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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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慈善事业立法的几个问题

郑功成

2014, 48 (12): 5-1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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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慈善事业正在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因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一直无法摆脱备受束缚和公众质疑的局面，亟须步入法制化轨道。慈善事业的法制建设，关键是需要尽快制定专门的慈善事业法，通过立法来界定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及其与政府的关系，规范慈善事业的运行规则，明确有效的慈善事业促进政策，并妥善处理好相关制度安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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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法》及相关法律的关系处理

杨思斌

2014, 48 (12): 15-2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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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法》与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发生关联。从法的形式看，与《慈善事业法》相关的立法有中央层级不同效力的法律规范和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从已有的具体内容看，有的可以且应当被《慈善事业法》所吸收，有的则需要废止或加以修改。《慈善事业法》与其他相关立法的关系，涉及立法权限的划分和法律体系的统一，关乎慈善事业立法的科学性和有效实施。慈善事业立法需要重点关注并妥善处理其与民事法律、《公益事业捐赠法》、《信托法》、《行政许可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关系,还需确立慈善服务等在立法中的合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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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慈善立法的规律、特点及启示

谢琼

2014, 48 (12): 23-3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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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慈善法制建设。国外的慈善立法不同中蕴含着共性、相同之中体现着个性。共性反映了慈善事业发展及慈善立法的基本规律，明确的宗旨与业务范围、越来越宽松的设立门槛、规范的治理结构、清晰的税收支持政策和严格的监管体系等，构成立法规范下各国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个性则体现了国家特点和民族传统。这些共性与个性均可为我国的慈善立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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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彰显或消逝？
——“自媒体时代”生活之遭遇初探

徐志宏

2014, 48 (12): 32-38.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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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是当代人生活经验的形象表征，要理解当下生活世界发生着的根本变化，极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本质的哲学思考。本文选取了颇具启示性的三大经验现象（“随身听”、“微信日常化”和“草根选秀”），借助海德格尔“文化价值”、马克思“异化劳动”以及齐泽克“实在界之荒芜”的视角加以审视，试图揭示“自媒体时代”生活之当代遭遇：首先被制作成文化，然后经历异化的深化，最后则在“彰显”的同时悄然“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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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双重使命”说再探
——基于对当前美化殖民统治思潮的反思

李士珍，王奇昌

2014, 48 (12): 39-4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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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双重使命”说的内涵及地位而言，“双重使命”说只是马克思在批判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带来深重灾难的前提下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客观积极作用的肯定，并不是马克思殖民主义理论的重点，不能充当研究殖民主义的根本性指导理论。就“双重使命”说的适用范围而言，其多不适用于19世纪50年代的印度以外的时空环境，多数殖民主义行为基本上是赤裸裸的掠夺乃至屠杀。就“双重使命”的具体效果而言，由于殖民者的掠夺本质等因素的影响，“双重使命”对殖民地的积极影响非常有限，一些地区遭受殖民侵略后的发展更多与之前已有的发展水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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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治理理论与中国外交定位

郭树勇

2014, 48 (12): 47-5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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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定义了区域治理的概念和特征，认为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条件、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与国家治理及全球治理具有联动性和同向性；阐述区域治理的历史、安全、经济与文化等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在区域治理格局中的外交定位，指出中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区域性大国，应该采取区域治理为主、全球治理为辅的外交政策，并认为经过两个三十年的区域政策和区域战略实践，我国在第三个三十年的区域战略重点确定中，应当更加重视区域文化和区域生态合作，以使得国内各方资源可支撑，国际公共物品不透支，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相协调、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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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开明专制论评析

邹小站

2014, 48 (12): 55-6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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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明专制论，学界一般比较注意其在清末提出时的基本主张以及思想界对它的批评，而较少关注其在民国初年的情况。梁启超等人在民国初年仍然坚持开明专制论，他们恐惧革命之后可能出现的暴民专制、忧虑革命再次发生的可能，希望依傍现有的政治权势，行开明专制，以向宪政过渡，但终为政治权势所玩弄。坚持共和民主立场的人士以及革命党人，对于开明专制有系统的批评，或坚持民主政治可以随时随地起步，或坚持应由革命党掌握政权以行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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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与经验性方法

顾伟伟

2014, 48 (12): 64-7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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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推崇马克思的经验性方法，并以此建构他的思想整体。与阿尔都塞不同时期的思想整体的总问题紧密联系的，是他对于经验性方法的信仰、运用与发挥的不同阶段。本文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阶段归结为：1960年阿尔都塞在《论青年马克思》中得出的第一种推论，其能够保证经验方法的纯粹性，从而较好地贯彻了马克思的经验性方法的科学性；1962年阿尔都塞在《卡尔·马克思的〈1844手稿〉》一文中相继给出了第二种推论，推论二在前提与结论间呈现出某种“断裂”；1963—1968年间，阿尔都塞就其思想整体的总问题，连续地误用经验性方法，从而得出备受质疑的“认识论断裂”的观点，他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理论也就陷入了循环论证与思维逻辑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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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问题

王葳蕤

2014, 48 (12): 73-78.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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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问题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重要话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立足于苏联教科书体系式解读和由卢卡奇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式解读，而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阿尔都塞式解读及其意义给予充分关注。阿尔都塞重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问题。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是一种“多元决定论”（而非线性的机械决定论），他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探讨就是对这一多元决定论方法（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典型例证。在一定程度上，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解读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式解读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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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与“现实”的分裂
——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解读

郭玮

2014, 48 (12): 79-8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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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认为，“思维”与“现实”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是彼此完全分裂的。为证明之，他从马克思思想中挑选了两个例证：一是“逻辑顺序”和“时间顺序”不一致；二是科学认识的起点不是“感性具体”而是“思维抽象”。但在第一个例证中，他的论点和论据所涉及的是处于不同层面具有不同性质的问题；而在第二个例证中，他并没能把握住“思维抽象”的科学内涵。本文从“现象”遮蔽“本质”的角度说明“逻辑顺序”和“时间顺序”的不一致，从“形式规定”、“物质规定”和“本质规定”三位一体的角度理解经济范畴，从“共性”与“个性”、“本质”与“现象”辩证统一的角度把握“思维抽象”与“思维具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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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文版传播史述要

刘长军1，韩海涛2，潘顺照3

2014, 48 (12): 86-9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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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列宁在经济学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它的翻译出版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经历了两次高潮，呈现出若干传播特点；它的翻译出版从文本比较的角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帮助人们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和演变轨迹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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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三十年述论

苗红娜

2014, 48 (12): 95-10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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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在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最初译介西方的理论到概念及研究问题的不断本土化，研究成果渐丰。但总体来讲，中国政治社会化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展，研究内容有待深入，研究方法有待突破。本文回顾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学术历程，缕析其研究的脉络，梳理和归纳当前的研究议题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基本特点，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对需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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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的哲学探讨
——“第五届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综述

朱光磊

2014, 48 (12): 105-10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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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526日，“第五届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在苏州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东吴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论坛由刘敬鲁教授、李兰芬教授、周可真教授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广西大学、苏州大学等十六所国内知名高校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围绕“哲学视野下的国家治理”这一主题，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西方国家治理思想、国家治理的宏观现实问题、国家治理的微观现实问题等多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丰硕的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指导方针。与会学者的探讨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治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治理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路线。朱书刚归纳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改革思维方法的八大特点：以“民本思维”定目标；以“实践思维”探路径；以“战略思维”谋大局；以“创新思维”增活力；以“辩证思维”解矛盾；以“系统思维”聚合力；以“底线思维”防风险；以“法治思维”求善治。毛卫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社会管理的重大创新，是完成执政使命的重要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社会管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杨思基认为马克思主义对金钱、权利和责任及其相互关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认识，正确处理金钱、权利和责任的关系，个人特殊利益与劳动者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公权力和个人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搞好国家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王维国认为，党要通过制定社会治理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与法律法规实现党对社会治理的政治领导，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思潮实现党对社会治理的思想领导，通过向权力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实现党对社会治理的组织领导。黄小晏、王德侠认为，人民军队作为捍卫我国政权的武装力量，必须增强政权意识，不仅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捍卫国家政权的职责，而且能通过各种非战争行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
此外，与会学者还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李西杰认为，公民借助于“自我—世界的相互关联”的意向性比较，用公民交往对话中的“他者”符号，实现寻求关注、表达自我的价值诉求。颜冰、郑克岭、白祖纲认为，交往理性是遏制系统向生活世界入侵、赋予人们交往意义和重建交往秩序的重要前提；唤醒组织成员交往理性，使其从日常生活世界渗透到职业领域，恢复成员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和身份，是实现组织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商对话、提高组织活动力和创造力的现实选择。
二、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和西方
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中国哲学传统中具有优良的治理思想，吸收并转化传统治理资源是现代国家治理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阐释上，周可真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追求人际公平的儒家公平型治理思想；（2）追求天人之际公平的道家公平型治理思想；（3）追求自我实现效率的法家效率型治理思想。陈少峰则结合中国传统诸家思想的智慧，提出中道自然主义的治理思想，认为中道自然主义是一种领导哲学、生活哲学、和谐理论，是具有中国特性的文化软实力，也是适合作为价值观外交的文化哲学。齐善鸿、马晓宇、张党珠认为，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需要从“诚——信——务本素位——定力归心”这一实践路径以及智慧认知体系、责任制和教育体系三个关键战略点入手，来完善国家精神治理体系。黎红雷认为，儒家的“无为而治”，即以“为政以德”为起点，以“道之以德”为过程，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领导效果。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借鉴与转化上，朱光磊认为儒家心性上的自然性善论可以在公共领域获得展开，显示乾道变化与各正性命两个面向。这两个面向在公共性上的推衍则必然达成德福一致的最终目标。岳梁认为荀子的治国思想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治理思想。孔凡青指出朱熹《家礼》是儒家“亲亲之仁—尊贤之义”的伦理原则在基层社会贯彻实施的主要制度形式，也是当今中国基层治理最具裨益的儒家制度资源。高山认为儒家宇宙论、情感和关系本体论、修身论这三个角度可以建立一种基于地方的环境伦理理论，并解决西方环境伦理的困境。彭新武则对传统的“贤人之治”保持警惕，认为“贤人之治”容易削弱组织决策的民主意识。如何既坚持由“内行”来领导，又能克服“精英”的独断与偏执，便成为现代组织运营必须面对的问题。
西方政治思想中具有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这些思想资源可以加以甄别，洋为中用，对于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也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刘敬鲁认为，对罗尔斯和桑德尔在正义与善的关系问题上对立观点的批判式融合的可能路径在于：依照理性对一个社会的现实运动规律的把握来探讨正义与善的关系，具体确定处理它们之间关系的相应原则；他试图探寻国家治理研究的第三种模式。李红霞指出，霍布斯、卢梭及黑格尔重视对自然、分散和不稳定的社会状态的防御，因而不可避免地强调个人意志对集体意志的绝对服从。李伟斌揭示了欧洲近代保守主义的国家治理观的启示，即需要借鉴我们自身传统中的治国理念，同时重视对传统的继承，保持制度、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郭世平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治理观，即把社会看作无法被精确预测和控制的非线性系统，把社会和谐理解为一种动态的自组织演进过程，从而倡导一种以“调理”为核心的社会管理观。郑朝晖比较了中西方关于恶的合理性的解释视角，中国传统是以仁人－罪人模式规避违伦的内讼之心，西方传统则是以自然－契约模式说明规则的必要。
三、国家治理的宏观现实和
微观现实问题研究
国家治理需要体现公平正义，同时要培养公民的治理意识和道德意识。王海明认为，每个人不论政治贡献如何不平等，都应该完全平等地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从而共同决定国家政治命运。每个人又因其政治贡献的不平等而应该担任相应不平等的政治职务，从而使每个人所担任的政治职务的不平等，与自己的政治贡献的不平等的比例完全平等。徐尚昆认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其根本出发点。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依赖于一套可靠的动力机制，只有在广大公众中形成群体共享的心理契约和共同愿景，同时让他们能够深切享受到新制度给他们带来的收益，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才能得到真正的拥护与支持。彭光灿、张锐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管理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追求，其内在根据则是社会成员个体的自由、平等及其价值追求。李萍指出，社会风险能否控制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彼此的分工合作，并提出了控制社会风险的价值原则。辛锋认为，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运筹要点。王乐提出政府制度人本化、管理机制和行政人员道德化是“道德治理”的三条现实路径。马正立、陈辉认为，治理意识作为治理过程中最基本的精神根基，其发育成熟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着重要功能。
与会学者还对数据网络、公民道德、延迟退休等诸多现实治理问题展开全方位的深入探讨。袁闯总结了大数据方法具有三大优势：增强了人的发现能力、前瞻能力和筛选能力。原理认为网络共同体的存在激发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在网络上以相对平等的地位运用话语权，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张寿强认为建构新的话语秩序以回应网络话语多元、多样、多变的需求，需要我们以“人的反思的智慧话语生存方式”为价值标准批判和建构网络话语。蒋显荣、杨翠婷、魏芳揭示了智能城市与实时分析的必然联系，力图说明大数据构筑城市的实时分析，主导城市的治理模型，营造城市的高效、竞争、开放、透明的环境。朱辉宇认为道德是一种“隐性制度”，其社会治理机制的优化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完善国家制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要前提。李兰芬、欧文辉认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治理”转向，将通过重塑公民道德的主体身份，培育和拓展公民、社会、国家等公民道德建设多主体的协同关系，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马唯杰认为，延迟退休的劳动论争的实质是对人性尊严、生活质量、生命价值的尊重、反思和求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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