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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研究》：我的良师益友
杨瑞森
2013, 47 (6):
106-108.
DOI:
《教学与研究》自1953年创刊起，到今年已整整60年了。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作为一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和长期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和管理工作者，在我大半生的学习、教学、研究和工作上都同《教学与研究》有着直接的联系或关系，可谓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中获益颇多。《教学与研究》是我的良师益友。
《教学与研究》是由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以服务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为根本宗旨的理论刊物。我以为，教育部之所以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主办这样的理论刊物，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校中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学科特点和综合优势决定的。《教学与研究》作为全国高校中的一个由教育部直接主管的理论刊物，其重要的历史作用正在于，它充分地发挥中国人民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上的优势和特点，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科支撑和学术研究平台，从而推动了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教学与研究》办刊60年的历史进程看，《教学与研究》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提供学术支撑的表现形式，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统编教材及相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学习意义和方法等问题，作出简要解读和辅导；二是对中央及教育主管部门指导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大改革决策，加以及时传达、阐发和贯彻；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许多前沿性情况和问题，加以综述和评介；四是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教学中遇到的某些深层次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也即社会上和青年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分析和回答；五是对某些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并对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潮和学术倾向，加以必要的评析和澄清。应该说，《教学与研究》作为推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平台和阵地，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阶段，其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服务的具体形式或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是，上述诸种形式都是必要的。从总体上看，《教学与研究》创刊60年来，为推动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深受高校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对此，我自己也有亲身的感受。
《教学与研究》作为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理论刊物，因而也必然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子们的重要课外读物。当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许多有关专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是通过阅读《教学与研究》获得的；我对学哲学的兴趣逐步提高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通过学习和阅读《教学与研究》获得的。我记得，当时的《教学与研究》曾刊发过一些由哲学系教师撰写的专业学术论文及相关学术观点在学界展开热烈讨论的信息，这不但增强了我们这些青年学子们专业学习的浓厚兴趣，也增强了我们开展学术研究的勇气和信念。1958年末，《教学与研究》曾发表过我的同年级同学罗国杰、卢之超、杨焕章、姜法曾同志撰写的《论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论文，那是一篇当时的青年学生对“大跃进”历史经验加以理论思考的文章。《教学与研究》能刊发这样的论文，是对青年学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良好学风的鼓励，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于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马列所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与《教学与研究》的工作和业务联系就更多了和更直接了。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十多年中，主要工作还是从事本校公共哲学课的教学与研究。那时，作为一名青年哲学教师，教学中所遇到的许多重要问题是通过阅读《教学与研究》获得帮助和得到解决的。比如，关于统编教材教学要点和精神实质的把握。那时，《教学与研究》曾开辟专栏，邀请肖前、李秀林、陈先达、丁叶来、罗定虹等老师撰文，介绍他们对教材各章的“讲授意见”。又如，关于在哲学教学中遇到的诸如感觉、知觉、表象、思维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问题、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问题，等等，对这样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教学与研究》则邀请乐燕平、陈先达老师作出专题分析和回答。再如，有关当时学界正热烈讨论的如关于唯物辩证法范畴问题、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关系问题的讨论情况，《教学与研究》曾刊发了由哲学系资料室艾众、胡素卿、李焕等同志撰写的综述性文章。上述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教学与研究》在服务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方面，是做得相当到位和出色的。
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件事情，就是《教学与研究》直接支持我在该刊发表有关列宁论著的一篇译文。那是在1963年初，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看到一本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俄文原版书，那是列宁撰写《国家与革命》时的一本读书笔记，当时并无中文译本。出于学习和研究的需要，我将其中的部分内容译成中文，并冠以《列宁：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的题目送到《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之后不久，就接到《教学与研究》的通知，拟在1963年第2期上刊发这篇译文，并请马列所编译室李嘉恩同志任译校。这篇译文的发表对我以后的工作、学习和研究有很大助益，使我从中领悟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许多深刻道理。为此，我也由衷地感谢《教学与研究》当时对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1989年初，我从南开大学马列教学部奉调教育部社科司，主要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管理工作，这样，同《教学与研究》的联系和关系就更加紧密了。在教育部社科司工作的那一时期，一方面，出于工作的需要，我在《教学与研究》上经常发表一些带有工作指导性质的文章，谈及关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青年一代、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青年、切实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深化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在该刊发表一些与工作相关，但又同时带有个人独立见解的文章，比如，在关于我们党高度重视思想理论教育优良传统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宣传，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目标和职能的科学定位与把握，关于深入研究和回答青年学生普遍关注的深层次热点难点问题的意义和方法等问题上，我发表的论文就带有一定的研究性和个人见解。我觉得，《教学与研究》作为以服务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为根本宗旨的理论刊物，长期以来坚持把对中共中央有关指导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针政策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性的深入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去有效支持、配合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开展，这一办刊的基本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和成功的。
1997年我从教育部退休后，不再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行政领导工作，但我并未离开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这条战线，仍以不同形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2008年，在我结束了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培养博士生工作之后，便把主要精力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我在退休后的十多年中，同《教学与研究》的联系和关系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亲密、更像朋友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彼此间有着在理论观点和学术倾向上的信任和认同。这些年来，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主题，以哲学为研究视野和方法，曾在几个报刊上发表一些学术性论文，其中有几篇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的学术论文是在《教学与研究》上刊发的。比如，《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7、8、9三期连载了我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十个理论问题》约四万余字的长篇论文；2012年第1期还刊发了我的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的几点新认识》的论文。这几篇文稿，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教学与研究》能以显著的位置和足够的版面予以刊发，这既是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也是对论文基本理论观点和学术倾向的认同和支持。后来，这几篇文章发表后，受到学界的关注，有的报刊加以转载，其中有的文章还被学界评为大奖。就我个人而言，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老同志，在“奔八”的岁月，写一点学习与研究的心得体会，并能在《教学与研究》这样重要的理论刊物上发表，得到学界同行友人的认可、支持和鼓励，我感到十分欣慰。对此，我再次向《教学与研究》60大庆表示衷心祝贺和诚挚敬意。
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面临着新形势和新任务。一方面，中共十八大报告和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部署、新举措，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需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者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需要推动中共十八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直接相关的深层次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加以深入研究和科学回答，有的重要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则需加以深入分析和澄清。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任重而道远。中共十八大对广大干部群众所普遍关注的某些热点难点问题已作出明确回答，并为进一步深化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科研平台和良好的研究氛围。我由衷地期待《教学与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新阶段，继续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在服务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研究和推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改革与建设上继续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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