的历史。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视野中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危机*

蔡万焕

2016, 50 (1): 41-48. DOI:

摘要 ( )

PDF(6141KB) ( )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基于其理论框架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从劳资关系、生产组织结构、政府与市场关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入手，既充分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变化，同时形成一套系统的分析框架，其理论逻辑是内在一致的、连贯的，丰富了从理论中间层次对现实的分析。这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与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但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存在一些缺陷，需要我们进行批判的借鉴。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未定的东亚多边体制与

能动的中国东亚政策

韩彩珍1，张豪2

2016, 50 (1): 49-55. DOI:

摘要 ( )

PDF(5550KB) ( )

中国的区域战略变迁可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分析时段，即20世纪90年代至2012年末“韬光养晦”的持续作用，2012年末至2014年中“战略军事”的强化施用，2014年中至今“战略经济”的骤然发力。自2014年年中以来，一系列新动态证实了中国由以海上维权为出发点的“战略军事”逐渐转向以多边体制为着力点的“战略经济”，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协调运用。战略的平衡与复合运用将为中国在区域内的和平崛起提供新机遇。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必须在继续推进“战略经济”的过程之中着眼于多边体制运行的细节，最大程度地保证制度在创造效益与分配公平两个方面的重要平衡。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欧盟危机干预的政策机制探析*

钟准

2016, 50 (1): 56-63. DOI:

摘要 ( )

PDF(6062KB) ( )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危机干预而创设。研究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欧盟必须将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军事与民事手段，利益与规范相结合。本文分析了欧盟的危机干预机制，并试图用制度主义理论来进行解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能够解释成员国对欧盟合作机制的选择，而规范制度主义则解释了制度对成员国偏好的影响。规范和原则虽然有助于欧盟干预动机的形成，但并不能排除成员国的利益考量，也不能保证其干预能带来正面后果。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马克思三种语境下的自由概念

李逢铃

2016, 50 (1): 64-69. DOI:

摘要 ( )

PDF(4278KB) ( )

马克思对自由思想的表述依赖于特定的语境，因此既不能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也不能停留于单一的维度认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基于马克思的思想文本，其对自由的理解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语境。在以哲学为导向的语境中，马克思受制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坚持自我意识的精神性自由对现实的审视。在以现实批判为导向的语境中，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坚持对政治自由批判以修正自身的哲学思想。在以唯物史观为导向的语境中，马克思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坚持在现实物质世界可能基础上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这三种语境构成了马克思对自由思想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其思想的不断成熟。只有通过这三种语境认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才能正确地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自由思想的批判。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图像时代的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

孙婷婷1，骆郁廷2

2016, 50 (1): 70-78. DOI:

摘要 ( )

PDF(6749KB) ( )

图像时代的到来，导致了人的认知方式的变革，不仅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生活的面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图像时代呼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象化认同教育，需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象化认同教育的意蕴，自觉运用视觉图像广泛深入地推进对当今中国的典型形象、艺术形象、虚拟形象和生动实践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科学抽象法：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主导方法*

张智

2016, 50 (1): 79-87. DOI:

摘要 ( )

PDF(6532KB) ( )

明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对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出现了相对的繁荣，特别是强调了实证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夸大实证方法的适用性和可靠性，轻视甚至忽视理论研究方法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和抑制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总体性视界和理论想象力。马克思主义研究人和社会的科学抽象法应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主导方法，它切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质、贴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需求、统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其他具体分析方法。我们应以科学抽象法为主导，配合实证研究等多种方法，从整体上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化发展。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整体性国家理论：伯纳德·鲍桑葵国家学说的哲学思想述评

邱实

2016, 50 (1): 88-95. DOI:

摘要 ( )

PDF(5392KB) (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范式差异对于国内政治研究路径的影响分析 ——比较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范式的角度

王钊

2016, 50 (1): 96-103. DOI:

摘要 ( )

PDF(5688KB) ( )

在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过去主导国际关系学的体系理论已难以很好地解释世界政治中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国内政治研究逐渐兴起，即出现“国际关系研究层次回落”的现象。但研究范式的差异会对国际关系学中的国内政治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性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取向以及是否超越层次分析框架三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范式下出现的国内政治研究的差异性做进一步考察。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br# 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思考 ——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第15次会议闭幕词*

杨志

2016, 50 (1): 104-109. DOI:

摘要 ( )

PDF(4205KB) ( )

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成立于1985年，至今走过30年历程。研究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讨论会，本次会议是第15次会议，主题是“《资本论》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多个省市，近30所高校、社会科学院、杂志社和出版社的40多位教授、高级研究员和资深编辑，聚会于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就《资本论》与全面深化改革、《资本论》与新的发展理念、《资本论》研究与教学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在为期两天30多人次的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从精神矍铄的老教授到年富力强的《资本论》课堂的坚守者，从长期担任大学党委书记的研究会会长到在校的博士生和本科生，用各自的研究成果证明《资本论》跨越时间和历史的科学价值和理论功效，用独具特色的话语阐发对“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积极响应。与会者在如何“开拓新境界”、如何“创建新（考核）制度”以及如何“变革新（奖励）机制”等方面，发表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一、《资本论》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
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我们正处于一个极其复杂、瞬息万变的时代。一方面是旧秩序的崩塌，另一方面是新世界的崛起；一方面是国际社会日趋激烈的明争暗斗，另一方面是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后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我们同时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过去，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变成了一个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巨人。现在，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还将要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说，这是一个传承与创新并存的时代：一方面昨天已嵌入今天并亦成为明天发展的基础（一部分），另一方面今天正在建构明天——未来中国什么样，不仅取决于昨天的伟大成就，而且取决于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及其顶层设计和系统设计。
面对如此重要的历史使命，面对如此复杂的世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然而，如何正确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道路、机制、政策，如何具体实施党中央给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才能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为全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这些依然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毫无疑问，要理性并清醒地而不是随性且不负责任地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方法问题。《资本论》在经受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之后，提供给我们的恰恰是这样的方法。《资本论》把马克思一生两大科学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有机融合在一起。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9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从认识方法上看，《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看作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总进程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即一个以商品为价值载体、以货币为交换媒介、以资本为资源配置主体、以雇佣劳动为资本增殖源泉、以市场为经济运行机制、以财产所有权为利益分配依据、以国家权力和法律体系为资本赚钱开辟道路、以商品拜物教为核心价值观和主流价值体系、以一定要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资本冲动为发展动力的社会制度系统。从分析方法上看，《资本论》揭示的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即那个以资本为主体、为主导，以资本增殖为主题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及它如何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中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尤为重要的是，《资本论》把对人从而全人类命运的关注转化为对大多数人即雇佣劳动阶级的命运上，并将其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支撑该制度的基础——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和真实水平联系起来。这是科学世界观对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指导和应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所在。
斗转星移，从《资本论》第一卷问世（1867年）到今天，近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不可否认，在信息化背景下，地球已经变化为“地球村”了，世界已经一会儿“是平的”，一会儿“是新的”了。然而，同样不可否认，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依然存在；它的构成要素，诸如商品、货币、资本、雇佣劳动、市场、产权（财产所有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核心价值观和主流价值体系以及世界市场网络还依然存在；《资本论》所关注的人类最大多数人的现实命运和历史命运问题即人类福祉问题依然存在，并成为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主题；2008年先后发生在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政治危机等系统性危机依然存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立国之本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依然存在。难怪英国卫报记者惠恩发问“资本还存在，《资本论》怎么能过时了呢？”
参见2006年8月9日《参考消息》社会观察第12版转载的英国《卫报》7月8日题为：“辩证法的歪意”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弗朗西斯·惠恩，“资本还继续存在，《资本论》怎么能够结束”是该文章的观点或结论。这个观点或结论被参考消息以“《资本论》的新解读”选作标题。既然如此，坚守《资本论》研究与教学阵地就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理所当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和思想武器。
事实上《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也还将证明这一点。需要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诠释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并相互之间必然发生交互作用的超复杂系统。要取得这样一个超复杂系统所承载的“中国梦”及其所实现的“人类福祉”并取得完全胜利，就必须仰赖《资本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舍此绝不可能有第二条道路。
二、《资本论》为新的发展理念提供了
话语范式和理论源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当代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大之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形成了独具中国语言魅力并与中国语境相契合的新的发展理念。例如，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发展理念，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发展理念，等等。
新的发展理念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的一部分，已经演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并营造出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语境。新的发展理念，不仅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关于这一点，在洪银兴教授提交给大会的论文“《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已有详尽阐述，故不赘述。这里仅就《资本论》的认识方法、思维方法、话语方法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阐述新的发展理念是如何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又是如何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人们话语交流中将“话语作为一种方法”，去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认识路线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一步一步地靠近。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新的发展理念作为一种鲜活的话语体系，正发挥着创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功能，同时作为一种崭新的价值观，其功能及效应已远远超出政治经济学的领域。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话语或语言是思维或思想的表现形式，它们几乎是和思维与思想同时形成的，它们的产生则取决于社会实践活动，没有语言和思维的出现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形成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759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政治经济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3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在《资本论》中，经济学的话语通常指的是经济范畴以及经济学范式。经济范畴是对经济现象本质的抽象；例如，商品不仅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属性，而且还是价值的承担者，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承担者。经济学范式是经济范畴之间的一种内在逻辑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相互耦合交互作用的逻辑界限，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表明这些话语间的逻辑关系与客观世界本身固有的逻辑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资本论》第一卷中是通过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又为何、如何能够生存、成长、成熟、发展进而演化为一个成为孕育新社会的母胎。如果没有《资本论》话语体系或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外延，那么“社会主义将是一筹莫展”，也无法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上述表明，在《资本论》话语体系背后是马克思的思维范式或分析框架、认识论或整个世界观体系。然而，经济范畴和经济范式并不是《资本论》话语体系的全部。在《资本论》中有很多欧洲人喜闻乐见的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历史典据、莎士比亚等大文豪的戏剧诗歌。它们都是用来阐释那些抽象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范式所承载的经济活动之本质的。在马克思看来：话语的背后，不仅是思维还是理论；语境的背后，不仅是现实还是历史。由此，马克思非常注意话语和语境之间是否彼此契合。在他看来，对“话语体系”的选择，实质是对“思想体系”和“认识论”的选择；工人阶级对《资本论》的选择，实际上是对“批判武器”的选择。所以他非常重视《资本论》为工人阶级所欢迎的事实，认为这是对他辛勤工作最好的回报。另外他还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思维特点，重新安排不同语言版本的《资本论》。他在法文版序言和跋中说：“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所以他尽最大限度改变法文版的叙述结构，以便尽可能用适应法国人思维习惯的方式去更好地表现《资本论》理论实质。同样，马克思对《资本论》的英文版、俄文版的处理也是如此。
需要强调：在写作《资本论》之前，马克思首先完成的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蒲鲁东的形而上学、费尔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才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革命性批判，并由此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体系。这就是说，与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变革紧密相连的是思想革命、思维范式革命、认识论和世界观的革命。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及其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话语体系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不是对《资本论》话语体系的简单照搬，也不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分析范式的顶礼膜拜，更不是绞尽脑汁脱离实际的瞎编乱造。相反，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世界观体系的深厚土壤，根植于具有连续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文化、中国思维、中国哲学，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归根结底根植于中国这块养育14亿人民的热土。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出现，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同时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三、搞好《资本论》研究与教学，坚守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园
水有源，树有根，全力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必须首先护守《资本论》研究与教学的理论家园。全国著名《资本论》研究与教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已故教授孟氧曾经说过：“没有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学习《资本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过：“《资本论》是马克思耗费四十年心血铸成的标志性著作，是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舍命传承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之父，一切否定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法地位的反动派，其首先任务就是疯狂反对《资本论》。坚守《资本论》研究与教学就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园。”孟氧教授带着对《资本论》科研与教学工作的无限眷恋和种种不安于1997年去世。然而中国共产党领袖与他心相通神相往。2012年6月19日，时任国家副主席和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亲临“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研究与教学中心”作专项调研工作。他紧紧握住战斗在《资本论》研究教学第一线教员的手，深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这些年，坚守者不容易啊！”在场同志包括教育部领导见之无不动容。
的确，坚守者不容易。本研究会秘书长邱海平教授提交大会的调研报告
2014年9月，受中央领导指示，教育部社科司委托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全国高校经济学教育教学情况调查。该项调查的具体组织工作由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负责，并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邱海平教授担任调查问卷的起草设计、调查数据统计以及调查报告的起草工作。此报告从与经济学类本科生和硕士生政治经济学课程开设状况相关的11个方面，包括教材、入学考试、培养方案、科研立项、教师和新聘教师、科研考核等，同西方经济学做了对比，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此次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表明，从总体上来看，我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育存在严重西化倾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比较严重的被边缘化的地位，起主导地位已经受到严重动摇；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已经在我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育和教学中占据了事实上的主流地位。”
表明：长期以来，与西方经济学迅猛发展势头相比，《资本论》科研教学整体状况令人担忧，其中最为严峻的问题不是学生们不爱学习《资本论》，而是《资本论》的科研教学队伍后继乏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制度因素使然。在这里，所谓制度，不仅包括以法律规范形式存在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以约定俗成形式存在的非正式制度；不仅包括规范行为的外在制度，也包括调整心理活动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在我国高校普遍实行的“准入制度”、“考核制度”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激励机制”，共同决定了《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的科研教学队伍后继乏人的局面。准入制度指的是对高校教师的“招聘标准”，该招聘标准“指向”主要是海外著名大学的“海归博士”。考核制度指的是与高校教员及其博士生硕士生科研教学活动密切相关的 “评价标准”。该评价标准（指标体系）“取向”基本是西方经济学主要杂志的价值标准。
正是这些看上去非常客观的制度标准和激励机制，一方面把《资本论》科研教学人员挡在准入制度即“入口”之外，另一方面把《资本论》科研教学人员挤压到考核制度“出口”的边缘。这些制度规范和指标体系本质上贯彻的是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和资源配置原则，即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价值观和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为资源配置（包括时间资源配置）原则。这样的价值观和利益驱动原则，就给从事《资本论》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资本论》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至今无人超越的巅峰之作；从文本数量上看，仅三卷《资本论》就有242.5万字之巨；从时间跨度上看，从1843年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到1894年第三卷出版，《资本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与此同时，在《资本论》课堂上，青年学生又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来自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现实之间、现实与现实之间具有复杂矛盾性的问题。因此从事《资本论》教学与研究就成为一项投入时间长、投入力量大，但同时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多产出的选择和工程。
毫无疑问，在这里，价值观指导下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是解决我国高等院校《资本论》教学与研究后继乏人问题的关键。我们只有坚持由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科学方法论决定的科学价值观，才能设计出有利于搞好《资本论》研究与教学，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家园的制度框架、制度规范和激励机制。在这里，引进当代企业经济学中很流行的“两段话语”似乎更能给人以启示。话语1：一级企业做评价、管考核，二级企业做设计、提标准，三级企业做管理、搞监督，四级企业做产品、做工程。话语2：制定规范、解释规范的得“山珍海味”，传授规范、检查规范的得“花天酒地”，执行规范、遵守规范的“有啥吃啥”；不懂规范、不守规范的，要么“靠运气”，要么“被拿下”。显然，话语1是说，在产业链中做产品的企业永远是“被隶属的”或“隶属于做制度的”企业；话语2是说，制度规范的制定者，永远把建构制度作为获利的路径和手段。然而，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攫取任何私利的企图，我们唯一要求改变的是《资本论》研究教学队伍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生态链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唯一追求的是《资本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后继有人并薪火永续！
四、全力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重在行动
求真务实地说，从事《资本论》研究与教学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研究对象上看，《资本论》不仅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思想史上唯一系统研究资本的巨著，而且是人类思想史上迄今为止无人逾越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高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开拓自己的新视野，才能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从我们的受众或学生的角度看，和我们相比，他们是与生俱来新世纪的发现者、开拓者，他们在本质上是未来世界的建设者。然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被“毁灭性地创新”所蛊惑，他们还不懂“创新”是人民大众在由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的历史长河中创造新世界的活动；他们还不清楚自己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人民大众中最有生气、最有希望的一代，他们在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协调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人与财富的关系，还要协调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人类福祉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考虑，《资本论》的研究者和讲授者有责任做他们的良师益友，与他们一起成长。
面对《资本论》研究教学后继乏人的局面。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不讲任何价钱地努力去干，并用“创新”的理念重拾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守者和开拓者的自信。作为《资本论》研究者和解说者，我们应该把自己定位为一座横跨在马克思与青年学生之间、青年学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桥梁。作为桥梁，我们可以一方面“协调”学生与处在不同年龄段的马克思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即那种发生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特有的对话，以便青年学生在这种对话中自然而然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独有的观点、方法和立场。作为桥梁，我们另一方面还可以引导青年学生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过程，从而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以及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便可以和他们一起来研究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使命问题、“三农”问题包括农民工转化为现代工人阶级的问题，还有扶贫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等等，总之是一切与中国大多数人利益和人类福祉密切相关的问题。
基于目前《资本论》研究教学后继乏人的现状，我们还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设计一个开放、共享的平台。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不仅是开放的而且还是互动的，不仅是互动的而且还是自动的，每个人和世界之间的联系就在手指点击的一瞬间。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果用封闭的方法或传统的方法去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那么结果一定是死路一条。如果我们用新的发展理念，去思考、去设计，其结果恐怕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首先，当今的全球化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支撑下的全球化，由此，如何有效地搜集、传递、分析、使用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资本论》的研究和教学是建立在自媒体、多媒体、局域网、云网、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对《资本论》研究和教学成果的传播就具有乘数效应。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借助“慕课平台”使用“翻转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的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效
参见刘震、曹泽熙：《“慕课”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和机遇》，《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11期；刘震、曹泽熙：《“翻转课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的实践和思考》，《现代教育技术》，2013年第8期。。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协商”。毫无疑问，互联网是协商最好的路径。在这个平台上，马克思主义可以与各种不同思想流派直接对话，这就一方面可以扩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发展理念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视角，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本身更全面更科学的发展。这是信息化奉献给马克思主义的一份厚礼。
为了全力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要把学习《资本论》、深刻理解其理论内涵作为我们全力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我们还要把增强自身理论自信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我们必须认清主人翁的地位，发挥主人翁的作用，积极投身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洪流中去。我们要主动参与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相关的制度设计包括顶层设计和系统设计，为创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制度文明奉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和力量。为此，我们应该在以往调研的基础上，对《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教学的实际状况，再做一个既有面上数据又有点上微观案例的调研，以便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占有尽可能详尽的资料，并由此做出一个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理论分析，为我们能够设计出一个对坚守《资本论》研究教学理论家园和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都有推动作用的制度体系和激励机制。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战略决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述要

简繁

2016, 50 (1): 110-112. DOI:

摘要 ( )

PDF(2117KB) ( )

2015年11月28日，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的“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战略决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天津、山东、浙江、陕西等地高校和媒体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理论性强、关注度高的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研讨会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志宏教授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校薛广洲教授致辞，《教学与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做会议总结。与会专家学者从战略高度对经济新常态下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建言献策，针对当前存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对策建议，为深入认识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战略决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理论观点。
一、对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
形势和指导思想的认识
天津商业大学原副校长魏胤亭教授以“决胜的实质与评判”为题发言，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启了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征程，是夺取决胜胜利的动员令。“决胜”意味着必须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的胜利，但目前国内存在着盲目乐观的现象，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形势，尤其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深水区后的巨大困难明显估计不足。他着重谈了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解，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核心，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手段，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后三个“全面”离开了核心就没有独立价值，也失去了评判自身的理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决战决胜的目的，也是评判决战决胜的唯一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彻底走出自己评判自己、理论证明理论、数字验证数字的怪圈，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根本标准，构建更加客观和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价体系。总之。必须“返本开新”：“返本”就是要返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上来，返回实践之本、民生之本；“开新”就是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民的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新城教授围绕全面小康的决胜战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者的关系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绝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抽象地谈论这一目标。首先，他提出必须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总纲，而把其他具体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的“末”，绝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谈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其次，他提出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因为公有制是共享的基础，规定着社会主义的共享不是资本主义允许财富差距的分享，而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再次，他指出，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都在起作用。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这种现状，另一方面必须设法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从而保障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起主导作用。最后，他提醒我们在研究贫富差距的解决方案时绝不能像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只着眼于分配而不讲所有制。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左宪明研究员以“决胜小康的六条原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为题发言。她认为，“六个坚持”发展原则是对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和要点做出的新的提炼和丰富，突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内容，更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深刻的思想性，也深化了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根本目的；坚持科学发展就是要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持续的经济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就是要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坚持依法治国就是要通过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为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是要做到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进行谋划，提高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突出党在决胜小康过程中的领导地位，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杨奎研究员特别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经济新常态下“战略定力”的强调。他提炼了“战略定力”的内涵，指出，所谓“战略”指的是统筹全局的方略；“定力”指的是处变不惊的内在修为，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动摇的勇气，是抵制诱惑、排除干扰、聚精会神完成使命的能力；“战略定力”则是指运用战略思维对战略形势做出客观的研判，坚持战略信心并团结一切力量向着战略目标勇于落实战略决策而不断进取的意志和决心。在全面小康决胜阶段保持战略定力需要正确处理政治经济与战略目的、战略实力与战略自信、稳定与活力、全局与局部、长远与阶段、谋定与后动这六个方面的关系，方法上则要应势而谋、变中求新、统筹兼顾、顺势而为、稳中求进、趁势而上。
二、对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主要目标
和基本理念的理解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王幸生研究员指出，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紧迫、问题突出、任务艰巨。为此，党和政府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应对战略。这五大发展理念既是科学指导思想，又是重大战略决策。其中，创新是关键和灵魂。必须努力形成各领域全方位的创新，尤其要引领新常态下的体制机制创新，使创新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出路和引擎，为改革营造良好环境。协调、绿色、开放是重大战略要求。必须改变“切分蛋糕”、此消彼长的发展模式，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率的深度融合、协调发展；必须改变“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意识；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丰富开放内涵、提高开放水平，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共享是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享就是要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提高人民的收入、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就是要平等、公平地共享机会，使人民能够通过劳动创造幸福生活；就是要共享发展的空间和环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刘毅强教授认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必须进一步认清形势、解放思想。一方面，要认识到目前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严峻形势。从国内来看，经济新常态之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均潜伏着危机，这种危机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需要加紧研究，提出对策；从国际来看，他以越南为例，指出其人口红利高、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低，更容易吸引外资，周边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提醒我们必须抓紧发展。另一方面，要围绕五大发展理念解放思想、积极落实。创新就是要通过教育和政策提高人民群众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协调就是要在各利益方之间找到平衡点，实现各方的多赢和共赢；绿色就是要还原生命的本色，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之路；开放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外交政策，尤其是涉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必须要严谨论证、权衡利弊；共享就是要落实社会主义本质，用财政和税收政策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校薛广洲教授以“共享与短板”为题发言。他认为，共享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契合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全面”二字的目标要求。同时，他也指出，衡量这一目标的若干标准中除了GDP指标外，其他标准很难量化，很多人提出的把人均收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标准，但也有可能存在非真实的“被人均”现象。面对全面小康的标准争论，中央提出不以“人均”论成败，而要把重点放在解决7 000万贫困人口这一“短板”上，要求精准扶贫、精准脱困。他认为，解决“短板”和实现全面小康要从三个思路出发：一是通过“供给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围绕产业和产品升级实现经济发展转型；二是调整和重组利益集团；三是探索中国的文化重建道路。
三、对全面小康决胜阶段
若干战略决策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教授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发挥文化的支撑作用。他强调，物质贫乏和精神空虚都不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必须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文化上要从七个方面布局：第一，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精神特质，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理论创新性和制度有效性；第二，发挥文化凝聚作用，增强人民对“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第三，发挥文化推动作用，始终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作为理论和文化创新的核心，不断推出文化精品；第四，发挥文化对决策的支持作用，加快建设新型的中国智库；第五，发挥文化支柱作用，发展新兴文化产业，使文化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体现出文化不仅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的重要作用；第六，发挥文化辐射作用，加强中国学术话语和价值理念的世界影响力，让中国声音走进西方，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第七，坚持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以维系民族纽带和民族身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明教授以“全面不全面，三农是关键”为题发言。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说明处理好农村和农民的小康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关键，同时，农村改革、农村法治、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和难点。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进入到攻坚决胜阶段，补齐“三农”“短板”则是决胜的重点和关键。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董瑛教授以“如何取得反腐败的压倒性胜利”为题发言。他认为，全面小康决胜应包括反腐败的压倒性胜利，而当前反腐败斗争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未形成压倒性胜利。因此，要取得反腐败的决定性胜利，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做起：第一，要进行权力结构改革，尤其是领导制度改革；第二，要敢于搞反腐特区试验，在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的方法上有所创新；第三，要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学科和理论体系；第四，要加强反腐败队伍建设，用专业性强、能力素质高的纪检监察队伍代替通识性队伍；第五，要为人民监督腐败提供丰富的参与机制和渠道。
《教学与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秦宣教授为会议作总结。他指出，未来五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百年梦想的最后阶段，是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制度的关键时期。要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学术界应当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关注重大现实问题，总结重大实践经验，不断产生新的理论研究成果。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期刊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