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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
——“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纯
2015, 49 (1):
106-109.
DOI: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西北大学联合主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共同承办的“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0月1819日在陕西西安举行。60多位海内外学者围绕“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的主题，就“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及其演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民族复兴”、“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公共话语与民族复兴”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观点综述如下。
1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及其演变。中华民族复兴思想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面对国将不国的民族危机之时，所呈现的民族心态和奋起改变国家命运的理想，其涵盖的厚重的民族使命感不仅照应历史，也指引当下我们对“民族复兴”时代价值和内涵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先生指出，民族复兴首先是指民族精神的复兴，我们要复兴的民族精神首先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是依赖别人，而是自己奋发向上。其次，民族复兴是进行自我改革，创建一种能够吸收消化别人长处的良好的制度机制。具体落实到教育方面，一方面，需要改革一切不利于发挥人民创造力的制度、习惯；另一方面，要在培养国民的基础教育中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的毒害，以促进我们民族复兴的大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认为，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就是孙中山说的“振兴中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或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强调的，民族复兴不是复古，更不是要恢复古代中国的辉煌，而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湖南师范大学李育民以孙中山为视角，提出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三个理论基点，即：国家独立是前提、政治民主作保障、经济振兴系根本。并强调指出，这三大理论基点，构成三位一体的逻辑整体，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者缺一不可。
就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演变而言，郑大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民族复兴有一个从思想的萌发到发展、再到成为社会思潮的历史发展过程。清末民初，是民族复兴思想孕育或萌发阶段，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再到国粹派的“古学复兴”主张，实际上都包含有民族复兴的思想内容。五四时期，是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阶段，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启超、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民族复兴思想虽然在五四时期有了发展，但它还没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因为它还只是李大钊、孙中山、陈嘉异、梁启超、梁漱溟、王光祈等少数几个人的思想，知识界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涉及这一问题，更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而所谓“思潮”，诚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潮起潮落，汹涌澎湃，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一大群人甚至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民族复兴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其主要原因是 “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除民族危机这一主要原因外，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推动，也是民族复兴思潮能在“九·一八”后迅速形成的原因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考察了民国时期各主要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关系，指出，这一时代思潮的发生和演化与各政党诉求之间的彼此互动，存在着长期密切的关联，打上了民国政党话语政治的深深印记。不过，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同时又是超越“政党”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它是那样的众说纷纭、复杂多彩，凝聚着亿万国人渴望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奋斗意志与生存信念。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广泛流播，乃是那个时代的国人需要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祈望的集中体现。鲁东大学俞祖华教授认为，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各派、各界的最大公约数，但各派、各界对民族复兴的话语表达有着不同形式，呈现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公共话语等重要形态，三类话语交响共鸣，共同汇合成了民族复兴的时代最强音。
与“民族复兴”观念和话语相联系的，是“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研讨会上，对中华民族复兴之主体“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认同”的探讨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关注。日本一桥大学坂元弘子探讨了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民族学成立的过程,并通过借鉴国外民族学的理论，重点讨论了费孝通“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论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探讨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族的认同，认为在立宪与革命、保皇与共和激烈交锋的清末，中国知识精英的民族认同并非全然一致，梁启超提出并使用“中华民族”概念，而革命派人士力主“排满建国”。中华民国的建立推动了人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这其中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湖南大学刘平提出，清末是“中华民族”的提出阶段。梁启超是这一观念的最早提出者。在梁启超的基础上，杨度的《金铁主义说》一文更强调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尤其是他强调随着各民族之间交往与融合的扩大，汉、满、蒙、回、藏五族将“混合”成为一“中华民族”。这说明他不仅和梁启超一样已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意识。这在“中华民族”之观念的认识上是一巨大进步，初步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内涵。
2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民族复兴。近代中国人不屈不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和实践。他们在探索中实践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又在实践中进行新的思想和理论探索，各时期伟大的探索和社会实践都为我们以后推进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经验价值和启示意义。湖北大学何晓明认为，19世纪末年的中日甲午之战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虽然一败一胜，结局相反，但战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思考复兴、图谋复兴并终于实现复兴的过程。甲午战败后，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主流方向是如何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实现国家的制度性变革。而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不仅表现为在军事上粉碎了日本占领中国、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更表现在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山东省委党校孙占元指出，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沉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中华民族在御辱图存的奋争中觉醒。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救亡与变法联系起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振兴中华”的旗号下，发动革命运动，倡导三民主义；以北方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为延缓中国被列强瓜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三种爱国救亡力量在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华中师范大学何卓恩提出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是1931年以后的事。民间的“民族复兴运动”本意是要激发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由于舆论领袖集团的缺位，正好为国民党当局所运用。蒋介石以新生活运动强势介入民族复兴运动，一方面,在移风易俗方面具有正面意义；另一方面,使得民族复兴运动走向私心自用，最终沦为一场“纸上的运动”。
近代以来的志士仁人在思想和理论上，上下求索、英勇奋斗，努力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他们不仅向中国的先哲学习，也勇敢地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吸纳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力求民族复兴之路。中山大学孙宏云通过聚焦孙中山1924年讲演的《民族主义》来理解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并提出其中具有超越其时代局限的理论价值。浙江大学高力克教授认为，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南开大学徐行、高鑫探讨了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轨迹。他们将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求学阶段，提出了反帝爱国的主张；回国办报阶段，提出了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青年的主张；五四运动阶段，提出了民族复兴要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要建立先进政党的主张。香港城市大学陈学然认为，顾颉刚努力探究“中华民族”内涵的历史演变，其相关努力是由其民族复兴观念所带动；顾颉刚的近代民族复兴的路径与方案的思考与时间，不但使他开阔了现代中国史学的研究领域，也为民族团结、统一和复兴发挥了适时适世的学术贡献。河南大学翁有为教授从“弘道”的视角，考察了抗战时期钱穆和吴宓的学术境遇，以及他们为实现民族复兴而致力于复兴民族文化的努力。西北大学兰梁斌考察了抗战时期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如侯外庐认为“抗战建国”是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民族复兴的政治路径是“对内民主”与“对外民主”的统一，由“抗战民主”发展到“建国民主”，进而继续发展到社会主义民主；而以“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幸福”为核心的“革命的人文主义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途径与内涵。浙江大学张立程考察了抗战时期黄炎培的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他认为,“有己有人”是黄炎培民族复兴思想的基调；“恢复国魂”是黄炎培民族复兴思想的核心；而公共行动和个人行动的结合是恢复国魂的有效途径。上海财经大学李超民论述了毛泽东国家利益思想，他认为,实现民族复兴必须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政策核心，毛泽东国家利益思想的目标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公共话语与民族复兴。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它与民族复兴既有内在关联，又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的理论表现为民族复兴思想的提出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湖南大学陈先初论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成及其内涵，他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并不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而是包含着诸如国家独立、民族平等、人民主权等在内的一系列近代价值观念的集成，是民族性和现代性二者结合而成的社会政治思潮。清华大学翁贺凯对比了张佛泉与张君劢的民族主义言说与民族复兴的关系，认为，20世纪30年代张佛泉的思想接近于法国大革命时的公民民族主义的建国理路，而张君劢的民族主义理路则与当代自由民族主义所主张的调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主旨更为契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左玉河阐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他认为，国民党民族主义既有抵抗外侮、挽救民族危亡、谋求中华民族复兴的一面，又有维护和巩固国民党自身统治的一面。西北大学方光华探讨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思想的论述，将“自由”置于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空间内阐释了中国传统思想是否有“自由”、传统“自由”思想的性质，以及传统“自由”思想的现代价值。
与会学者通过对近代报刊为载体的民族复兴公共话语的研究，考察近代知识精英对国家和民族的思考以及实现民族复兴的路径设想。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考察了国民党党刊《星期评论》、《建设》系列，他认为,两者皆属国民党在上海的喉舌，《星期评论》具有自由主义批判精神，《建设》杂志刊载的主体是孙中山重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蓝图。西南大学耿密重点考察了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特号”，他认为，当时的知识精英既具有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观”，同时又具有近代国家意识、民族观念的“国家观”；关于未来中国的走向，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应迈向独立、自主、平等的方向；但在对未来国家的构建上仍热衷“乌托邦”式的国家构想。湘南学院蒋红艳考察了《复兴月刊》的创办过程、发行状况、作者群情况。她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复兴月刊》是民族复兴思潮下的催生物，又是民族复兴思潮的生力军。该杂志立足于挽救“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之生命”，为挽救民族危亡，构建近代国家，复兴民族，营造了一个自由讨论的话语空间，是研究30年代民族复兴思潮的重要资料。华南师范大学李晨升、冯夏根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为中心，考察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观。他们指出，中共在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认识的基础上，强调民族团结、积极促成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探索抗战建国的民族复兴之路。湖南师范大学李鹏考察了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节，认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纪念是民族危机下社会群体向心力加大后的产物，被加入了国民党的党化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宣传工具，民族复兴节的创办是抗战时期社会思潮与政治意志结合重组的一个重要体现。
通过此次会议广泛深入的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应关注现实，“民族复兴”的研讨不仅是学理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复兴”都是近代中国思想人物曾经提出的概念和命题，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寻求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从古今中外国家的思想、各国现代化的模式中寻求民族复兴思想的思想之源。与会学者们认为，此次研讨会加深了对“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理解和进一步探索，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和学理支撑，有利于推动新形势下民族复兴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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