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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变化中的价值观国际学术会议”概述
郑伟
2013, 47 (2):
100-103.
DOI:
“全球化与变化中的价值观国际学术会议”于2012年11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60人参加。会议就以下四个主题展开了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杨耕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韩震教授分别进行了大会致辞。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观的
变迁与价值多样
世界的全球化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也现实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文化生活。它不仅带来了价值关系的多样性和价值观的多元性，也带来了价值观与文化认同的危机。在对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认识过程中，始终穿插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两种不同向度。
在当下多样性价值观的起因方面，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塞尔教授认为，所有的人类制度现实都是由特定形式的语言表征创造的，这种语言表征可以被定义为有着相同逻辑结构的状态函数声明。制度实存在通过状态函数声明所导致的持续性存在中被保存了下来；没有了例外函数的状态函数制造了积极的和消极的权力。这些权力在权力、责任、义务等问题中创造了一种道义力量。这种道义力量一旦被认识到，它就给了人们一种付诸实践的渴望，具有了价值观色彩。美国纽约大学诺曼·列文认为，美国价值观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结果，并不是这些价值观创建了美国。美国德鲁大学麦格奈尔勾勒了美国文明规范和政治意志形态之间的连续性。他认为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美国的例外主义/美国优越主义是传统美国意识形态和共和党政策的化身，导致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孤立性。
价值关系与价值观的问题始终是中国价值哲学的基础研究领域。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兴起，这一领域愈发显得重要。北京师范大学吴向东教授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不仅是实然的关系，而且还是一种应然关系、价值关系，因而也成为作为价值意识的价值观所要处理的基本对象性关系。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依赖于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本体论立场和方法论预设。这种预设既为我们批判性地认识和解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也为我们探讨现实社会中合理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原则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前提和基本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宋友文认为，要重新审视“市民社会”之政治解放到“人类社会”之人类解放的过渡问题，即市民社会及其蕴涵的价值与规范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变迁和价值多样性，使得如何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成为一个重要时代课题。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除了加强基本理论研究之外，特别需要加强对有关思潮的辨析和洞察，通过比较研究，廓清民族精神认识上的迷雾，明确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厘清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今天讲民族精神，应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导致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出现的原因不在于现代文化精神本身，而在于对主体性、理性等的错误发挥和扭曲发展，在于人对自身与周围世界关系的不恰当处理。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认为，全球现代化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扩张且日益高涨的国族主义及其促成的帝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使全球文明蒙上了可怕的阴影。中国依然须处理好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的关系，使民族多样性的呈现有益于中华国族的重构。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世界视野成为中国哲学必须具备的一个现代品质。美国罗耀拉大学王蓉蓉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魂”、“魄”与“身”并不能用现有的西方词汇加以简单理解，它们反映着人类身体与身体培育的价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美国德保罗大学帕金斯教授认为，19世纪大多数西方哲学家解决分歧的思路与中国古典的观点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相似。北京师范大学王楷从比较哲学的角度，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作为一种工具分析了荀子的道德哲学理论，试图在儒家伦理和西方德性伦理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建立一种试图交流和融合的模型。
二、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与对话
在伴随着现代性矛盾与困境的全球化进程中，价值观的摩擦成为导致国际冲突、地区矛盾乃至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诱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价值观的对话也势在必行。
俄罗斯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横跨欧亚大陆，其偏西方的自我文化定位和被西方边缘的现实更是使得它的哲学呈现出复杂特点。这些特点同样能够为我们反思现代性与价值观的变迁提供鲜明案例和借鉴性视角。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雅鲁林教授以俄国为例分析了全球化与非西方世界的价值变化，认为全球化是在各个领域发生迅速的公共生活的活动，它破坏和否定旧的思想范式，而俄罗斯一直介于西方世界和亚洲/斯拉夫世界之间的矛盾使它的归属感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库达绍夫教授认为，全球化中的价值观转变不可避免，一些意料不到的价值观可能从社会正义手段演变为剥削手段，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发生的变化需要特殊和紧急关注。俄罗斯科学院鲍里斯·于定教授认为，技术进步是文化差异的倍增器，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的影响越来越直接波及到人本身，信息化交往手段将导致价值的平均化。
在全球化所带来的价值观的挑战及其社会后果方面，瑞典斯德哥尔摩索德托恩大学达卢奇·多斯特教授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劳动与新价值的转变，情感、无形的劳动和文化产业为新经济的引擎，可能意味着新全球中产阶级的产生。山东省委党校贾英健教授认为，全球化时代的虚拟生存作为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不仅使虚拟认同成为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当代人所直面的新的认同观念，而且也很容易地对人们已有的认同造成瓦解并引发生存认同的多重困惑。从哲学上揭示虚拟认同的深刻意蕴及其当代变化，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正确对待的事关当代人生存质量的一个重要课题。正视当代虚拟认同自身的反思性，必须明确，认同在某一阶段可能走入困境，但困境不同于绝境，认同自身的反思性能够引导它走出困境，重要的不是在对认同和认同危机的批判性审视中走向对认同的否定，而是走向一种对当代虚拟认同意义的重建。
在全球化对中国价值观所带来的挑战方面，重庆交通大学郑国玉副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民众的精神维度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缺失：以伦理性和政治性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以经济性和现代性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以及消费文化在中国的滥觞，造成了人们价值衡量尺度的模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超前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使得西方传入的个人主义未能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很好地结合；我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极为稀薄的理性、科学和民主精神，在全球化造成的文化混乱中几近完全缺失。我们要在承认和发展资本、积极推动资本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尽量想办法驾驭和控制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建构起具有主体性意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维度。
三、现代性与文化认同
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的生存状态、文化处境和价值观的变化，如何在现代世界重构人的生存意义成为各国学者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议题。北京师范大学张百春教授认为，文化既类似于科学和技术，又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特点，即对待此世的否定性态度。文化是处在此世中的现象，但它又不安于此世。所以，与文明不同，文化不与哲学、宗教对立。由此可以断定，文化也应该成为精神世界里的一个支点。这样，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应该有三个支点：哲学、宗教和文化。正是这三个支点，最终能保证人的精神世界的稳定。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曼达托夫教授认为，目标的解释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政策的挑战要求对人类意义的共同理解。这种意义是与世界文化和哲学传统伦理内容结合在一起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意义构架是一种多边文化与文明的对话：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文明之间的对话,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跨文化对话。
全球化作为一种全面的相互影响过程，其中既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也有各种体制中的人们对文化的交互作用。俄罗斯后贝加尔国立大学别尔纽凯维奇认为，文化交互的作用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过程。文化交互作用不仅仅是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方哲学彼此理念的接受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互作用的方法论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认为，价值和评价与人类生活和精神密切相关, 它源自于生存与死亡、身体与心灵、社会与个人等等之间的双重关系。在哲学史中，它们体现在“存在”和“虚无”、“真实”和“虚假”之间的关系上。因此，“价值”和“评价”绝不仅仅是价值论类别，它们也是本体。作为现代价值观，西方国家正面临“摆脱上帝”的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则是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摆脱父母”的问题。现代价值论研究的任务是在“存在”和“虚无”、“真实”和“虚假”之间构建一种合理和适当的关系。在此过程中，虚无主义只是一个临时的过渡现象。
此外，吉林大学林奇富认为，在当代族群冲突、文化多元与社会排斥日益突出的社会情势下，描述性代表正日益显示其对促进族群间信任、回应少数族群的正当利益要求、提升边缘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和增进政权合法性等方面的正面价值。与此同时，描述性代表却由于过于强调情境主义理想而又缺乏一套成熟的代表制度，因而无法从制度上充分展示出公民授权与政治责任的统一，只能成为民主代表制度的合理延伸和补充，难以成为支撑现代民主的标准代表模式。
四、转型时期价值观的危机与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础的时代特征。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型，还带来了价值观的相应调整，甚至在某些层面还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价值观危机。这就构成了转型期危机应对与价值观重建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系统勾勒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价值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他认为中国的价值理论不是先学了西方再来模仿的产物，也不是在原有哲学教科书体系框架内重组和发挥的产物，而是反映了“文革”之后一种历史反思和理论重建的趋势。确立自觉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是我们的主要经验，是保证我们的研究深化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构建当代“中国话语”的一个必要“潜台词”。我们应该在语境上超越“拥西”与“反西”情节，站在学科高度，直面“问题”本身，进一步形成当代中国自己的学说话语。中国人民大学马俊峰教授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必须科学理解和合理对待它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构成着中国时代发展的文化底蕴，对其内容的研究和阐释始终关系到中国哲学的时代生命力。北京师范大学李祥俊教授认为，中国哲学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下产生的一个现代学科，但它却奠基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深厚土壤之中。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中国哲学也有一个以儒学为主干、不断发展的历程。如何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冲突融合中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则是时代赋予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使命。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认为，汉语界有一些学者一直在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此问题上博物的实践哲学具有不可穷竭的价值。北京师范大学章伟文副教授认为元代以后，道教易老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元代高道李道纯统合儒、释、道三教，兼宗《易》《老》，提出“道本至无，易在其中”以体用的方式贯通道体与器用，沟通形上与形下，为道教修持确立形上的本体的依据，也为形上的道体奠定了形下的现实的、物质的基础。北京师范大学蒋丽梅认为，王安石的道德性命之学在《老子注》中展开了为学与为道的价值转向。尽管王安石天道与人道二分的做法遭到了二程的强烈批评，但他试图通过道的本末关系，将儒家的道德性命、政治学说贯穿到《老子》人道之域中来，提升“有为”对于“为道”的重要价值。穷理与尽性的根本目的是以“内圣”的道德修养为手段实现承继天道、为政于天下的理想。
合理的社会价值理性信念的确立和自觉践履，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成熟和圆融的标志。陕西师范大学袁祖社教授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变革实践，是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方式，反思“现代性文明”的多重弊端，自主地探寻、创制并努力实践“中国价值”，追求并重塑民族文化之新精神信仰与价值（理性）特质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国价值”从一开始就禀赋着鲜明的实践指向，其所依循的是个体性与社会公共性、民族化与世界化内在有机整合基础之上真实的社会“公共价值”的实现逻辑；其所着力锻造的则是具有当代“世界公民”气度与博大胸襟，且具备宽厚、仁爱、责任、担当的美好人性品质，以及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气质的风范大国民——“中国人”形象。
最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韩震教授在闭幕式中强调，全球化背景下价值观是一个冲突和交流并行的过程。价值观研究要注意各国所处的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国家意识形态的特点以及文化观念的差异。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人们做出更多的交流努力，就能够促成更多的相互理解和共识。各国学者有责任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与广泛对话，共同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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