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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魅力与编辑部文化
——追忆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工作的日子
马克锋
2013, 47 (4):
110-112.
DOI:
到2013年，《教学与研究》就整整60周岁了，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六十为一甲子，预示着审视过去，开拓未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我曾经在编辑部工作过几年，离开后又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过数篇论文，集读者、编者、作者三者身份为一体，编辑部约我写篇纪念文章。同时，为了唤回我的记忆，他们还特意将《教学与研究》纪念50周年与近来刚刚发表的纪念60周年的文稿打包发给我，供我参考。读完这些饱含深情的文稿，一下子把我拉回到那个岁月，满脑子几乎全是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与生活的画面，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如果不把我的感受与体会写出来，那么我不但无法给约稿者一个说法，而且就我内心而言，也肯定是过不去的。现在已经是凌晨了，我从床上下来，重新穿好衣服，坐在电脑前，逐渐整理思路，开始我的回忆。
圆梦。我至今依然特别清楚地记得，那是1997年夏季的某一天，孔伟问我，《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现在需要一个编辑，你愿不愿意去？我当时听了，喜出望外，急忙回答，去。一个字，几乎没有犹豫。回到家里说起此事，夫人与岳父不大同意。理由是，在高校工作，教师为主，编辑属于教辅，希望我慎重考虑。同事也对我的调动疑惑不解。最后，我还是顶住各种压力，毅然来到《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开始了我的编辑生涯。为什么如此执著呢？主要是我曾经有过一个编辑梦，一个大学毕业时就曾经追求与企盼而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职业梦想。大学毕业时的志向就是做个文字编辑，什么行政啊、教学啊、研究啊等等，在我当时的脑子里几乎没有考虑，一门心思就是做编辑。感觉编辑工作是那么神秘，那么神圣，任何职业都无法与之比拟！临近毕业，大多数同学都在复习考研，整天忙得不亦乐乎，而我却逍遥自在，脑子里只想着做编辑，就觉得只有编辑工作最好，也最适合我。当时真的是那样想的！但是，在我毕业的那一年，陕西来了一个指标，却不是我日思夜想的陕西人民出版社，而是陕西省高教局，而且属于二次分配。最后，我无奈去了宝鸡师范学院，走上了高校教书之路。那个沮丧与失落就别提了！记得刚到宝鸡师范学院的第一年，中国先秦史学会在宝鸡举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我是大会工作人员，会上见到一位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竟然分配到《人文杂志》编辑部做编辑，我的那个羡慕嫉妒恨啊，难以用语言文字形容。正是由于这个情结，所以，当孔伟问我的时候，我就明确表态愿意去编辑部工作。那是我人生一大梦想与追求啊！来到《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彻底圆了我青年时期的编辑梦。对此，我没有后悔。在此，要感谢孔伟！感谢《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压力。编辑部的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严格的工作流程和近乎苛刻的时间安排。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编辑不仅仅只是负责看稿、审稿，而是集选题策划、约稿、文字加工、三校为一身的全能者。对此，我以前真的没有体验，只是简单地认为编辑就是对现成文稿的编辑加工，根本没有想到编辑竟然要求是一个全才，文字加工仅仅是其中一环。在正式调入编辑部之前，我主要是负责编辑文稿，所编辑的文稿都是王学敏大姐转给我的，编辑技巧与基本要领主要是自己摸索，不懂的地方不时向其他编辑请教。整体感觉还比较轻松，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但是，正式调入编辑部之后，所有编辑工作都必须自己去做，包括选题策划、约请作者、文字加工、撰写一审意见以及校对等等。对于后面几项，我还能对付，当时感觉最难的是约稿。具体来说，就是策划与约稿的结合上，常常让我犯难。《教学与研究》是一个品牌刊物，经过几代前辈的努力，刊物已经有了自我定位。做编辑的，基本都是在刊物定位下，结合学术界的前沿问题研究，同时注重现实中国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制订来年选题。紧扣时代主题，关注学术热点，追踪理论前沿，这是《教学与研究》的特色。当时我们编辑分为四个小组，分别是哲学、经济学、国际政治与中国革命史。相对而言，哲学、经济学与国际政治都与现实联系紧密，拓展与发挥的空间比较大，而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尽管也有许多新进展，有些问题也讨论得比较热闹，但大家都明白，这一领域的研究，学者发挥的空间有限。我当时的主要困惑是选题策划与相应作者的衔接问题，也就是说，往往制订了一些不错也获得主编认可的选题，最后常常找不到合适的作者。结果后来发表的文章，大多不是原来的选题。选题计划落实率低，一直是我的短板。尽管领导们没说什么，但其不满，我时有察觉。寻找好的作者，建立适合《教学与研究》风格与特色的作者群，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其他组的编辑做得比我好多了，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差，主要原因是我性格比较内向，不擅长与人沟通，怕碰钉子。因为没有稳定的作者队伍，我常常穷于应付，时常稿子被二审、终审“枪毙”。当时手机还很少，联系主要靠BP机。一段时期，我一听到编辑部主任陈翔云呼我，就感觉大事不好，十分紧张，十有八九是送审稿被“枪毙”了，那个沮丧劲就别提了。
获益。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工作的4年，尽管工作上压力很大，有时也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但总体感觉，还是收获很大，受益颇多。其中之一是，编辑工作中求实、细致、较真的习惯养成，使自己后来在指导学生与学术研究上有很大提升。长期的编辑校对工作，练成了自己的火眼金睛。文章中的病句与错别字，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后来在历史学院工作这十多年，不论是指导学生撰写论文，还是参加学生论文答辩，许多问题别的老师看不出来，但一般很难逃出我的眼睛。这个强项并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得益于《教学与研究》的编辑训练。在《教学与研究》工作期间，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不相信作者”。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不相信作者的水平，而是要求对作者使用的引文必须核对原文。我刚到编辑部时，曾经编辑过中共中央党校一位作者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讲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演变过程的，其中引用《邓小平文选》与中共中央的文件比较多，我没有逐条核实，后来在编后审读中发现有篇文献竟然题目中少了7个字。这是我编辑工作中出现的一次严重失误。编辑部按照制度，几乎扣完了我当月的奖金。对此，有的同事为我抱打不平，让我去找主编申诉。但是我没有去做，自知理亏。通过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警醒。从此以后，凡是我能够查到的文献，务必去核实。而且每次核对原文，都不同程度地发现错漏处。这个训练，对我后来从事写作也带来不少益处。在去《教学与研究》之前，我也发表过一些作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使用别人引文方面，没有核实校对，以讹传讹之处不少，看后令人汗颜。经过编辑训练之后，凡是使用别人引文，必须查找原文进一步核实；如果找不到原文，宁可不用。即使自己在平时阅读中摘抄下来的资料，在文章要发表前，必须再次核对原文，因为自己在摘抄中也难免出错。这个良好习惯的养成，是编辑部严格纪律约束的结果。另外，编辑部长期选题策划的磨砺，也使自己的学术眼光与学术品位有了较大提升。如今，无论是自己撰写论文，还是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学位论文选题，都有程度不同的新意。了解学术前沿，关注学术热点，在编辑部期间所养成的学术视野与学术洞察力，一直是我从事教学与研究实践的动力与能量。
情谊。我依稀记得，我去编辑部工作是“五一”之后，但正式调去是9月初，大概与刘蔚然前后。因此，从资历上讲，李文苓、陈翔云、高自龙、孔伟、张立波他们比较早，具体到谁的资历更早，那就请他们自己排座次了，反正轮不到我。我与蔚然当时属于新人，毕恭毕敬，小心翼翼的，整天老师长老师短的，时常与老师们套近乎。老师们对我们都很好，感觉老师们都挺面善，很亲切。在我正式调来之前的那个暑假，编辑部与教育部社科司合作，在国防大学举办过一个大型暑期高校理论报告会。编辑部所有人员都参与会议服务，各司其职，互相协作，配合得很好，使那次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编辑部同仁的合作意识与团队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投身于这个团队的决心。在编辑部4年，大家去天津黄崖关参观，我们一起爬长城，一块摘野果，欣赏美景，畅谈国事，气氛融洽，其乐融融。编辑部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后，多位同事调走，编辑只剩下我、翔云、文苓、孔伟、蔚然5个人，除承担以前8个人的编辑工作外，我们还组织过一次规模不大的暑期讨论会。从会议主题设计到通知联络，从会议接待到组织与会者参观长城，我们5人齐心协力，通力合作，配合特别默契，没有埋怨，全是鼓励和支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编辑部文化。如今，“文化”一词比较时髦和流行。诸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举不胜举。创办60年的《教学与研究》，经过一代又一代编辑的经营与积淀，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编辑部文化。根据我的观察和感受，《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严肃的政治意识。杂志作为平面媒体，尽管没有报纸的影响大，但其理论与学术导向，仍然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教学与研究》创办60年，无论是主编也好，还是编辑也罢，已经换了好多任。历任主编与编辑尽管政治观点、学术背景不尽相同，思想意识各有偏好，但是大家共同遵守政治纪律，坚守底线，不追求轰动效应，与中央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我在编辑部做编辑时，主编曾经约我谈话，举了一个例子，说假如有人给顾顺章叛变翻案，这种文章可以在小的学校学报发表，但是绝对不能在《教学与研究》刊发，主要是《教学与研究》具有政策引领与方向性，它不同于一般刊物。《教学与研究》创办60年，树立了一个客观平实的品牌，没有发生一起政治性事故，难能可贵。第二，良好的合作意识。融洽与和谐的人际关系，亲密无间的同事情谊是合作的前提条件。这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及，不再赘述。关于合作，在编辑部表现为两个层面的合作。一个层面是组内编辑之间的合作，包括互通学科前沿信息，交流作者最新研究进展，共同制订和反复修改来年选题计划等等，大家毫不保留，绝不藏着掖着。我当时属于中共党史组，先后与学敏、文苓共事，体会很深。资源共享，共谋发展，追求双赢，基本是编辑部的主流。自龙与蔚然的合作，孔伟与立波的合作，同样如此。另一个方面是组与组之间的合作。包括交流学术信息，提供作者人选，校对文稿。这方面印象比较深的，通过自己的作者群，了解并反馈作者对其他栏目的看法。翔云经常通过她的作者，通报经济学教授对中共党史、政治学与哲学栏目的意见。好的意见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好；不好的意见立即改正。第三，专家直接参与选题策划。随着杂志竞争的激烈，闭门办刊已经成为过去时，新的形势要求杂志开门办刊。编辑部决定在每年年末，邀请在京的专家学者相聚编辑部，分别就各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学术热点发表看法，并提出较为具体的选题意见，帮助编辑打开思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编辑在吸收专家学者建议的基础上，制订出详细的选题计划，再次反馈给相关专家，请专家学者给予修改、补充。多次往来，使选题质量不断提高。而且，许多参会的专家正是编辑部的老作者。通过这种形式，进一步拉近了编辑与作者的距离。作者对杂志的鼓励与鞭策，也成为编辑部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转眼一算，我离开编辑部已经11年了。但是，《教学与研究》永远是我的家，编辑部几位漂亮的女编辑，成了我无话不谈的知心小妹。2006年，她们四人去韩国旅游，当时我正好在韩国访学。异国相见，倍感亲切，陪着几位小妹游览首尔，幸福万分。回国之后，我家里遭遇不幸，编辑部全体同事赶来医院，问长问短，出谋划策。她们还给我带来香烟、充值卡，细心的关爱，让我难以忘怀。王学敏、陈玲玲两位大姐也给我很大帮助，至今难忘。随后，她们多次到我家中看望，安慰我，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上给我以无私的帮助。如今，我只要在学校，一有时间，就去编辑部坐坐，和几位小妹聊天，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信马由缰，无拘无束，亲切自然。此情此景，只有在编辑部才能充分体会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无愧于我家，其温馨、祥和、融洽、合作的氛围与文化，常常令我难忘，魂牵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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