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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0257-2826  CN 11-1454/G4

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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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改革的逻辑:从市场体制到市场社会
    周文1,赵方2
    2013, 47 (5):  5-13.  DOI:
    摘要 ( )   PDF(1972KB) ( )  
    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积累而形成的各种矛盾也变得更加突出。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课题。市场化改革成功的逻辑在于从市场体制推进到市场社会。市场社会不是市场化的社会,而是强调要重塑市场的社会基础,体制转型与社会转型并重,形成市场化的社会支撑。我国30多年改革的成就在于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上高歌猛进;而与此相伴的问题是社会建设滞后。因此,在未来的市场化改革中应该着重于推进市场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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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体的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理路
    黄晓星, 林滨
    2013, 47 (5):  14-21.  DOI:
    摘要 ( )   PDF(1595KB) ( )  
    社会管理创新意味着国家、市场、社会等诸多主体走向协调发展,是一种共同体的治理思路。本文以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为分析视角,提出以人口(人的参与和发展)、空间(人的生存场域)、组织(人的生存方式)三要素为基点,国家与市民社会两维度为机制的共同体治理思路。国家与市民社会协同共治,三要素协调发展,以共同体的培育为基础,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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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著作研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问题
    张霄
    2013, 47 (5):  23-30.  DOI:
    摘要 ( )   PDF(1708KB) ( )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事实进行哲学分析和道德批判的理论基础。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如何在历史发展中通过消除异化而实现自由的理论体系。它的基本思路是:把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运动的现实规律归结为人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的抽象的形式规律,用后者的抽象关系和抽象发展去克服前者在现实关系和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本质。这表明,马克思此时还尚未达到对“历史活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的实证程度。马克思的后续研究表明,他不仅放弃了用人道主义哲学方式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方法,也放弃了把人道主义哲学当作诠释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原则。但是,作为一种合理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批判形式,一些人道主义因素却被马克思一直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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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前沿
    主体性与劳动过程研究的后现代转向
    谢富胜1,李钟瑾2
    2013, 47 (5):  31-38.  DOI:
    摘要 ( )   PDF(1676KB) ( )  
    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出版以来,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并渗透到了劳动经济学、工业社会学、组织理论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很多批判布雷弗曼的学者认为其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忽视主体性的缺陷,于是他们将认同、性别、年龄、种族、公民权、国籍等问题引入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并借用福柯“自我政治”的后现代主义分析范式和话语来强调劳动过程中的“规训”,弱化传统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这波后现代主义思潮引发了劳动过程理论圈内进一步的辩论,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和对阶级分析的强调重新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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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下跨国流通组织的劳动关系
    宋宪萍1, 孙茂竹2
    2013, 47 (5):  39-46.  DOI:
    摘要 ( )   PDF(1589KB) ( )  
    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下,与跨国流通组织的全球拓展相伴随的是全球劳动力的分化与整合,不计其数的劳动力被纳入到跨国流通组织的全球空间,跨国流通组织凭借资本权力关系在异质空间的销售与采购,建立了一个结构化的劳动控制网络,形成工人阶级的分裂和分散化。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下跨国流通组织所主张的管理理念和认同的管理实践,只不过是对福特制进行了一些表面性的粗浅修饰,并没有触及福特制劳动分工的本质。因此,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中的跨国流通组织在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解构与重构中,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资本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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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与世界
    欧盟气候变化多层治理机制 ——兼论与国际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比较
    刘华
    2013, 47 (5):  47-55.  DOI:
    摘要 ( )   PDF(1767KB) ( )  
    欧盟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治理模式,基于此种模式,欧盟又率先形成了地区性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将气候治理的理念和目标分解到具体的气候政策中并取得了实效。通过该机制与国际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比较研究,进一步体现出欧盟在该领域的开创性,同时也为研究欧盟机制与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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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望外交:寻求权力与承认的政治
    陈迎春
    2013, 47 (5):  56-63.  DOI:
    摘要 ( )   PDF(1736KB) ( )  
    威望外交是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个较少引起关注但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在国际事务中,威望外交体现的是维护本国声誉和威望的能力。它由四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即战略意志、战略威慑能力、国家信誉和战略边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中不乏关于威望外交的丰富的思想遗产, 中国应该合理汲取,并依据自己的国力限度与利益分布范围,从威慑力、公信力、吸引力、创造力等四个方面开展威望外交,塑造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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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新时期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向理论探索的历程考察 ——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文献为主要依据
    杨德山
    2013, 47 (5):  64-72.  DOI:
    摘要 ( )   PDF(1884KB) ( )  
    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建设方向进行了积极探索。首先,吸取以 “四大”为形式的“大民主”的教训,提出了“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向主张;其次,根据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提升了法制化的层次;再次,因应新世纪的形势,提出了民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目标。缕析这一进程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规律和内涵,也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它深入发展的信心和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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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思潮评介
    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来源探析
    刘建成
    2013, 47 (5):  73-79.  DOI:
    摘要 ( )   PDF(1438KB) ( )  
    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来源从总体上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女权主义及其发展,二是传统科学观及其批判,三是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具体而言,则包括四个方面:源自女性心理的性别意识 、女权主义的解放政治观、科技理性反思和同情性认识模式思想。由女性心理和性别意识衍生出了性别压迫和性别平等理念;女权主义解放政治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基因经过多次嬗变导出了男性与女性、男性认识与女性认识的二元界分;科技理性反思蕴含着信念的可变性观念,并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知识生成的社会过程的性别因素标准;同情性认识模式则满足了人们关于知识来源的价值追问,提出了认识的相对性、非中立性以及主体偏好的存在性思想。通过梳理上述四个要素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系,意在说明,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西方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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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与权力:一个社会经济学角度的观察和思考
    陈翔云1,袁晓燕2
    2013, 47 (5):  80-89.  DOI:
    摘要 ( )   PDF(1804KB) ( )  
    女性获得解放来自政府政策的支持与自身对其生育行为的控制,接受更多教育是女性获得权力的有效途径。传统的权力部门是企业和政府部门,通过研究女性高管和女性政府官员,本文对男女在权力部门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在企业中,女性能进入企业高管的比例远低于男性,但现存企业女性高管比例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女性高管在企业决策方面也和男性存在着显著的不同;而女性政府官员则对于腐败的容忍度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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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在社会的后现代状况:实在、知识与主体
    刘永谋1,吴林海2,叶美兰3
    2013, 47 (5):  90-95.  DOI:
    摘要 ( )   PDF(1286KB) ( )  
    物联网发展成泛在网,推动当代社会进一步朝着后现代的方向发展。泛在社会的后现代性集中表现在实在、知识和主体在泛在社会中的后现代转变。泛在社会是全面虚拟的社会,实在与虚拟的区分将彻底消失,知识及其基础将被消解,主体观念将被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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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葛晨虹
    2013, 47 (5):  96-103.  DOI:
    摘要 ( )   PDF(1754KB) ( )  
    后现代主义是产生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理论范式和社会思潮。其“解构”理论在强调解放思想、张扬个性和主体思考、重构人际关系方面,提供了积极的思维方式。但“解构”在后现代思想尤其是“消极的”后现代那里,表现为一种注重“破旧”解构、疏于“立新”建构的否定性思维方式,在“解构”及“价值祛魅”思维中,传统的真善美的意义深度、价值的普遍性和相对确定性也被消解了,而在一味强调多元性、个性自由、不确定性等社会及其价值的“碎片化”过程中,也易走向价值相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因此,对后现代理论范式及价值思潮的辩证把握和反思,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以及文化价值导向,对坚守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文化生态和共同价值观、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国家精神培育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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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教材.教改
    关于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思考
    陈答才,任晓伟
    2013, 47 (5):  104-108.  DOI:
    摘要 ( )   PDF(984KB) (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必须要适应当代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整体背景,坚持高端引领,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观念;优化博士生课程的设置,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模式;加强博士生参与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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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
    大道致远薪火传 ——我眼中的《教学与研究》
    季正矩
    2013, 47 (5):  109-110.  DOI:
    摘要 ( )  
    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时,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课外必读的一本重要期刊就是《教学与研究》。当时,我最喜欢看的是“研究述评”、“教学难点解析”等栏目。我从“研究述评”栏目中了解到了理论界有关重要问题的研究动态和主要不同观点及其根据,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感受到理论研究的乐趣,觉得研究一个问题不像中小学时那样需要一个明确的标准答案,关键是要言之有物、论之有据、以理服人。而“教学难点解析”栏目使我对一些重要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使自己困惑的一些问题有了豁然开朗、醍醐灌顶的感觉。当然,由于自己专业知识面和学术训练很有限,一开始时觉得一些论文很高深、很难懂,但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和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以及主要观点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被一些专家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理论功底深深折服,他们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这也迫使自己对一些觉得难懂的论文反复看,几遍下来,这些文章的选题谋篇、遣词造句、精彩论证对自己的思维训练和知识积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说,《教学与研究》杂志是使我产生理论研究兴趣的不会说话的老师。
      从大三开始,我决定考硕士研究生,当时全国硕士研究生招收人数少得可怜,竞争十分激烈,必须下苦功夫。由于当时没有像今天如此火爆的考研辅导班和琳琅满目的辅导材料,所以只能反复看不同版本的教材、专业研究杂志以及很少的理论专著,特别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教学与研究》杂志就成为我必不可少的阅读期刊,现在一些很有名气的专家学者的名字在当时曾经经常出现在杂志上,令自己心生羡慕,向往着自己将来也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可以说,《教学与研究》杂志是使我考取硕士研究生的良师益友。
      读研究生期间,《教学与研究》成为我的案头必备杂志,自己像初生牛犊一样,贪婪地汲取着《教学与研究》等一些高质量的理论杂志提供的理论养料,自己的理论眼界逐渐开阔起来,理论素养也慢慢有了提升。可以说,像我的研究生导师一样,《教学与研究》杂志是使我走向理论研究道路的重要领路人。
      20世纪90年代初,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与编辑工作,先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编辑部,后到《国际共运史研究》杂志(后来改名为现今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编辑部工作。当时,我没有编辑经验,可以说是从头学起。巧合的是,和我就读同一所高中和大学而且研究生同一个专业的老乡高自龙先生当时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工作,高自龙先生长我两岁,待人亲切,对我十分关照。我当时单身,平常没事时特别是周末就往高自龙先生那里去讨教当编辑的经验,当然也包括蹭饭和侃大山,这样我就近距离地走进了《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看到了堆成小山似的文稿,看到了被不同颜色修改的文章。自然,慢慢也认识了编辑部的专家和同仁们,特别是许征帆教授,他做学问很严谨,对研究生要求严格,看上去很严肃,经常在杂志上拜读他写的一篇篇大作,觉得他可能不好接近。而实际上他很平易近人,有时也开个玩笑,经常看到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骑着一个半新的自行车到书店买书或者上下班。可以说,《教学与研究》杂志是我学习杂志编辑工作经验的最初的老师之一。
      随着《教学与研究》杂志事业的发展壮大,编辑部规模不断扩大,杂志栏目不断丰富和完善,杂志增加了印张,改为月刊,杂志也先后经历了几任主编和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但我个人与《教学与研究》杂志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也非常关注杂志的选题、栏目设置和办刊风格,一直把《教学与研究》作为学习的榜样,也曾经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过文章,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编辑部同志的敬业负责精神。杨耕教授、李景治教授、梁树发教授、齐鹏飞教授等,都是我十分敬重的知名专家。李文苓、刘蔚然等既是学有专攻的专家,又是具有丰富办刊经验的资深编辑,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也经常遇到她们。参加工作20多年来,我的工作任务和职务也发生一些变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并先后担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主编、社委会主任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委会主任,为了推进研究工作和学术交流,研究所举办理论研讨会、杂志举办选题座谈会时,我们也经常邀请《教学与研究》杂志的同仁一起相互切磋。我记得,为搞好杂志宣传和征订工作,《教学与研究》杂志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连续几年相互刊登对方简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上,我经常遇到李景治教授、梁树发教授,有机会就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2012年1月,我还应邀参加了《教学与研究》杂志举办的选题座谈会,会上我真切地感受到编辑部同志们的虚心、开明、严谨、开拓和创新精神。
      《教学与研究》杂志至今已经走过了60个春秋,一路走来,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凝聚了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和不懈追求,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刊发了很多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章,培育了一批批的作者队伍,拥有了一代代的读者群。杂志之所以经久不衰、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杂志坚持一以贯之的办刊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办刊特色,在竞争激烈的期刊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黑格尔说过,无差别的东西,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办杂志又何尝不是如此。杂志如果没有特色,千篇一律,就不会有持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教学与研究》杂志一直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直面现实,不回避矛盾和问题,理直气壮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鲜明地批驳各种错误思潮。二是实现了读者、编者和作者的良性互动,培育和保持了比较固定的读者群体,建立了一支高水平的专家作者队伍,保证了稿源的优质性和持续性。《教学与研究》杂志经常举办各种座谈会、发放读者和作者调查表,广泛征求意见和选题,集思广益,从谏如流。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们不辞辛苦,经常参加各种研讨会,及时发现和挖掘好选题、好稿子,经常约请一些知名专家撰稿。三是专家办刊,行家当编辑。学术杂志的编辑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编辑,单纯的文字加工和错别字校对是远远不够的,不了解和及时把握理论前沿和研究动态,游离于专业圈子外面,就不能进行学术对话,也不太可能准确辨别出来稿的优劣高下。《教学与研究》杂志历任主编都是理论界的著名专家,有很高的理论造诣和学术声望;杂志编辑部的每一位编辑都是术业有专攻、理论素养高、视野开阔的学者。四是杂志有名牌栏目和每期有招牌文章。《教学与研究》杂志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深入探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及时反映理论热点和难点问题,为广大教学研究人员提供平台、助力和参考资料。五是坚持良好的学风。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上的功利和浮躁之风不可避免地渗透和波及方方面面。《教学与研究》杂志坚持“双百”方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追求学术和学问,不断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节日的绚丽烟火总要熄灭,鲜艳的盛装总要脱去,华丽斑驳的油彩总要被洗尽,宏大的工程总要被风化掉,美妙的舞会总有曲终人散时,而人类智慧的星空却永远明亮,播种着人类的精神家园,信念之光照耀着人类不断前行的道路。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祝愿《教学与研究》杂志为传播真理之火,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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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
    在《教学与研究》学做编辑,更学做人
    ——怀念孙铁林老师
    王学敏
    2013, 47 (5):  111-112.  DOI:
    摘要 ( )  
    今年是《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坚守着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服务这一办刊宗旨,《教学与研究》已走过整整一个甲子。
    我于1982年毕业留校,有幸被分配到《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工作,直至2009年退休,在这里工作了27年。《教学与研究》给予我太多太多,可以说这里是我的一所学校,在这里我跟各位老师学做编辑,更学做人。
       《教学与研究》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她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工作在这里的人都感觉到这个集体充满正气和温暖,工作起来快乐、舒心;让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同志对这个集体永远怀有留恋之情;让那么多的优秀学者愿意把自己最有质量的学术成果交由这里发表。究其原因,不得不说《教学与研究》无论怎样发展变化,一直有一种传统和精神维系,虽然没有人对其作出过准确的概括,但大家又都承认她的存在。
       这次我有幸参与为纪念创刊—甲子而进行的“《教学与研究》6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选”的评选工作,重新翻看自己在这里工作近30年期间参与编辑的文章,在这里工作的情形以及这一篇篇文章背后的故事浮上脑际,我仿佛回望到自己成长的足迹,也更清晰地感触到《教学与研究》的传统和精神对自己的浸润。
       在这一时刻,也让我感觉内心的巨大遗憾,好几位为《教学与研究》做出贡献的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不能与我们一起见证《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这一光荣的时刻。想到此,让我特别地怀念他们,也让我更加思念我的恩师孙铁林老师。孙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今天回忆起孙老师的点点滴滴,让我对《教学与研究》的传统与精神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更感佩孙老师的敬业和为人,正是对《教学与研究》传统和精神的最好诠释。
    凡是与孙老师共过事的人,说起他,一致的评价是:“那可是难得的好人”;凡是与孙老师打过交道的作者,无不被他那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所折服。对此,我应该说是有相当的发言权。因为从我1982年到编辑部工作,直至孙老师退休,我们一直在一个组工作,更准确地说,孙老师在这里指导我工作了十一年。我觉得,不夸张地说,了解孙老师的故事,就能知晓《教学与研究》传统与精神的内涵,知晓《教学与研究》在作者、读者中的好名声是靠怎样做事与做人的态度赢得的。
    我忘不了孙老师怎样手把手地教我做编辑。从写审稿意见开始,教我如何判断文章的学术价值,如何才能提出准确的修改意见,甚至连我最初写给作者的关于稿件修改意见的信,都要亲自动笔修改,不仅帮我推敲修改意见,还细致到教我如何与作者沟通,提醒我注意,既要讲明修改的理由和要求,同时要注意对作者的尊重和礼貌。真是既耐心,又周到。对我一些幼稚的看法和做法,从来都是循循善诱,没有一次疾言厉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修改过的稿件,老师都要拿去再做修改。正是在这样手把手的指导下,我渐渐地领悟了作为一名优秀的编辑所需要的素质,在这样的“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懂得了这份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要做好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忘不了孙老师对工作是怎样的追求完美,精益求精。每一篇采用的稿件,从大小标题、谋篇布局、理论观点、遣词造句,甚至标点符号,无不翻来覆去,精心推敲。改动过的文字都书写得端端正正,就连校对符号都标注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十多年时间里,就我亲眼所见,可以说从来如此,无一例外。
    我忘不了孙老师对这份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年复一年默默无闻地付出,永远是那么的淡定、无怨无悔。为发掘好的选题,为修改好一篇篇稿子,老师带着我,一人一辆自行车,一年四季,无论寒暑,奔波于各位作者的单位和家中;与外地的作者,为一篇稿子,常常反复通信沟通,稿件几经修改方能定稿。我还记得为了几篇教学改革的文章,孙老师竟带着我,到作者的课堂去听课,实地感受教学效果。这些往事每每想起,一幅幅的画面就随之呈现在脑海,又像在眼前。
    我忘不了孙老师只要是编辑部工作需要,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永远无私奉献。这里仅举一例,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为了梳理、记录《教学与研究》的历史,孙老师不辞辛苦,带着李文苓,搜集、整理相关档案资料,遍访对《教学与研究》历史有所了解的人,特别是一些重要事件的当事人,最后写下了《〈教学与研究〉四十年》这篇论文,这是迄今为止对《教学与研究》历史最详细、准确的记述,为我们今天整理、续写60年的历史提供了基础。
    我忘不了孙老师对同事永远是温暖如春。一想到孙老师,我就会记起那样一段日子:在到编辑部工作两年后,我做了母亲,由于缺乏经验,孩子小的时候经常生病,而我那时又在职读研究生,一边是生病的孩子,一边是工作和学业,常常忙得我焦头烂额,顾东顾不了西。编辑部老师纷纷伸出援手,孙老师更是体谅我的难处,尽可能地照顾我,为我减轻工作上的压力,使我度过了这一段困难时期,并且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而孙老师自己,在我们共事的这些年,家庭负担一直很重,相继有四位亲人因病去世,但他从来都不声张,默默承受,最怕给别人添麻烦。每当这时,编辑部同志最无奈的就是,孙老师坚决不让别人分担他的工作,总是说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对手头的工作,该编发的稿件,一如既往,丝毫不打折扣。
    孙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在孙老师身上,集中体现了《教学与研究》人认同的传统与精神。今天,已经创刊60年的《教学与研究》又要迈上新的征程。值得告慰孙老师和各位前辈的是,你们的努力和贡献已经写进《教学与研究》的历史,优秀的传统和精神已经融入新一代人的血脉,被传承并续写着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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