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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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理想信念信仰问题认识的

历史考察：1978.12—1992.2*

杨德山

2015, 49 (12): 5-1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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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2—1992.2是当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其间，中共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和人们的思想动态，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做出了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的理论阐释。这些阐释，既纠正了此前若干年人们对相关问题认识的错误，又为此后22年中共的继续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梳理这一时期这些理论阐释的发展状况，无论是对当下坚定理想信念信仰的思想建党要求，还是完善中共思想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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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分析 *

张北坪，崔靖坤

2015, 49 (12): 13-1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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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传播媒介技术不断更新，而传播媒介已经介入我们的生活，正深刻影响并改变着现实世界。在全媒体环境下，切实把握好、利用好传播媒介技术并为我所用，不仅是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更是掌握运用新技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必须直面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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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人文交流：成就与展望*

潘亚玲

2015, 49 (12): 18-2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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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特别是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人文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日渐上升。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后，中美人文交流快速发展，机制化合作日益巩固、实质性合作全面深入、创新性合作初显成效。中美人文交流已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道，共同构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大支柱，既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早期收获贡献了力量，也为早期收获的长期可持续性提供根本的民心保障。为进一步夯实和提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人文交流仍需在理念更新、战略规划、机制完善、危机预防、能力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提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抗起伏、防逆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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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在文化外交中的

角色探析及启示*

杨光

2015, 49 (12): 27-3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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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政府权力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内容之一，在此影响下，美国社会认同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教育文化交流，不信任由政府开展的文化外交；罗斯福新政开始后，政府职能得到加强，为实现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开始积极参与文化外交。上述情况一方面使美国在20世纪初建构文化外交原则时，希望政府避免过多介入文化事务，另一方面政府又直接管理并参与各类文化项目。这一情况导致美国政府在教育文化项目中扮演幕后角色的同时又在信息项目中出现。美国政府积极参与文化事务的事实与美国社会责备中国政府操控孔子学院的观点形成鲜明反差。研究美国文化外交思想及文化力运作方式，对我国有效开展文化外交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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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滑背景下的就业问题思考*

唐兆涵,丁守海，胡云

2015, 49 (12): 35-4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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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在GDP增速创24年来最低值的同时，就业却创下了新世纪以来的最高值。经济形势延续了上一年的态势，呈现“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就业形势稳中向好”的两相背离格局。一方面，工业就业能力持续萎缩，大型企业加速释放劳动力，另一方面，服务业和小微企业的就业海绵作用凸显，服务业就业呈上升趋势，小微企业就业不断充实。但也应看到，这样的就业格局存在一定的脆弱性风险。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这样的就业流向可能产生的风险，并结合日本和美国的经验进行了比较，认为如果经济持续下滑，就极有可能出现滞后的就业崩溃。为防止这样的局面出现，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对相关产业和企业给予实质性的扶持，稳定和增加全社会的就业容量，提高就业质量，避免大的就业崩溃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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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及其矛盾的再认识

张俊山，张小瑛

2015, 49 (12): 44-4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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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但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解释这一原理时，把两者的矛盾解释为外部的机械对立，忽视了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内部的作用，因而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本文从发展中认识能动的社会生产力，发现生产力发展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因素，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不是两者外部的机械对立，而是体现为存在于生产力内部的矛盾和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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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分配正义的政府过程：一个分析框架*

闫帅

2015, 49 (12): 50-5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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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既有分配正义理论的检视与重构，以“四次收入分配说”为原型，建构了一个兼容各种分配正义理论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要求我们从政府过程的视角来研判一个社会的分配正义与否。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检视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分配现状，并指出，由于政府职能的错位，这表现为政府消极职能的越位和积极职能的缺位等两个方面，最终造成了中国的分配正义危机。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需要通过调整政府职能、提升公民权利、重构社会制度、循序推进民主等方式来纠偏，通过重构制度秩序来重构人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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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透析现代生活的棱镜*

薛秀军

2015, 49 (12): 58-6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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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是马克思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石，也是他透析现代生活的重要棱镜。借助对分工生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性考察，马克思揭示了现代生活个体化的悖论，展现了现代生活内在的资本技术化的本质运行逻辑，勘定和发现了重构现代生活、实现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道路。以分工为视角探析和把握现代生活，厘清和呈现现代生活的内在规律与未来走向，彰显和突出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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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柯尔施的激进哲学精神

周凡

2015, 49 (12): 63-7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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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了出来，在柯尔施看来，对于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个问题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柯尔施论证的第一步是阐述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联系，第二步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同“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的类比论证揭示了废除哲学与重建哲学的辩证统一。通过这两层论证，柯尔施最终得出一个激进的结论：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作为哲学存在，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就不再存在，而只要马克思主义丧失其革命性，它就不再作为哲学存在。文本详细考察了柯尔施提出问题的缘由、背景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理论依据，着重阐明了黑格尔和列宁在柯尔施发现并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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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国际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一个思想史关系视角下的探讨*

张秀琴

2015, 49 (12): 74-8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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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期，其早期创始人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著述《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和《实践哲学》等，既是对第二国际唯物主义的批判，又随即引发第二和第三国际理论家们的批评；于是卢卡奇等人再展开一系列形式不同的“反批评”。上述论争构成了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思想史线索，即通过批判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原则；通过批判第三国际的直观唯物主义，解释什么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以后的诸流派所奠定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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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徐淑贞

2015, 49 (12): 85-8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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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是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这种创新性长期被“虚假意识”的迷雾所遮蔽。我们再次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打破“虚假意识”成见的束缚，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真谛。意识形态就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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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查德·阿内逊的

幸福机会平等理论*

常春雨

2015, 49 (12): 90-9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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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平等物”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都在这一问题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罗尔斯的基本益品、森的能力以及德沃金的资源等等。基于对这些平等物主张的批判性反思，美国加州大学理查德·阿内逊教授提出了幸福机会平等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对个人幸福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而且较为准确地区分了个人应负责的和不应负责的偏好，对于后来的平等物研究以及我们深入理解平等物问题的争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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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族复兴思潮研究述评*

杨智勇

2015, 49 (12): 97-10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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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术界缺乏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民族复兴思潮的研究，甚至很少提到“民族复兴思潮”一词。真正从思想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或思潮始于2006年。此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以来，近代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或思潮的成果逐渐增多。概而言之，截止2014年底，学术界对民族复兴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形成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文化重建、学术研究与民族复兴研究，历史人物的民族复兴思想研究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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