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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0257-2826  CN 11-1454/G4

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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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大国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与
    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研究
    肖翔1,武力2
    2015, 49 (1):  5-15.  DOI:
    摘要 ( )   PDF(2442KB) ( )  
    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下,新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优先重工业发展阶段”、“产业均衡发展阶段”、“重化工业重启阶段”。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不同阶段也有所不同,并且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将发生深刻变化。当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 8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之后,依靠重化工业拉动的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成本增大、效益降低等挑战,已经难以维系。未来既需要克服人均资源不足、环境脆弱的不利因素,又应当发挥大国经济的优势,尽快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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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基层
    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孙柏瑛,邓顺平
    2015, 49 (1):  16-25.  DOI:
    摘要 ( )   PDF(2158KB) (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社队制及单位制逐步式微,党的基层组织出现一定程度的边缘化、无根化现象,导致基层产生“去组织化”的碎片状态,缺乏有效的底层利益表达通道和途径,这影响到党执政的基础,也影响到基层社会的治理绩效。执政党积极回应新挑战、新问题,通过“组织嵌入、体制吸纳、价值引领”等,构建了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有机整合基层治理机制,力求实现提升治理能力、增强基层治理合法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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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瑞典失业保障政策:历史、现状与述评
    杨伟国,李光耀,李欣
    2015, 49 (1):  26-34.  DOI:
    摘要 ( )   PDF(1860KB) ( )  
    瑞典作为北欧高福利国家的代表之一,其经济稳速发展成为了高福利的强大支撑。高福利制度下的瑞典失业保险覆盖面广、保障水平高,工会在失业保障制度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瑞典失业保障制度发展较为缓慢,和整体的宏观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多是对津贴水平进行调整,经济不景气会使津贴减少,经济恢复后津贴也会得到恢复。多项实证研究证实,津贴水平的减少会导致失业持续期的减短和工作搜寻的增加,对于不同性别和失业时间不同的失业者来说,影响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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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失业保障政策的变迁、现状及影响
    赵忠,王水连,马哲
    2015, 49 (1):  35-43.  DOI:
    摘要 ( )   PDF(1696KB) ( )  
    加拿大是典型的高收入和高福利国家,一方面幅员辽阔,季节性行业盛行,不同地区的失业率存在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政府权力较为分散,人口主要由移民组成。与其他国家相比,加拿大的劳动市场具有明显的特征,研究加拿大的失业保障政策对于很多国家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图厘清加拿大失业政策的变迁、现状及影响,从加拿大失业政策历程来看,我国的失业保障政策由被动转向主动是必然的趋势,帮助暂时失业的劳动者重新就业远比为其提供短期经济保障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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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失业保障政策的功能:
    基于就业政策矩阵模型的分析
    代懋
    2015, 49 (1):  44-52.  DOI:
    摘要 ( )   PDF(1737KB) ( )  
    本文基于就业政策矩阵模型的三个方面对韩国失业保障政策进行分析。从战略性失业政策来看,韩国政府注重社会各界合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强调政策协调性,并实施税制改革。从市场性失业政策来看,韩国政府不断扩大职业培训项目覆盖面,并构建市场导向的职业能力开发系统;启动一系列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协同进行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如绿色岗位和第三部门;不断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增强“工作网”的在线就业匹配服务职能。从保护性失业政策来看,通过发放各种津贴、福利和救济来保障工人失业之后的基本生活,同时促进自我支持项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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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前沿
    “生命政治”论的隐秘线索:
    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吴冠军
    2015, 49 (1):  53-62.  DOI:
    摘要 ( )   PDF(2162KB) ( )  
    晚近十几年来,生命政治已成为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关键词,乃至在欧陆思想中形成了一个“生命政治的转向”。生命政治论惯常被追溯到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本文则将它再往上推半个世纪。从20世纪20年代的生命政治的“史前史”入手,这个研究旨在揭开一条思想史上的隐在线索。尽管福柯与阿甘本是生命政治的两个核心思想家,但他们在学理层面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承继与发展关系,相反充满着深层次的对立与抵牾。只有从生命政治的“史前史”出发,才能疏理出生命政治论发展的内在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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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从“传播”到“接受”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范式转型
    姜喜咏
    2015, 49 (1):  63-69.  DOI:
    摘要 ( )   PDF(1517KB) (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由“传播史”向“接受史”研究范式转换和深化,既有深刻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基础,又有全球化、信息社会、后现代等世界发展时代背景,要求研究的方法和逻辑进行相应的合理创新和跟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与传播史既是相对区分的,又是同等重要的,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两个基本面,它们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的整体性。只有具备整体性,才能更真实全面地反映和描述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展现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和意义的深刻性,才能更充分地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历史经验的当代价值和世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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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
    失衡现象及对策研究
    任志锋1,郑永廷2
    2015, 49 (1):  70-75.  DOI:
    摘要 ( )   PDF(1342KB) ( )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功能性失衡、传播性失衡等现象。这些现象既根源于现代人类文明形态的普遍精神危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矛盾,又根源于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与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错误倾向。克服这些现象应树立现代意识形态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努力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转化成意识形态建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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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兼论中国共产党关于传统文化的新认识
    孔宪峰
    2015, 49 (1):  76-83.  DOI:
    摘要 ( )   PDF(1665KB) ( )  
    习近平数十余次不同场合并从不同视角畅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梳理并总括其主要思想,具体包括: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蕴、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策略。特别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境下,习近平又将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华传统美德有机融合在一起,系统地建构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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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问题探索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个体生成
    李娜
    2015, 49 (1):  84-88.  DOI:
    摘要 ( )   PDF(1044KB) ( )  
    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日渐形成,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明对话日益重要。个体如何在现代多元文化境遇下强化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不仅关涉到个体自身的社会化与安身立命,而且也关涉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从文化认同视角研究当代个体生成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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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思潮评介
    评当代西方平等理论的三种分析路径
    高景柱
    2015, 49 (1):  89-97.  DOI:
    摘要 ( )   PDF(1785KB) ( )  
    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和能力分析路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平等理论的三种主要分析路径,分别以效用、资源和可行能力为主要的关注对象。前两种分析路径的共同困境在于都没有将平等与责任成功地调和在一起。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为代表的平等的能力分析路径,试图超越平等的福利主义与资源主义分析进路,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代平等理论的发展趋向,但是也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平等理论的各种分析路径之间聚讼纷纭,但是它们基本上都关注平等与运气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促使了运气均等主义理论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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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模式的结盟、解盟与再结盟
    ——维尔达夫斯基论美国政治文化的变化
    杨绘荣
    2015, 49 (1):  98-105.  DOI:
    摘要 ( )   PDF(1712KB) ( )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模式的统一体,美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文化差异,其实是各文化模式按照不同比例排列组合的产物。纯粹单一的文化模式难以独自生存,它会适时选择与其他文化模式结盟、解盟甚至再结盟。在维尔达夫斯基看来,美国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政治文化同盟(亦被他称之为“美国式个人主义”),因激进平等主义的兴起而转向“个人主义—等级制”同盟,便是遵循上述政治文化变化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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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动态
    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
    ——“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纯
    2015, 49 (1):  106-109.  DOI:
    摘要 ( )   PDF(851KB) (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西北大学联合主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共同承办的“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0月1819日在陕西西安举行。60多位海内外学者围绕“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的主题,就“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及其演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民族复兴”、“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公共话语与民族复兴”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观点综述如下。
    1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及其演变。中华民族复兴思想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面对国将不国的民族危机之时,所呈现的民族心态和奋起改变国家命运的理想,其涵盖的厚重的民族使命感不仅照应历史,也指引当下我们对“民族复兴”时代价值和内涵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先生指出,民族复兴首先是指民族精神的复兴,我们要复兴的民族精神首先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是依赖别人,而是自己奋发向上。其次,民族复兴是进行自我改革,创建一种能够吸收消化别人长处的良好的制度机制。具体落实到教育方面,一方面,需要改革一切不利于发挥人民创造力的制度、习惯;另一方面,要在培养国民的基础教育中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的毒害,以促进我们民族复兴的大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认为,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就是孙中山说的“振兴中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或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强调的,民族复兴不是复古,更不是要恢复古代中国的辉煌,而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湖南师范大学李育民以孙中山为视角,提出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三个理论基点,即:国家独立是前提、政治民主作保障、经济振兴系根本。并强调指出,这三大理论基点,构成三位一体的逻辑整体,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者缺一不可。
    就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演变而言,郑大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民族复兴有一个从思想的萌发到发展、再到成为社会思潮的历史发展过程。清末民初,是民族复兴思想孕育或萌发阶段,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再到国粹派的“古学复兴”主张,实际上都包含有民族复兴的思想内容。五四时期,是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阶段,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启超、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民族复兴思想虽然在五四时期有了发展,但它还没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因为它还只是李大钊、孙中山、陈嘉异、梁启超、梁漱溟、王光祈等少数几个人的思想,知识界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涉及这一问题,更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而所谓“思潮”,诚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潮起潮落,汹涌澎湃,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一大群人甚至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民族复兴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其主要原因是 “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除民族危机这一主要原因外,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推动,也是民族复兴思潮能在“九·一八”后迅速形成的原因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考察了民国时期各主要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关系,指出,这一时代思潮的发生和演化与各政党诉求之间的彼此互动,存在着长期密切的关联,打上了民国政党话语政治的深深印记。不过,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同时又是超越“政党”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它是那样的众说纷纭、复杂多彩,凝聚着亿万国人渴望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奋斗意志与生存信念。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广泛流播,乃是那个时代的国人需要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祈望的集中体现。鲁东大学俞祖华教授认为,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各派、各界的最大公约数,但各派、各界对民族复兴的话语表达有着不同形式,呈现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公共话语等重要形态,三类话语交响共鸣,共同汇合成了民族复兴的时代最强音。
    与“民族复兴”观念和话语相联系的,是“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研讨会上,对中华民族复兴之主体“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认同”的探讨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关注。日本一桥大学坂元弘子探讨了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民族学成立的过程,并通过借鉴国外民族学的理论,重点讨论了费孝通“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论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探讨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族的认同,认为在立宪与革命、保皇与共和激烈交锋的清末,中国知识精英的民族认同并非全然一致,梁启超提出并使用“中华民族”概念,而革命派人士力主“排满建国”。中华民国的建立推动了人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这其中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湖南大学刘平提出,清末是“中华民族”的提出阶段。梁启超是这一观念的最早提出者。在梁启超的基础上,杨度的《金铁主义说》一文更强调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尤其是他强调随着各民族之间交往与融合的扩大,汉、满、蒙、回、藏五族将“混合”成为一“中华民族”。这说明他不仅和梁启超一样已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意识。这在“中华民族”之观念的认识上是一巨大进步,初步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内涵。
    2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民族复兴。近代中国人不屈不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和实践。他们在探索中实践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又在实践中进行新的思想和理论探索,各时期伟大的探索和社会实践都为我们以后推进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经验价值和启示意义。湖北大学何晓明认为,19世纪末年的中日甲午之战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虽然一败一胜,结局相反,但战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思考复兴、图谋复兴并终于实现复兴的过程。甲午战败后,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主流方向是如何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实现国家的制度性变革。而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不仅表现为在军事上粉碎了日本占领中国、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更表现在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山东省委党校孙占元指出,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沉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中华民族在御辱图存的奋争中觉醒。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救亡与变法联系起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振兴中华”的旗号下,发动革命运动,倡导三民主义;以北方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为延缓中国被列强瓜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三种爱国救亡力量在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华中师范大学何卓恩提出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是1931年以后的事。民间的“民族复兴运动”本意是要激发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由于舆论领袖集团的缺位,正好为国民党当局所运用。蒋介石以新生活运动强势介入民族复兴运动,一方面,在移风易俗方面具有正面意义;另一方面,使得民族复兴运动走向私心自用,最终沦为一场“纸上的运动”。
    近代以来的志士仁人在思想和理论上,上下求索、英勇奋斗,努力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他们不仅向中国的先哲学习,也勇敢地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吸纳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力求民族复兴之路。中山大学孙宏云通过聚焦孙中山1924年讲演的《民族主义》来理解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并提出其中具有超越其时代局限的理论价值。浙江大学高力克教授认为,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南开大学徐行、高鑫探讨了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轨迹。他们将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求学阶段,提出了反帝爱国的主张;回国办报阶段,提出了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青年的主张;五四运动阶段,提出了民族复兴要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要建立先进政党的主张。香港城市大学陈学然认为,顾颉刚努力探究“中华民族”内涵的历史演变,其相关努力是由其民族复兴观念所带动;顾颉刚的近代民族复兴的路径与方案的思考与时间,不但使他开阔了现代中国史学的研究领域,也为民族团结、统一和复兴发挥了适时适世的学术贡献。河南大学翁有为教授从“弘道”的视角,考察了抗战时期钱穆和吴宓的学术境遇,以及他们为实现民族复兴而致力于复兴民族文化的努力。西北大学兰梁斌考察了抗战时期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如侯外庐认为“抗战建国”是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民族复兴的政治路径是“对内民主”与“对外民主”的统一,由“抗战民主”发展到“建国民主”,进而继续发展到社会主义民主;而以“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幸福”为核心的“革命的人文主义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途径与内涵。浙江大学张立程考察了抗战时期黄炎培的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他认为,“有己有人”是黄炎培民族复兴思想的基调;“恢复国魂”是黄炎培民族复兴思想的核心;而公共行动和个人行动的结合是恢复国魂的有效途径。上海财经大学李超民论述了毛泽东国家利益思想,他认为,实现民族复兴必须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政策核心,毛泽东国家利益思想的目标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公共话语与民族复兴。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它与民族复兴既有内在关联,又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的理论表现为民族复兴思想的提出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湖南大学陈先初论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成及其内涵,他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并不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而是包含着诸如国家独立、民族平等、人民主权等在内的一系列近代价值观念的集成,是民族性和现代性二者结合而成的社会政治思潮。清华大学翁贺凯对比了张佛泉与张君劢的民族主义言说与民族复兴的关系,认为,20世纪30年代张佛泉的思想接近于法国大革命时的公民民族主义的建国理路,而张君劢的民族主义理路则与当代自由民族主义所主张的调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主旨更为契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左玉河阐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他认为,国民党民族主义既有抵抗外侮、挽救民族危亡、谋求中华民族复兴的一面,又有维护和巩固国民党自身统治的一面。西北大学方光华探讨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思想的论述,将“自由”置于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空间内阐释了中国传统思想是否有“自由”、传统“自由”思想的性质,以及传统“自由”思想的现代价值。
    与会学者通过对近代报刊为载体的民族复兴公共话语的研究,考察近代知识精英对国家和民族的思考以及实现民族复兴的路径设想。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考察了国民党党刊《星期评论》、《建设》系列,他认为,两者皆属国民党在上海的喉舌,《星期评论》具有自由主义批判精神,《建设》杂志刊载的主体是孙中山重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蓝图。西南大学耿密重点考察了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特号”,他认为,当时的知识精英既具有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观”,同时又具有近代国家意识、民族观念的“国家观”;关于未来中国的走向,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应迈向独立、自主、平等的方向;但在对未来国家的构建上仍热衷“乌托邦”式的国家构想。湘南学院蒋红艳考察了《复兴月刊》的创办过程、发行状况、作者群情况。她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复兴月刊》是民族复兴思潮下的催生物,又是民族复兴思潮的生力军。该杂志立足于挽救“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之生命”,为挽救民族危亡,构建近代国家,复兴民族,营造了一个自由讨论的话语空间,是研究30年代民族复兴思潮的重要资料。华南师范大学李晨升、冯夏根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为中心,考察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观。他们指出,中共在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认识的基础上,强调民族团结、积极促成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探索抗战建国的民族复兴之路。湖南师范大学李鹏考察了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节,认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纪念是民族危机下社会群体向心力加大后的产物,被加入了国民党的党化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宣传工具,民族复兴节的创办是抗战时期社会思潮与政治意志结合重组的一个重要体现。
    通过此次会议广泛深入的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应关注现实,“民族复兴”的研讨不仅是学理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复兴”都是近代中国思想人物曾经提出的概念和命题,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寻求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从古今中外国家的思想、各国现代化的模式中寻求民族复兴思想的思想之源。与会学者们认为,此次研讨会加深了对“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理解和进一步探索,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和学理支撑,有利于推动新形势下民族复兴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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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
    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降瑞峰,袁野
    2015, 49 (1):  110-112.  DOI:
    摘要 ( )   PDF(412KB) ( )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先后通过并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厘清了全面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对于新时期新阶段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明确决定。堪为“姊妹篇”的两个决定也要求学术界从多角度分析探讨政党制度建设与深化改革和推进治理的变革之道。鉴于此,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在京主办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及民主党派中央、国内知名高校、党校及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的6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学者就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逻辑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党制度优势推动治理现代化及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党制度创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逻辑关系
    与会学者剖析了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指出政党的执政参政水平和政党制度的运作水平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以治理理念为根本的现代化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首要环节。
    1.关于政党治理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教授指出,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必定蕴含着公平有效的国家政治治理体系,而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党执政、多党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善成熟的政党治理体系是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首要一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淑真指出,治理与管理并不是互斥关系。相反,良好的治理,即善治必须以公平、合理、有效的管理为前提。尽管不同的社会结构、民族特质和历史文化对一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就当前而言,政党治理体系必然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大厦的主要支柱。现代化的政党治理体系对于国家治理体系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汇集了主要的利益诉求,确保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秩序;二是着眼于国家发展的根本大局,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问题渐进改革和深度治理的优先次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袁超认为,政党治理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党的组织建设、政党制度的构建及其运行程序;二是政党与社会团体、公众、媒体的沟通渠道和传播体系。
    2.关于政党的执政参政水平与国家治理能力。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刘红凛指出,在政治社会条件等硬件不变的情况下,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高低的最大变量在于其政坛核心政党的政治表现和政治绩效。聊城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邹庆国指出,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要在把握国家政治航向和参与实际的行政管理两个维度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处于政治舞台中心的政党,其政治认同度的高低、施政能力的强弱以及能否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而成功地调整自身的政策策略,都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韩慧认为,治理国家的行为本身就是政党执政课题的题中应有之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基本纲领、组织体系和党员作风都会反映在其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张文波认为,参政党、在野党的政治行为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参政党是从协商、参与的角度扩展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外延,在野党是从监督、鞭策等角度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内涵。
    3.关于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谢晓光指出,政党制度的成熟程度和运行程序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至为关键。政党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国家很难实现治理的现代化。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俭指出,可以将政党制度中蕴含的“协商”理念和实际中存在的协商、对话、合作机制扩展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治理中来,借鉴政党制度积累的治理经验逐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发挥政党制度优势推动治理现代化
    与会学者认为,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山东省委党校讲师刘飞认为,治理的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发达国家启动治理现代化也才不到30年,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又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执好政、用好权,治理现代化才可能在稳定的秩序中实现,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济南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李洪涛认为,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推动社会各界参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进程,允许普通公众在一定范围内以特定的形式更广泛深入地参政议政,探讨国家的各项重要问题,进一步释放社会的创造活力,引导社会和公众有序参与国家治理。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李安林表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应坚决反对两种主张,力戒歪路邪路:一是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应该放弃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之外的经济、社会、文化的领导权力,专注于党务政务;二是认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应该先在各种目前还没有党组织的企业和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靠党内运动来带动国家的“大治理”。
    2.关于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刘新成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嵌入国家政治社会运行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政党制度从三个方面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一是通过不同政党之间在大政方针方面的协商问政,集中力量办大事,让国家的发展战略更加科学、目标更加一致;二是通过不同行业、领域、阶层的政协代表参政议政,表达多元的政治利益诉求;三是通过政协这一平台,将不同的政治声音汇集在一起,减少社会分裂和政治对立、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中国农业大学讲师李桂华认为,各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参政党,天然地发挥着代表不同社会利益参与公共管理事务的政治作用,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政党制度的架构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入了有效的治理框架和治理规则,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样一个西方发达国家还在探索和试行的重大问题,必须在现有中国政党制度的逻辑架构中汲取优秀经验,达到既能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参与治理的政治需求,又与建设法治国家、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增长的现实环境兼容的目的。
    3.关于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指出,协商是发挥中国政党政治独特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连接点:第一,协商是民主的真谛,也是治理的本质。协商民主发生频率较高,限制条件相对更少的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程度也较高。第二,协商的核心是利益,治理的目的也是做到利益的合理分配。第三,协商最大的障碍是缺乏规则,而有效的治理也需要有序参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尧指出,协商民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要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仅仅是丰富协商民主还远远不够,还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不断拓宽游行、投票、选举、结社、表达、接触等参与式民主。
    三、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党制度创新
    与会学者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参政党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政治监督功能,中国的政党制度仍然有许多方面亟待完善。
    1.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务还不够公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形势不匹配。当前要大力推动党务公开,在宏观层面上,应该更新观念,转变执政理念,营造民主氛围;在中观层面上,应该继续加强和不断完善党务公开的制度化、法治化建设;在微观层面上,应重视组织落实,完善程序设计。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成芳教授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突出了依宪治国、依规治党、依法行政的重要政治理念。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三者的辩证关系,党的领导是根本,国家治理是目标,依法治国是保障。江西省廉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晓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倡廉基础上,扎好制度建设这个长效的反腐铁笼,让党内的领导干部由不能腐转向不敢腐,从源头上医创伤、清肌肤。
    2.关于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和中国政党制度的改革完善。民盟中央研究室研究员温华军指出,民主党派要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适应民主党派影响领域相对集中、知识分子相对较多、对特定参政议政题目研究较为深入等特点,形成与中国共产党有一定区别,结构较为灵活、更能发挥好参政议政作用的政党组织。民革北京市委宣传部谢力丹认为,民主党派更应该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其知识特长,解决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治理难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淑真指出,民主党派要敢于监督、勇于监督、善于监督,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指出,要发展完善中国的政党制度,适应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抓好“协商”这个“牛鼻子”是关键。要把高层的协商民主做充实,把基层的协商民主做扎实,把社会上的协商民主做起来。
    3.关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牛有成指出,处理好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让政党制度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擎,需要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继承和弘扬“和合”文化,在文化中找基因;要剖析执政党和参政党不同主体的运行规律与合作规则,在比较中找规律;要洞悉中西方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在差别中找平衡。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邵鸿指出,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还存在着思想不够解放、高水平成果相对匮乏的问题,要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适时建立协同创新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教授指出,需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智库,从理论上廓清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对接、如何改革等重大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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