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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0257-2826  CN 11-1454/G4

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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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
    消费需求的影响
    ——基于中国数据的可加模型分析
    方福前
    2014, 48 (10):  5-14.  DOI:
    摘要 ( )   PDF(7556KB) ( )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可加模型实证研究了1978—2006年中国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挤出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则挤入城乡居民消费支出;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对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有挤入效应,但超过该范围则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国防费支出在一定范围内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挤入作用,但对农村居民消费则有挤出作用。这个经验研究结果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为提升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提供了明确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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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地方
    政府责任转型的逻辑
    王薇
    2014, 48 (10):  15-23.  DOI:
    摘要 ( )   PDF(7093KB) ( )  
    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由于财力向上集中,而支出责任向下转移,导致地方政府在履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一职能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与此同时由于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出让土地获得收入来满足支出需要并负债维持运转。由此,理论界一直在探讨: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政府要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到底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太大还是收入太少。要厘清这一问题,应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入手,对地方政府的责任进行梳理,找出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责任转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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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犹太人问题”的现代性透视
    ——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视角
    焦佩锋
    2014, 48 (10):  24-29.  DOI:
    摘要 ( )   PDF(4420KB) ( )  
    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最大的问题是仅从“哲学的基地”来理解“犹太人问题”,与此相关,其只能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转化为单纯的宗教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批判表明,要理解现代社会真正秘密,必须从对“犹太精神”的把握入手,即只有从利己主义原则入手,我们才能本质地把握市民社会的现代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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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全面发展:从浪漫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
    赵锦英
    2014, 48 (10):  30-36.  DOI:
    摘要 ( )   PDF(4916KB) ( )  
    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认识,使得探讨浪漫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颇具意义。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德国早期浪漫派担忧启蒙主义引发的社会失衡、分裂和伴随着专业化的片面发展,强调综合和统一,推崇个性、拒斥普遍性的压迫和宰制,以及尊崇艺术、批评唯科学主义等思想,表达了一种全面发展的诉求。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继承和吸收了它的相关思想,特别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一种新的方式解决了困扰浪漫派的难题,在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及其变革中发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之道,才使得浪漫派关于人全面发展的思想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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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著作研读
    “中国道路”的概念世界与事物世界
    ——基于马克思与施蒂纳关于中国民族性的论争
    余乃忠
    2014, 48 (10):  37-42.  DOI:
    摘要 ( )   PDF(5114KB) ( )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关于中国人、中国实体、中国精神和中国行动等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阐述,进行了简明而深刻的批判。施蒂纳把全部中国历史理解为:围绕古老传统实体蚂蚁般的爬行,中国人自我想象了一个没有冲突的天国,无论外部如何改变,中国人都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行动。马克思批判了施蒂纳设定中国历史从概念世界到事物世界的形而上学圈套,并用事实说明了中国人如何因势而动。未来“中国道路”的成败决定于是否遵从“事物世界统治概念世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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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前沿
    危机后西方政治经济学新进展及其启示
    张开1,杨静2
    2014, 48 (10):  43-51.  DOI:
    摘要 ( )   PDF(6254KB) ( )  
    本文梳理和总结了经济危机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新进展,主要包括阶级分析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调节学派对危机的解读,以及《21世纪资本论》的相关内容。本文指出,这次危机源于“劳动与资本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双重失衡;处理好“劳动与资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应当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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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与世界
    金砖国家机制在中国多边外交中的定位
    蒲俜
    2014, 48 (10):  52-59.  DOI:
    摘要 ( )   PDF(5827KB) ( )  
    金砖国家机制是中国多边外交的新平台。在中国看来,金砖国家机制既是金砖国家之间加强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舞台,又是凝聚发展中国家、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兴大国集团,还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力量和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金砖国家机制对中国的多边外交具有多重的战略价值,充分利用金砖国家机制对于丰富中国多边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中国需要准确把握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趋向,推动金砖国家机制发挥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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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领导的兴起、挑战与应对
    舒绍福
    2014, 48 (10):  60-66.  DOI:
    摘要 ( )   PDF(5718KB) ( )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跨文化领导已然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领导关键词。但由于跨文化智商的不足、跨文化领导风格的差异、跨文化思维的冲突、跨文化沟通的障碍以及跨文化激励的乏力等原因,跨文化领导遭遇诸多挑战。因而要实现高效的跨文化领导,就需要增强跨文化敏锐性,树立起全球性思维,修炼跨文化智商,加强跨文化沟通,着力跨文化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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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评述
    新世纪以来“毛泽东党建思想”研究述评
    杨德山1,左锐2
    2014, 48 (10):  67-75.  DOI:
    摘要 ( )   PDF(6441KB) ( )  
    整体而言,新世纪以来“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研究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呈现出参与面广、研究范围宽、探索程度深、认识水平高的特征。研究者多在溯源性地挖掘“毛泽东党建思想”现实应用价值的同时,推动其理论学术研究的发展,诸如毛泽东关于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一条主线”),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五个方面”)等均取得长足进展。要保证“毛泽东党建思想”研究保持继续发展势头,需注意基本概念使用的准确性及其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研究工作的规范化和学术化,并能在中共党史自身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中把握其真谛,更好地为现实党建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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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
    论改革开放以来抗战胜利纪念的社会功能
    郭辉
    2014, 48 (10):  76-82.  DOI:
    摘要 ( )   PDF(5022KB) ( )  
    改革开放后,抗战胜利纪念在传承国耻记忆、奋争记忆、和平记忆等历史记忆;进行政治动员,动员全国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献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塑造国家形象,强调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形成的伟大精神财富;协调各方关系,中国与世界、大陆与港澳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抗战胜利纪念的社会功能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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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
    演进和裂变逻辑
    刘莉
    2014, 48 (10):  83-89.  DOI:
    摘要 ( )   PDF(5121KB) ( )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经历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它们有着各自的哲学依据、理论关注点及理论独特性,从不同的角度推进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遵循了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批判——资本主义父权制制度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演变逻辑。厘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演进的历史脉络、演变逻辑和演变趋势,可以明确其理论界属、理论价值以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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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核心价值观教育
    张苗苗
    2014, 48 (10):  90-96.  DOI:
    摘要 ( )   PDF(5111KB) ( )  
    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争论中,有学者提出应从价值观及其教育的角度去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仅仅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归结为价值观教育还不够,还应进一步聚焦于核心价值观教育,并得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明确结论。这一结论继承了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主流观点,并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既具有理论的解释力,又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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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难点解析
    哲学在高校通识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徐琴
    2014, 48 (10):  97-101.  DOI:
    摘要 ( )   PDF(3662KB) ( )  
    本文通过界定通识教育的目的、意义和结构,来探讨哲学与通识教育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为前提,来指证哲学在通识教育中的基础地位与核心作用。通识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打破各种知识的壁垒,使其能够融会贯通,从而引导到积极的综合与创新上去。同时,通识教育的目的不仅是知识及其贯通,而且还是育人,是使学生能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就此而言,哲学是使各种知识的内容和意义综合起来、使教书和育人统一起来的交汇点,理应在通识教育中起关键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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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思潮评介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体性问题研究
    才金龙
    2014, 48 (10):  102-109.  DOI:
    摘要 ( )   PDF(6347KB) ( )  
    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贯穿于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始终并具有基础性地位,如同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一样,社会科学或隐或显都必然预设主体性立场。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却在主体性问题上长期处于失语状态。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理论中晦暗不明的主体性概念和相关问题进行澄清,指出主体性理论的转型对国际关系理论转型的潜在影响,并尝试规划出国际关系理论中主体性研究的基本议题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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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动态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奇峰
    2014, 48 (10):  110-112.  DOI:
    摘要 ( )   PDF(2210KB) ( )  
    2014年8月9—10日,由复旦大学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北方民族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有关高校、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结合当前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以多元文化为背景,就国家认同问题,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政策、实践不同维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多元文化给国家认同带来的挑战
    当今世界和中国所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会专家指出,文化在起源和发展上都具有多元性的特征,从世界的角度看,多元文化包括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华文化等多种文化,即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从国家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内各个民族和地区独具特色的民族和地区文化,即国家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从民族的角度看,民族群体内存在的多种文化,构成了族群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就当代中国来看,行进中的现代化从时空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身心结构五个层面解构了传统价值体系。在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随着利益格局的不断分化,不同群体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复杂、多元和异质的总体特征,多元文化所带来的多元价值取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构成了挑战。对此,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的国家认同是最趋同的时期,同时也是争论最严峻的时候。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国家认同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历史上看,国家认同问题在19世纪表现为各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冷战结束后,国家认同意味着原来被“两极”格局所掩盖的民族国家问题大爆发,这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正面临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出现背离,统一的国家遭遇到民族分裂势力的威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步丧失,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在丢失,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适合于现代潮流,也适合于当代中国人身心需要的文化缺失的危机,统一的文化认同遭遇危机。
    与会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大致可以归纳为六个问题:(1)56个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不同民族之间产生了不同的国家认同;在鼓励不同民族特色时,是否能构筑一条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作为底线;(2)国家认同和政治制度认同的同一和统一问题;(3)“一国两制”中的国家认同问题;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国家认同所带来的挑战;(4)海峡两岸的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即能否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问题;(5)各种宗教文化、社会思潮的云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问题;(6)全球华人的中华认同问题。
    二、“国家认同”的多维解读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在中国国家认同面临诸多挑战时,首先就是要在基础理论层面界定国家认同的内涵和外延。有学者主张,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应该是国家认同的主要内容。也有学者主张,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已越来越从族群认同、文化认同转向制度认同,唯有制度认同才是国家认同的根本。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是与会学者深入探究与激烈争论的一个核心主题。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一致的和统一的;还有学者认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在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竞争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相互背离的,在某些民族地区,出现了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情况;有学者主张区分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认同,主张民族认同是一种原生性的认同,而国家认同是一种建构性的认同;还有学者通过研究表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是一种非原生的认同,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认同,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从来就是一个相伴生的过程。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可能是由于地理的封闭性导致了民族地域的认同;也可能是由于血缘和文化的高度一致导致了较强的民族认同的出现;也有可能是由于宗教文化的强化,由共同的教义产生了民族认同;也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现代化的程度不同,在共同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造成了民族认同压倒了国家认同;还有可能是由于现行的民族政策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扶持计划,导致了民族认同的强化。与会专家在承认中国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面临诸多理论、实践和政策上的难题的同时,也认为中国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有一些先天的优越条件,比如,在世界范围内文明的传承过程中,只有中国是没有中断的;中国的大一统和天下理念都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
    关于国家认同的另一维度是对国家认同的关键要素进行研究。与会学者指出,国家认同的关键要素可以从国家的组成要素、国家的职能和本质、历史叙述和现实状况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在国家的组成要素上要注重对自然、社会、领土、人口和权利的研究;从国家职能和本质上来说,国家认同的关键是对政府的认同;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叙事和历史观的叙述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认同;从现实状况看,则要重视规则和民意。
    国家认同的合理性和标准问题是有关国家认同的外延性问题,也是研究国家认同问题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学者指出,国家认同的标准应该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来看,这意味着对国家的认同要以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国家认同的标准。具体来看,这种现代化大致包含以下三项:政治民主;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普遍参与的要求。只有以此为标准,才能使得国家认同的主体——公民更好地认同其所处的政治共同体。
    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研究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研究的另一维度。这一维度包含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一是国家意识形态问题,即如何在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情境下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二是中国的国家制度所具有的高度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及由这种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一致所产生的国家正当性;三是要在国家认同中关注国家治理的理论和价值、国家治理的政策、国家治理的评估体系、国家治理的信息采集、政府决策的支持系统以及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三、围绕核心价值进行意识形态建设
    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共同的价值和信仰,是维系国家共存和持续的基础,而处于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状况异常复杂。有学者提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作为领导核心的政党意识形态,二是与国家生活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三是与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三者之间既有一致性和同一性,也有差别和断裂。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演变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泛意识形态化”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时期,改革开放时代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时期,以及最近以中国模式论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重建和再造。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积极推动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就要处理国家、政党、社会三者的关系问题,即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三者如何协调统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价值认同建设是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路径。多元价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挑战、个体主义与功利主义价值吸引、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中国当下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大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提高吸引力,引领诸多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就必须在理论上具有足够的解释力,方法论和实践上有实效性,价值目标上的先进性以及具有超越性的包容力。与会专家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具备了上述的理论和实践品格,而且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古老的德性和现代国家的契合。这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固有根本”和“民族基因”;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精神滋养。从国家层面上看,“仁”指出了国之为国的根本,从社会层面上看,“恕”是社会和谐的依据,是“仁”的精神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从个人层面看,“德”是个人品质的核心。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融合时,还要做到两个分清、三个剥离,即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绵延性与现实创造性的关系,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主体与创造主体的关系;把根植于中华民族中优秀的大众的传统文化与封建社会中王权的专制的文化形态剥离开,把中华民族中优秀的知识精英与封建专制中的王权统治者剥离出来,把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创造者与文化的使用者、占有者剥离开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全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要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可以更好地统合国家认同。
    四、探索增强国家认同的有效教学途径
    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如何在当代大学生特别是在民族院校大学生中培育和推进国家认同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的问题,这也是此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有学者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民族院校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进行了实证性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国家意识,但部分大学生的国家意识不够理性;民族院校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受民族意识的影响,而民族意识受地域文化影响又显示出一定差别;宗教习俗和文化对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大量的实践调研也反映了部分大学生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认识不清,对国家认同观念存在一定的偏差等问题。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增强国家认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有专家指出,民族院校除了要有特殊的政治属性、特殊的人才培养模式、复杂与多样的信仰以及较强的文化与民族意识等特殊性之外,还要在教学中重视大学生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路径选择,增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通过解决理论认知问题、通过利益引导以及最大限度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性,采用适合少数民族接收和认同的文化方式和载体,加强国家认同意识。
    也有学者从民族心理认同机制的角度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研究。各民族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记忆、语言文字、宗教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某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也具有某种层次性和可变性的民族心理。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要想在国家认同的教学实践中取得实效,就必须重视对各民族心理文化结构的了解,了解其历史以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现状。
    在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路径上,从宏观上看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国家政策的实施等来保障教育导向、创设教育氛围和优化教育环境。从微观上讲,则需要在国家认同的内容、方式方法和渠道载体上下工夫。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问题究其实质乃是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国家意识重构问题,这种国家意识的重构引发了国家认同问题。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错杂居、和谐共生的多元一体格局,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下,各民族间的跨区域交往、交流、交融正以空前的规模和密度进行,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影响民族团结和发展的因素也更加复杂。我们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才能打造更有利于各民族交流融合的载体,促进各族人民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使民族大团结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此次研讨会主题鲜明,问题意识突出,充分体现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研究活力。与会专家学者的论文和发言针对性强,对于增强国家认同,牢固树立起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想交流和实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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