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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
——“第二届京津马克思哲学论坛”综述
田园
2013, 47 (1):
105-107.
DOI:
2012年10月19—20日，由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第二届京津马克思哲学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此外，本次论坛还特邀目前正在清华大学访学的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参加。与会学者就目前国内外出现的“康德和马克思”与“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两种对立的思潮进行了深入和激烈的讨论。
一、康德和马克思
马克思，作为一名德国哲学家，他必然受到了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影响，针对国内外学界一直以来主要偏重从黑格尔的辩证法角度来解释马克思的倾向，部分学者提出要从康德和费希特等人的哲学思想角度去重新理解马克思。
《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的作者、本次会议的特邀代表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不仅是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这一“上下关系”的颠倒，还指对“事前”和“事后”关系的颠倒，即马克思并没有将历史视为已经结束的东西（黑格尔），而是把它看作未来可以实现的某种东西（康德）。也就是说，这是从“事后”的立场向“事前”的立场的转变。正是这一颠倒使得我们从康德那里找到了与马克思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柄谷先生提出要以“交换方式”概念来扩宽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理解。在最近被翻译出版的《世界史的构造》一书中他将交换方式分为四类：A.赠与的互酬；B.支配和保护；C.商品交换；D.超越前三者的、对A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
与会学者针对柄谷先生的理论进行了评价和讨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汪晖教授认为，柄谷先生针对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综合了雅克·德里达、佩里·安德森和亨廷顿等人的历史理论，以左翼思想为基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应。柄谷先生著作的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京华研究员认为，柄谷先生的目标是从康德的角度，重建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式的共产主义。但是，这里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是一种整合性的理念，而不是仅仅在彼岸世界存在的实体或目标。
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对柄谷先生的观点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他认为，柄谷先生试图透过康德来阅读马克思，同时透过马克思来阅读康德，这种互文式的阅读构成了一种“跨越式的批判”。特别是这种“事前”与“事后”的区分方法对于超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倾向具有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王南湜教授提出，康德与黑格尔的差异并不是在于一个是事先的，一个是事后的，而是康德哲学中所包含的那种居中性思维（事前与事后之间）。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坚持思维主体与“实在主体”相区别基础上的一种“事前”和“事后”的居中性方法，这种强调思维有限性的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有着根本区别，而与康德哲学颇为相似。
而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的观点与上述学者不同。吴晓明教授首先批评了柄谷行人的马克思解释，认为首先，“事前”和“事后”视角的差异并不足以区别康德和黑格尔。一方面，“事前”的视角并非康德所独有，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基本上都是“事前”的视角；另一方面，黑格尔之所以选择“事后”的视角，是因为黑格尔认为未来不是抽象的而是能从现实的历史的发展中实现的。其次，即便承认存在这种区分，也不足以构成让马克思的阐释回到康德的理由。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康德和费希特那里生发出来的主要是主观性，而从黑格尔那里生发出来的主要是现实性、具体性、社会性和总体性，如果非要说哪一个更接近马克思，那无疑是黑格尔。对吴晓明教授的观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韩立新教授表示了明确的赞同。
此外，部分学者提出从后康德哲学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南开大学哲学院阎孟伟教授认为，“感性世界”这一概念是从康德哲学到费希特哲学、再发展到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线索之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阐述了“感性世界”即由人类的表象、经验所构成的世界与自在之物的区别，并由此确认人类理性的界限；费希特从纯粹自我的“本原行动”出发，在能动的主体即自我的活动中把握“感性世界”；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康德与费希特的理论，以人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为依据，将“感性世界”理解为由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对象化世界。
清华大学夏莹副教授认为，马克思哲学中社会历史视域是后康德哲学的一种表达方式。谢林从客体—主观性角度所形成的自然哲学是在同一性逻辑下克服旧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条新路，是马克思带有人类社会历史属性的自然观的来源；而费希特哲学中作为本原行动的“自我”带有的实践性和他物对“自我”限制的无限性，对马克思的自由观以及共产主义观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黑格尔和马克思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联系是备受关注的课题之一，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与会学者围绕“黑格尔和马克思”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基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和马克思的《巴黎手稿》等文本，对黑格尔理论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
关于《法哲学原理》，吉林大学张盾教授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现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和伦理学思想。黑格尔在批判洛克和康德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抽象法”、“道德”和“伦理”的法哲学。黑格尔认为近代政治哲学以财产权作为个人权利原则的内在依据是不合理，而主观性即黑格尔的“道德”是个人原则向社会原则的过渡环节，也是个人权利原则的自我否定；到了作为精神的自由创制领域的伦理，才能实现社会性的公共性原则取代自然性的个人权利原则，并且黑格尔依据主客同一的原则设计了三种制度模式：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
中共中央党校郭大为教授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在其整个体系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黑格尔出于哲学家探求真理的理论动机，试图突破自然法传统，独辟一条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历史法学等先前学派的“第三条道路”。他从意志自由出发，以自由秩序取代自然秩序，把社会—国家理论奠定在新的法权哲学的基础之上。这一内容丰富的“法哲学”揭示出现代人类生活的真实状态与辩证结构，并且通过古代的整体原则与启蒙主义的个体性精神的统一，力图实现合理性与现实性的“和解”。黑格尔也因此被视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
关于《精神现象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韩立新教授认为，在《精神现象学》的《理性章》中，黑格尔借助“物象本身”这一概念，通过“1）作品→2）物象→3）物象本身”这样三个步骤，完成了个体如何从个体性上升为普遍性的论证。而依据黑格尔的思路，从“物象本身”出发，经历“1）物象本身→2）物象→3）作品三个步骤，又完成了“个体行为的社会性证明”。黑格尔的论证说明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与个体的异化过程具有同步性。并且黑格尔的“物象本身”的逻辑让个体在从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过程中无需做出自我牺牲，这一“物象本身”的逻辑与马克思后来在《巴黎手稿》中展开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无疑继承了黑格尔的“物象本身”概念、异化和物象化逻辑。
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基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解，提出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扬弃异化劳动的观点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彰显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社会政治取向。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其以抽象思辨的形式抓住人的劳动的本质密切相关，它虽然包含着合理的因素，而未触及工人异化劳动的经验事实，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合理性的非批判的方法。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为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指明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副教授认为，由“回到黑格尔”到“回到马克思”的学术研究路径回归马克思哲学研究历程的学术原貌，可以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看作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残篇，该手稿对孕育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果说在马克思研究中“回到黑格尔”是一种理论自觉，那么这种理论自觉不仅是研究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思维自觉，而且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自觉，这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其二，从德国古典哲学主题、逻辑学、经济学、后马克思主义等角度解读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联系。
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汇通了古希腊哲学的精神与基督教信仰带给哲学的贡献，达到了哲学在近代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为知识奠基、为自由辩护和确立历史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主题，而德国古典哲学在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历史哲学方面，正是黑格尔把哲学历史化，并且强调人类由个别性走向普遍性的思想和关于历史的概念性进程的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鲁克俭教授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提出马克思的逻辑学并非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简单运用，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之前已经形成了自己有别于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运用“从现象（现实）上升到概念”、“从概念返回到现象（现实）”的逻辑来诠释伊壁鸠鲁的原子概念，这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相关概念的重新组合；并且文中展现出马克思逻辑学是亚里士多德实体论与黑格尔概念论的嫁接结果。鲁克俭教授还认为，除黑格尔之外，还有许多前辈或同时代的思想家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特别应该引起重视的是亚里士多德。
清华大学王峰明教授则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论联系。他认为，马克思的任何经济范畴都有载体和本质两个方面，而这两者的关系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展示的精神和现象的关系颇为相似。如果说黑格尔的理论是一种探讨作为事物本质的“精神”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精神现象学”，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就是一种“生产关系现象学”或“经济现象学”，即探讨作为事物本质的“生产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学说。南开大学谢永康副教授从对马克思解读中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提出发端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是继承黑格尔知性批判、针对韦伯目的合理性提出的拯救性批判路径。启蒙辩证法突出了目的和手段内在关系的工具理性，必然会出现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二元论问题，需要将其理性批判置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自我持存的主体之上。这将促使我们在人类学层面上看到自我持存的肯定方面，而马克思哲学中的人类学传统与近代形而上学之间的张力同样值得思考。
清华大学刘敬东教授认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思想，发展了以市场法则与资本逻辑作为现代社会发展原则和动力机制的世界历史理论。而马克思资本哲学中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张力，马克思、黑格尔等人关于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辩证法与自由理念，为反思社会主义史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框架。
最后，韩立新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市民社会的现实背景下，我们讨论“康德和马克思”以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潮有其特别的含义。一方面，从康德、黑格尔再到马克思，是德国古典哲学本身研究的一条脉络；另一方面，康德和黑格尔思想的不同之处也反映了我们对马克思解读的不同路径。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我们将马克思的思想向前追溯到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并不是要为了去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而是要像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所做的那样，通过他们去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去面向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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