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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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

贾根良

2015, 49 (3): 5-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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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经济学是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相并列的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三大理论体系之一，它不仅对美、德、日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后来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只是代表着垄断资本和发达国家一己私利的经济学说，它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对立的。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统治地位的日益瓦解，复兴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李斯特经济学已势在必然。
1925年，刘秉麟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较为系统介绍李斯特经济学说的著作《李士特（即李斯特）经济学说与传记》；同年5月，留德学生王开化在德国翻译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并为之作序，因此，我们今年是以这两个标志性事件作为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而加以纪念的。在本专栏的另一期（见《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中，我们通过一组三篇文章讨论了李斯特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中的历史地位、基础理论的特点及其性质、在发达国家崛起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以及对目前世界经济的重大现实意义。
自李斯特经济学诞生以来的160多年间，世界经济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李斯特经济学的基础原理虽然对当代世界仍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应用价值，但一些过时的具体学说无疑需要加以修正，针对新现象也需要发展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理论，它也有必要发展成为真正实现劳资利益和谐的新学说。本期专栏的三篇文章就着眼于此：贾根良探讨了中国经济学界为什么要创立新李斯特学派以及该学派的部分新学说，宋磊讨论了发展型国家理论对新李斯特学派的启示及其管理学基础问题，严鹏分析了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历史教训，其中讨论了李斯特生前未曾见到的某种新现象。
对于一个新学派的发展来说，本专栏的三篇文章只是杯水车薪，愿有志于此的年轻学者从中有所启迪，为之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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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一个
学派何以成立？

贾根良

2015, 49 (3): 6-1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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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斯特经济学在20世纪长期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得到相应的创新和发展，继承李斯特某种传统的现代经济学流派存在着缺陷，特别是它们没有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做出科学的分析，这就使得我们创立新李斯特学派成为历史的必然。本文基于笔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分别从李斯特经济学的拓展性应用、修正和突破、提出原创性理论学说这三方面入手，概要性地提出了新李斯特学派需要深入研究并做出创造性发展的十大理论学说：市场保护说、中国人力资本优势说、不对称全球化理论、价值链高端保护说、发达国家产业保护说、国民经济平衡和有计划管理学说、国穷国富的实际工资说、主权信货和国民经济自我融资说、资本的信息—智能生产率理论和价值链高端区域均衡发展说。这些新学说的进一步创造性发展将开创一个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宗旨的新李斯特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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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
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

宋磊

2015, 49 (3): 18-2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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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李斯特主义的前景取决于其经济学和管理学基础。但是，这一流派的研究者目前主要关注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后者。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产业政策为中心，通过对于发展型国家论——与新李斯特主义具有学术渊源的理论流派或李斯特主义的政治学版本——的早期文献的重新解读，梳理出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重要研究传统，并以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为出发点，对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理，确认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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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由保护主义转向自由
贸易的新李斯特主义解读

严鹏

2015, 49 (3): 26-3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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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国时期存续时间较长的中央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初期，受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影响，推行了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力图实现关税自主，并积极扶植幼稚工业。抗战爆发后，战争形成了天然的保护，使国统区的战略产业能有较大发展，而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扶助措施。战后，出于对美国的依赖，国民政府被迫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与美国签订了全面开放的商约，使中国成为战后最早践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之一，但由此带来产业的大溃败，并加速了政权的垮台。这一历史教训深刻地说明保护主义对于后发展国家的必要性，以及主导经济学说的选择对于国家命运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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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
——学习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

龚万达1，刘祖云2

2015, 49 (3): 35-4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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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意味着生态环境也具有生产力的属性。“征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片面理解，经典作家从未把自然生态环境排除在社会生产力的组成要素之外。通过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性分析，完全以价值规律作为经济发展的导向，而不顾自然资源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规律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构建生态型政府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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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空间思想

王志刚

2015, 49 (3): 44-5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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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从总体性视野出发，阐明“现实的个人”不仅是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而且是空间性的存在。人的发展的三大社会历史形态就是不断打破空间界限，由“地域性的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转变的空间化过程。这种空间性变迁背后闪烁的是资本的魅影。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等经典命题对资本关系展开了空间批判，并且在资本的“创造性破坏”逻辑以及“流动性”与“自我固定化”的空间性矛盾中，看到了解放的希望。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空间”被更多地赋予了自主性力量，如何正确地处理好时间与空间、生产辩证法与空间辩证法、历史解放与空间解放之间的关系，如何建构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空间理论，对于回应西方激进左翼的理论诉求、诠释当下资本主义的生存境遇和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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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范式、空间范式到时空整体范式
——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审视

刘胜湘, 戴卫华

2015, 49 (3): 52-5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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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隐含着时间和空间两种范式，时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侧重于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形态的纵向历史进程层面的分析，空间范式帝国主义理论则侧重于从资本主义基于生存发展所需的横向地理空间扩展层面的考察。这两种范式的帝国主义理论都有其内在的理论缺陷：前者以对帝国主义一般发展趋势的把握掩盖了对其复杂结构的研究，后者则用空间扩张这一资本主义的一般性取代了对其垄断阶段特殊性的分析。面对复杂且日益隐蔽的帝国主义霸权统治，唯有从整体性的视野建立起时间分析和空间分析的时空整体范式，才能科学地把握和认识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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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政治化与策略：当代西方
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思想

王贵楼

2015, 49 (3): 60-6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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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现代性政治理论不同，后现代性政治理论尤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空间和地理问题。在空间主导与政治化的大平台上，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理论，完成了对空间政治价值的首度发掘；以此为基础，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哈维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实现了对空间政治价值的再度升华。两者交相辉映，共同呈现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新空间政治理论的核心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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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崛起过程中经济外交及其启示

白云真

2015, 49 (3): 68-7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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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权力的战略运用是大国崛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手段。随着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崛起，美国逐渐以贸易、金融等经济工具或手段扩大在拉美地区、太平洋地区、乃至欧洲的影响，与欧洲大国进行经济与战略竞争。崛起过程中美国经济外交表明，贸易外交主要体现为双边互惠贸易协定、关税减让、最惠国待遇以及多边关税联盟倡议；金融外交主要体现为金本位的扩展及其美元的国际化、美元贷款及其金融咨询、多边货币联盟倡议。由此，中国应该注重与时俱进地提出多边贸易与金融安排的倡议，推进贸易、投资与金融外交，提升贸易者、银行家及其外交官的教育、培训与训练，在亚洲地区及其他地区战略性地运用经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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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网络群体为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

蓝江

2015, 49 (3): 75-8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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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往往假设了教育活动是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以一对一的模式进行的。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来考察，这种模式几乎在现实中不存在，相反，实际的教育对象是群体性的。当然这种群体不是之前的高度同一性的规训群体，而是由诸多个体组成的社会网络群体。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转变为社会网络群体，因而我们需要进一步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而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引导下，我们会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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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体”与“双主体”之争：
“对立”还是“统一”
——兼与顾钰民教授商榷

李基礼

2015, 49 (3): 82-8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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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钰民教授认为，“双主体说”在逻辑上、理论上存在诸多问题，并不能颠覆“主客体说”，从而，与流行观点一样，把 “主客体说”与“双主体说”对立起来。其实，他所说的问题并不存在。首先，把思想政治教育分为两个“过程”与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且思想政治教育的确包含教与学两个过程；其次，“双主体说”对主体标准的界定并没有问题，主客关系不是从地位、功能与作用来界定的，而是从认识与实践关系来界定的。正因为对主客关系的误解，顾教授未能发现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说”的真正根源，亦未能发现在不同层面“主客体说”与“双主体说”两者能够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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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的
社会建设与社会认同
——以北京市为中心的探讨

宋学勤

2015, 49 (3): 88-9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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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并没有被党和国家明确提上日程，官方文件中也没出现“社会建设”的提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社会建设实践，其中失业无业救治的开展足以表征这一时期社会建设的特征。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在救治失业无业的过程中，通盘考量，尤其注重底层关怀，多措并举，取得良好的社会成效，其策略布局与实践探索贯穿着除旧立新的社会建设理念。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正是通过各种社会制度的设计与运行，通过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依靠提升基层社会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从而开辟出有效社会认同的重要路径。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认同的成功建构，可为当前的社会建设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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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清教传统与自由主义精神

庞金友，吕毅

2015, 49 (3): 95-10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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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传统对美国政治思想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影响深远。无论从逻辑还是情感，清教传统都不会自动产生自由主义精神，其内含的信仰不自由甚至还带有反自由主义倾向，但在殖民地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在英国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北美清教的思想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后期对契约观念的认同、对民主法治的肯定、对个人主义的尊重以及对个人权利的约束等，这些变化与现代自由主义精神深度契合，为美国自由主义的形成、民主理想的确立和现代国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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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对福利平等理论的思想批判

李洁

2015, 49 (3): 102-108.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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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三大法哲学家之一的罗纳德·德沃金对平等问题的研究引发了关于分配正义的辩论，他的平等理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既有赞同，亦有批判。德沃金以激进批评和对奢侈嗜好的反对两个重要论点，对福利平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批判，而由此对德沃金平等理论产生的批评普遍存在着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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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中走向社会主义：对“第九届
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的透视与反思

张爽

2015, 49 (3): 109-11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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