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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0257-2826  CN 11-1454/G4

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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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抓好三个转变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方福前
    2013, 47 (4):  5-13.  DOI:
    摘要 ( )   PDF(1828KB) ( )  
     深化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需要着重抓好三个转变:发展定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变到“使多数人都富起来”;发展策略由“低工资低物价”转变到“更多地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差别化地提高劳动者报酬、部分农副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分配改革的重点由收入再分配转变到收入初次分配和财富再分配。当前的改革要特别关注和解决财富占有不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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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文化下的财政监督:从参与到治理
    李燕,王威
    2013, 47 (4):  14-20.  DOI:
    摘要 ( )   PDF(1434KB) ( )  
    从协商式民主文化出发考虑财政监督的意义,会发现财政监督体系是否完整与财政活动多元参与者密切相关,财政监督不是独立于管理的过程,而是基于受托财政责任关系的要求而进行的控制活动。构建民主文化下完整的财政监督体系的重点是在参与式治理的基础上有序地推动监督财政。预算监督作为控制政府施政最为有效的工具,与民主成长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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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公民社会价值理念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有限意义
    ——以“社会整体三分法”模型为分析对象
    刘敬鲁
    2013, 47 (4):  21-27.  DOI:
    摘要 ( )   PDF(1288KB) ( )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西方现代化之重要成果的狭义的“公民社会”,在实践范围上与我国社会管理所说的“社会”具有部分相关度;公民社会的主要价值理念,在根本方向上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需要的价值理念不相符合,只是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次要目标上具有补充和辅助的借鉴价值;公民社会的价值观的实质精神是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至上,对于我国社会管理的根本价值观——人民群众整体的“社会”福祉优先是异质的,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是非实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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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前沿
    感性活动与感性解放:论经济学人性假设的重建
    高德步
    2013, 47 (4):  28-36.  DOI:
    摘要 ( )   PDF(1871KB) ( )  
    人既是理性的存在也是感性的存在,但首先是感性的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在片面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上,导致了一系列逻辑与历史的矛盾。马克思创立感性活动理论,提出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概念,把人的感性从本体论层面提升到实践论高度。中国经济学当代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人的感性从理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经济学建立在真实的人性基础之上,依据马克思感性活动理论,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建立有感性特色的中国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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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共产主义”是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吗?
    龙霞
    2013, 47 (4):  37-44.  DOI:
    摘要 ( )   PDF(1566KB) ( )  
    为抵御共产主义理念所遭遇实证化的阐释误区,有学者提出应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定位于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本文经过考察后认为,这一做法不可避免会导致如下“后果”:首先会消解掉马克思哲学探索社会现实总体这一根本主旨;其次会掩盖了马克思与康德对“人作为有限存在者”的理解差异;最后则抹煞了共产主义观念与康德调节性理念在“超越性(理想)”意涵上的不同。因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并不能看作是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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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辩证法的两个维度及其关系
    黄志军
    2013, 47 (4):  45-50.  DOI:
    摘要 ( )   PDF(1139KB) ( )  
    实践辩证法一开始就是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而提出和论证的,是批判和超越传统教科书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成果。在我国新时期的辩证法研究中,注重实践辩证法成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倾向,但由于对文本的选择和解释框架不同,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本文在细读《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基础上,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语境中,劳动异化辩证法和交往异化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的两个维度,它们相互支撑相互为用,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实质内容。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并不存在“断裂”,相反,倒是充分显示了人的实践活动中价值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必要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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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与世界
    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的基本框架与优先序选择构想 ——以“资源禀赋—行为能力”为分析框架
    黄金辉,丁忠毅
    2013, 47 (4):  51-61.  DOI:
    摘要 ( )   PDF(2262KB) ( )  
    软实力建设已上升至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高度。根据当前国际软实力竞争态势和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现状,准确定位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战略目标,并根据中国软实力建设资源禀赋的特点,合理选择软实力建设的战略举措与推进的优先序,是充分发挥中国软实力建设后发优势、实现软实力水平持续快速提升的关键。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的基本框架,主要涵盖战略目标定位、主要战略举措两方面的内容。从“资源禀赋—行为能力”分析框架审视,中国软实力建设方略主要包括软实力资源开发和资源运用能力两大战略举措集群。在软实力建设的优先序选择上,应以着力推进执政党、政府和民众价值观转型与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全面制度创新,内聚民心,外增互信,实现软实力建设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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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国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
    檀有志
    2013, 47 (4):  62-70.  DOI:
    摘要 ( )   PDF(2069KB) ( )  
    在国际话语权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中国在话语权问题上仍存在着多重困局。着眼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唯有对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构建从多个方面进行精巧的顶层设计,方能更好地实现、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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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探析:侧重于软实力的视角
    冯永利1,方长平2
    2013, 47 (4):  71-78.  DOI:
    摘要 ( )   PDF(1674KB) ( )  
    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复杂变化,在周边安全环境总体稳定的同时,东部和南部的海疆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的军事安全形势显得尤为严峻。如何应对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本文认为在加强硬实力的同时,应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出发,进一步加强在周边安全战略中软实力战略实施,当前特别要重视增强中国周边外交中的议程设置能力,提高中国对外政策中“外交精英”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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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论纲
    王炳林1,张立梅2
    2013, 47 (4):  79-86.  DOI:
    摘要 ( )   PDF(1504KB) ( )  
    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质量,需要明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建立学科建设原则,探讨学科建设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研究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为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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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对事实不敏感”的正义原则
    ——评柯亨对罗尔斯建构主义的批评
    邱娟
    2013, 47 (4):  87-92.  DOI:
    摘要 ( )   PDF(1189KB) ( )  
    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亨声称罗尔斯通过建构程序确立的正义原则不是根本的正义原则,因为它需要依赖普遍的事实,最根本的正义原则应当是“对事实不敏感”的运气平等主义。当前针对柯亨这一观点的批评主要强调“更为根本的原则可以是一种方法论的原则而非具有实质内容的规范原则”。本文力图证明:从这一角度给出的回应容易引发“规范”和“方法”的循环争论。实际上,柯亨是在逻辑的层面而不是在经验的层面坚持事实不敏感理论,他所理解的对事实不敏感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以事实为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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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思想品德教育目的再审视
    邱吉
    2013, 47 (4):  93-101.  DOI:
    摘要 ( )   PDF(2035KB) ( )  
    思想品德教育目的是其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影响并决定着教育的全过程。当代中国思想品德教育中“模塑化”的教育机制使受教育者内在活力受到抑制,加之教育者受现实功利机制驱动、受教育者行为动机与“模塑化”机制相顺应等因素的影响,使教育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既定目标。破解这一难题,首先需要厘清思想品德教育目的二重性特征及关系,才能从人本出发确立思想品德教育的基准点,正确解读新时期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并通过建构公平正义的公共生活,为品德教育提供营养丰富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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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育人
    段海超
    2013, 47 (4):  102-105.  DOI:
    摘要 ( )   PDF(774KB) ( )  
    文化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文化传承创新、价值导引、以人为本等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育人的价值维度。确立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意识、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提升文化育人的实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育人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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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
    首善之刊以铸以陶
    ——《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有感
    张雷声
    2013, 47 (4):  106-107.  DOI:
    摘要 ( )  
    称《教学与研究》为首善之刊,不仅因为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中是首屈一指的学术刊物,也不仅因为它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2010—2011年的CSSCI来源期刊目录公告中位列马克思主义类刊物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理论工作者。从1953年创刊起,岁月之河已在它身旁流逝了60个春秋,而在这岁月的里程中,它以自身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卓越,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我是《教学与研究》的读者,也是它的作者。从1989年我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起,我和它就结下了不解的学术之缘。24年来,我先后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16篇论文。这里,既然提到了“第一篇”和16篇的总数之说,我想,还是应该从第一篇说起。
    发表在《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3期上的《拉丁美洲“依附论”简析》一文,是我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所任教不久所做的一篇评析性论文,也是我关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内容之一。
    1987年7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研究生学习期间,我的专业领域是“《资本论》研究”。毕业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所工作,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领域的转型问题。在经过一番痛苦思索和资料考证之后,我确定了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当时,这个研究方向并不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可以查找到的中文文献也是极少的。但是,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既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的一段空缺,同时,又确确实实可以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时提供一定的经验或教训方面的参考和借鉴。因此,它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促使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完成了这一研究方向的第一篇论文。由于当时对这个方向的研究刚刚起步,所以在论文写作中存在着一些很不周延的地方。我还很清晰地记得,当时《教学与研究》的副主编任大奎编审,亲自和我谈论文的写作要求和技巧,指出我论文写作中的不足,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这对我之后的教学与研究生涯来说,是一次极有针对性的、极为宝贵而难得的学习机会,使我对如何写作论文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也意识到对一个教师来说,论文写作既是一项能力又是一个平台。此后,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直把论文写作看作“看家本领”,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的能力。这篇论文发表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激动,难以言表。它坚定了我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方向,它给了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的信心,同时也使我更加刻苦勤奋。这样,才有了自第一篇至今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16篇论文的总数。对于当时刚刚踏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之路的青年教师来说,能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论文是莫大的荣耀和鼓励。这种荣耀和鼓励,成就了我的学术生涯。《教学与研究》在培育人才、铸陶天下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作为《教学与研究》的一个读者、作者,我和它的编辑有着很多的学术交往。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只有五位女编辑。因为她们个个都美丽大方,更因为她们个个都饱含着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给刊物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因而在学术圈子里被誉称为“五朵金花”。“五朵金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她们敬业乐群。她们不仅术有专攻,而且拥有研究专长,具有理论的底蕴、文学的修养和政治的敏锐。既能从编辑的角度同时又能从专业的角度对作者的论文指出不足并提出建议,保证了论文发表的学术水准。她们能够迅速地捕捉到理论发展的信息、教学中的热点和难点,提出前沿的并能引起理论界关注的选题,她们不是坐等稿件,而是主动在专家学者中组稿,保证了刊物的质量。多年如斯,诲人不倦,如此坚持,有口皆碑。她们正是凭借着这样的精神风貌、这样的办刊思路、这样的工作作风,聚集了广泛而稳定的、遍及全国的作者队伍,其中既有年高德劭的名家,也有锐气勃发的中青年学者。有人把好教师比作“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好编辑何尝不是!有人认为,学术界的大师以其思想对同行和后来者产生着重要影响,名师以精湛的教学和精深的研究培养和教育着下一代,而我们的编辑何尝不是在通过提升刊物质量扶持着一批又一批的学者!《教学与研究》的编辑在培育人才、铸陶天下方面是功德无量的。
    《教学与研究》60 年走过的路是辉煌的,已凝练了它厚重的底蕴,奠定了它未来发展的基础。有过去的历程作借鉴,有新的精神作鼓舞,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将风光无限,再创辉煌,发展成为更有学术活力、更富学术魅力的高品位学术期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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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从这里起航 ——也谈我和《教学与研究》的学术情缘
    江怡
    2013, 47 (4):  108-109.  DOI:
    摘要 ( )  
    在人们一般印象中,博士论文通常是学者们成名时的第一部作品。的确,如罗素的博士论文《论几何学的基础》、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论司各特的范畴理论》等,都使他们在当时名噪一时,由此奠定了他们后来发展的基础。我的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也是我的第一本书《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文化》的来源。但我更想说,学者们最初发表的文章却往往成为他们难以忘怀的记忆。我最初有分量、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就是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
    1985年我从南开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担任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工作。当时,担任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的郑杭生教授带领教研室的全体成员编写《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思潮》。最初给我分配的任务是语言哲学部分,后来考虑到西方宗教哲学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郑老师的意见,由我承担新托马斯主义哲学的内容。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翻阅了当时可以找到的关于新托马斯主义的所有中文材料,还查阅到了一些西方文献,最后写成了一万余字的《新托马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分析批判新托马斯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文章完成后得到了郑老师的好评,他主动推荐到《教学与研究》发表。
    虽然我的学术处女作《黑格尔与罗素哲学史观之比较》已于1985年发表在我的大学母校四川师范大学(当时称作“四川师范学院”)的学报上,但我在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还没有先例。《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收到我的文章后很快给予了答复,对文章提出了部分修改意见。不久,我的文章《新托马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就发表在了《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6期上。这是我在真正具有学术研究意义的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标志着我的学术研究生涯的开始。正是在这篇文章发表的鼓励下,我当时给《哲学译丛》杂志投送了一篇译文《罗素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没想到也很快在1986年第6期发表了。从此以后,我似乎对发表文章的热情高涨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连续发表了九篇文章、三篇译文,还出版了一本译著,参与编写三本教材和著作,发表论文的报刊分别有《光明日报》、《哲学动态》、《现代哲学》、《辽宁大学学报》、《读书》、《世界哲学年鉴》、《中国哲学年鉴》等。但所有这些都与《教学与研究》分不开,因为正是她,引导我开始走向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自文章发表至今,转瞬已有26年。在这随后的年月里,我总会想到《教学与研究》给我的鼓励和力量。无论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课堂上,还是在牛津大学的校园里,无论是在建国门内大街的科研大楼里,还是在哈佛大学的埃默森楼上,我时常会怀念我在人大校园的日子,回忆起在人大文科资料楼里的时光。但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教学与研究》让我学会了如何以批评的眼光分析各种思想,如何用严谨的态度对待不同的理论——通过《新托马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文章的写作,我从中学习到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学术研究必须从文本出发,要根据哲学家的著作阐发他们的思想,而不能简单地根据二手资料的介绍;第二,对任何思想的理解都要采取批判的态度,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方法,对包括新托马斯主义和分析哲学等西方哲学思想给予恰当的分析。
    虽然我在《新托马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表现出的批判意识尚显幼稚,但《教学与研究》却教会了我如何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我所研究的任何一个问题,告诉了我如何站在一种立场上去批判地考察哲学家们的思想观念。当然,观念的考察需要的是对哲学家论证的深入分析,思想的批判更需要站在哲学家的观念之上去审视判断。例如,新托马斯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宗教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如何加以评价,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但如果仅仅是以贴标签的方式批判这种哲学,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抓住这种哲学的要害所在。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立场上,才能看清这种哲学的历史地位;也只有从时代的历史特征中,才能分辨这种哲学的基本取向。一旦能够把马里坦的思想与阿奎那的宗教观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从路德新教改革之后的西方基督教发展的历史角度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人类的精神追求与理性认识之间矛盾的产物。一旦可以把新托马斯主义哲学的实质揭示出来,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哲学为何在当代哲学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收。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很好地认识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和思想关系的说明。虽然分析哲学家们声称只有通过语言分析才能理解思想,但对思想的理解却往往是可以超出语言分析的活动。如果仅仅把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停留在“语言转向”后的语言哲学,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分析哲学在20世纪的英美各国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哲学家们把整个世纪称作“分析的时代”。因此,这就需要我们认真考察“语言的转向”为当代哲学带来巨大变化背后的真正根源,特别是要认清分析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真实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分析哲学的性质和历史地位给出正确的评价。
    应当说,经历了30多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我在自己的学习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回想起来,这些成绩的取得,都要感谢《教学与研究》。因为正是她,让我学会了如何思考,如何批判地分析考察各种哲学思想,如何从历史的演变中认识当代哲学的地位。正是从这里,我开始了自己的思想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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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魅力与编辑部文化
    ——追忆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工作的日子
    马克锋
    2013, 47 (4):  110-112.  DOI:
    摘要 ( )  

    到2013年,《教学与研究》就整整60周岁了,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六十为一甲子,预示着审视过去,开拓未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我曾经在编辑部工作过几年,离开后又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过数篇论文,集读者、编者、作者三者身份为一体,编辑部约我写篇纪念文章。同时,为了唤回我的记忆,他们还特意将《教学与研究》纪念50周年与近来刚刚发表的纪念60周年的文稿打包发给我,供我参考。读完这些饱含深情的文稿,一下子把我拉回到那个岁月,满脑子几乎全是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与生活的画面,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如果不把我的感受与体会写出来,那么我不但无法给约稿者一个说法,而且就我内心而言,也肯定是过不去的。现在已经是凌晨了,我从床上下来,重新穿好衣服,坐在电脑前,逐渐整理思路,开始我的回忆。
    圆梦。我至今依然特别清楚地记得,那是1997年夏季的某一天,孔伟问我,《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现在需要一个编辑,你愿不愿意去?我当时听了,喜出望外,急忙回答,去。一个字,几乎没有犹豫。回到家里说起此事,夫人与岳父不大同意。理由是,在高校工作,教师为主,编辑属于教辅,希望我慎重考虑。同事也对我的调动疑惑不解。最后,我还是顶住各种压力,毅然来到《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开始了我的编辑生涯。为什么如此执著呢?主要是我曾经有过一个编辑梦,一个大学毕业时就曾经追求与企盼而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职业梦想。大学毕业时的志向就是做个文字编辑,什么行政啊、教学啊、研究啊等等,在我当时的脑子里几乎没有考虑,一门心思就是做编辑。感觉编辑工作是那么神秘,那么神圣,任何职业都无法与之比拟!临近毕业,大多数同学都在复习考研,整天忙得不亦乐乎,而我却逍遥自在,脑子里只想着做编辑,就觉得只有编辑工作最好,也最适合我。当时真的是那样想的!但是,在我毕业的那一年,陕西来了一个指标,却不是我日思夜想的陕西人民出版社,而是陕西省高教局,而且属于二次分配。最后,我无奈去了宝鸡师范学院,走上了高校教书之路。那个沮丧与失落就别提了!记得刚到宝鸡师范学院的第一年,中国先秦史学会在宝鸡举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我是大会工作人员,会上见到一位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竟然分配到《人文杂志》编辑部做编辑,我的那个羡慕嫉妒恨啊,难以用语言文字形容。正是由于这个情结,所以,当孔伟问我的时候,我就明确表态愿意去编辑部工作。那是我人生一大梦想与追求啊!来到《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彻底圆了我青年时期的编辑梦。对此,我没有后悔。在此,要感谢孔伟!感谢《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压力。编辑部的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严格的工作流程和近乎苛刻的时间安排。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编辑不仅仅只是负责看稿、审稿,而是集选题策划、约稿、文字加工、三校为一身的全能者。对此,我以前真的没有体验,只是简单地认为编辑就是对现成文稿的编辑加工,根本没有想到编辑竟然要求是一个全才,文字加工仅仅是其中一环。在正式调入编辑部之前,我主要是负责编辑文稿,所编辑的文稿都是王学敏大姐转给我的,编辑技巧与基本要领主要是自己摸索,不懂的地方不时向其他编辑请教。整体感觉还比较轻松,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但是,正式调入编辑部之后,所有编辑工作都必须自己去做,包括选题策划、约请作者、文字加工、撰写一审意见以及校对等等。对于后面几项,我还能对付,当时感觉最难的是约稿。具体来说,就是策划与约稿的结合上,常常让我犯难。《教学与研究》是一个品牌刊物,经过几代前辈的努力,刊物已经有了自我定位。做编辑的,基本都是在刊物定位下,结合学术界的前沿问题研究,同时注重现实中国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制订来年选题。紧扣时代主题,关注学术热点,追踪理论前沿,这是《教学与研究》的特色。当时我们编辑分为四个小组,分别是哲学、经济学、国际政治与中国革命史。相对而言,哲学、经济学与国际政治都与现实联系紧密,拓展与发挥的空间比较大,而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尽管也有许多新进展,有些问题也讨论得比较热闹,但大家都明白,这一领域的研究,学者发挥的空间有限。我当时的主要困惑是选题策划与相应作者的衔接问题,也就是说,往往制订了一些不错也获得主编认可的选题,最后常常找不到合适的作者。结果后来发表的文章,大多不是原来的选题。选题计划落实率低,一直是我的短板。尽管领导们没说什么,但其不满,我时有察觉。寻找好的作者,建立适合《教学与研究》风格与特色的作者群,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其他组的编辑做得比我好多了,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差,主要原因是我性格比较内向,不擅长与人沟通,怕碰钉子。因为没有稳定的作者队伍,我常常穷于应付,时常稿子被二审、终审“枪毙”。当时手机还很少,联系主要靠BP机。一段时期,我一听到编辑部主任陈翔云呼我,就感觉大事不好,十分紧张,十有八九是送审稿被“枪毙”了,那个沮丧劲就别提了。
    获益。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工作的4年,尽管工作上压力很大,有时也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但总体感觉,还是收获很大,受益颇多。其中之一是,编辑工作中求实、细致、较真的习惯养成,使自己后来在指导学生与学术研究上有很大提升。长期的编辑校对工作,练成了自己的火眼金睛。文章中的病句与错别字,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后来在历史学院工作这十多年,不论是指导学生撰写论文,还是参加学生论文答辩,许多问题别的老师看不出来,但一般很难逃出我的眼睛。这个强项并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得益于《教学与研究》的编辑训练。在《教学与研究》工作期间,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不相信作者”。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不相信作者的水平,而是要求对作者使用的引文必须核对原文。我刚到编辑部时,曾经编辑过中共中央党校一位作者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讲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演变过程的,其中引用《邓小平文选》与中共中央的文件比较多,我没有逐条核实,后来在编后审读中发现有篇文献竟然题目中少了7个字。这是我编辑工作中出现的一次严重失误。编辑部按照制度,几乎扣完了我当月的奖金。对此,有的同事为我抱打不平,让我去找主编申诉。但是我没有去做,自知理亏。通过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警醒。从此以后,凡是我能够查到的文献,务必去核实。而且每次核对原文,都不同程度地发现错漏处。这个训练,对我后来从事写作也带来不少益处。在去《教学与研究》之前,我也发表过一些作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使用别人引文方面,没有核实校对,以讹传讹之处不少,看后令人汗颜。经过编辑训练之后,凡是使用别人引文,必须查找原文进一步核实;如果找不到原文,宁可不用。即使自己在平时阅读中摘抄下来的资料,在文章要发表前,必须再次核对原文,因为自己在摘抄中也难免出错。这个良好习惯的养成,是编辑部严格纪律约束的结果。另外,编辑部长期选题策划的磨砺,也使自己的学术眼光与学术品位有了较大提升。如今,无论是自己撰写论文,还是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学位论文选题,都有程度不同的新意。了解学术前沿,关注学术热点,在编辑部期间所养成的学术视野与学术洞察力,一直是我从事教学与研究实践的动力与能量。
    情谊。我依稀记得,我去编辑部工作是“五一”之后,但正式调去是9月初,大概与刘蔚然前后。因此,从资历上讲,李文苓、陈翔云、高自龙、孔伟、张立波他们比较早,具体到谁的资历更早,那就请他们自己排座次了,反正轮不到我。我与蔚然当时属于新人,毕恭毕敬,小心翼翼的,整天老师长老师短的,时常与老师们套近乎。老师们对我们都很好,感觉老师们都挺面善,很亲切。在我正式调来之前的那个暑假,编辑部与教育部社科司合作,在国防大学举办过一个大型暑期高校理论报告会。编辑部所有人员都参与会议服务,各司其职,互相协作,配合得很好,使那次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编辑部同仁的合作意识与团队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投身于这个团队的决心。在编辑部4年,大家去天津黄崖关参观,我们一起爬长城,一块摘野果,欣赏美景,畅谈国事,气氛融洽,其乐融融。编辑部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后,多位同事调走,编辑只剩下我、翔云、文苓、孔伟、蔚然5个人,除承担以前8个人的编辑工作外,我们还组织过一次规模不大的暑期讨论会。从会议主题设计到通知联络,从会议接待到组织与会者参观长城,我们5人齐心协力,通力合作,配合特别默契,没有埋怨,全是鼓励和支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编辑部文化。如今,“文化”一词比较时髦和流行。诸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举不胜举。创办60年的《教学与研究》,经过一代又一代编辑的经营与积淀,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编辑部文化。根据我的观察和感受,《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严肃的政治意识。杂志作为平面媒体,尽管没有报纸的影响大,但其理论与学术导向,仍然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教学与研究》创办60年,无论是主编也好,还是编辑也罢,已经换了好多任。历任主编与编辑尽管政治观点、学术背景不尽相同,思想意识各有偏好,但是大家共同遵守政治纪律,坚守底线,不追求轰动效应,与中央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我在编辑部做编辑时,主编曾经约我谈话,举了一个例子,说假如有人给顾顺章叛变翻案,这种文章可以在小的学校学报发表,但是绝对不能在《教学与研究》刊发,主要是《教学与研究》具有政策引领与方向性,它不同于一般刊物。《教学与研究》创办60年,树立了一个客观平实的品牌,没有发生一起政治性事故,难能可贵。第二,良好的合作意识。融洽与和谐的人际关系,亲密无间的同事情谊是合作的前提条件。这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及,不再赘述。关于合作,在编辑部表现为两个层面的合作。一个层面是组内编辑之间的合作,包括互通学科前沿信息,交流作者最新研究进展,共同制订和反复修改来年选题计划等等,大家毫不保留,绝不藏着掖着。我当时属于中共党史组,先后与学敏、文苓共事,体会很深。资源共享,共谋发展,追求双赢,基本是编辑部的主流。自龙与蔚然的合作,孔伟与立波的合作,同样如此。另一个方面是组与组之间的合作。包括交流学术信息,提供作者人选,校对文稿。这方面印象比较深的,通过自己的作者群,了解并反馈作者对其他栏目的看法。翔云经常通过她的作者,通报经济学教授对中共党史、政治学与哲学栏目的意见。好的意见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好;不好的意见立即改正。第三,专家直接参与选题策划。随着杂志竞争的激烈,闭门办刊已经成为过去时,新的形势要求杂志开门办刊。编辑部决定在每年年末,邀请在京的专家学者相聚编辑部,分别就各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学术热点发表看法,并提出较为具体的选题意见,帮助编辑打开思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编辑在吸收专家学者建议的基础上,制订出详细的选题计划,再次反馈给相关专家,请专家学者给予修改、补充。多次往来,使选题质量不断提高。而且,许多参会的专家正是编辑部的老作者。通过这种形式,进一步拉近了编辑与作者的距离。作者对杂志的鼓励与鞭策,也成为编辑部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转眼一算,我离开编辑部已经11年了。但是,《教学与研究》永远是我的家,编辑部几位漂亮的女编辑,成了我无话不谈的知心小妹。2006年,她们四人去韩国旅游,当时我正好在韩国访学。异国相见,倍感亲切,陪着几位小妹游览首尔,幸福万分。回国之后,我家里遭遇不幸,编辑部全体同事赶来医院,问长问短,出谋划策。她们还给我带来香烟、充值卡,细心的关爱,让我难以忘怀。王学敏、陈玲玲两位大姐也给我很大帮助,至今难忘。随后,她们多次到我家中看望,安慰我,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上给我以无私的帮助。如今,我只要在学校,一有时间,就去编辑部坐坐,和几位小妹聊天,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信马由缰,无拘无束,亲切自然。此情此景,只有在编辑部才能充分体会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无愧于我家,其温馨、祥和、融洽、合作的氛围与文化,常常令我难忘,魂牵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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