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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0257-2826  CN 11-1454/G4

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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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中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挂钩变量”
    选择:一个实证评估
    陈雨露
    2012, 46 (12):  5-16.  DOI:
    摘要 ( )   PDF(2283KB) ( )  
    本文基于三个不同的“挂钩变量”,对中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实施方案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在2002年和2006年先后出现两次显著的结构性变迁,狭义信贷指标越来越难以反映金融体系的真实信用创造,而广义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则更适合作为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挂钩变量”。从实践角度来看,在一个动态变化的、不断发展的金融体系下,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实际操作既需要考察广义信贷指标,也需要考察社会融资总量,并在二者之间的对比和相互印证中提取出全面、真实的经济信息作为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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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与世界
    关于“新国际主义”的方法论辨析
    叶险明
    2012, 46 (12):  17-25.  DOI:
    摘要 ( )   PDF(1776KB) ( )  
    我们应确立的“新国际主义”有四个相互联系方面的特征:不是简单地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口号打出去,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内在的价值诉求;不以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实现作为直接目标,而注重加强同健康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联盟,把其关照点集中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样性和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斗争上,创造有利于和谐世界产生的因素、条件和关系;在国际社会生活中坚持和贯彻意识形态可超越性与不可超越性的辩证法,避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求同存异;以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为己任。为了从学理上搞清楚这方面问题,就必须从方法论层面上对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国际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国际主义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加以批判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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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前沿
    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研究的比较
    王胜利1,张棉2
    2012, 46 (12):  26-33.  DOI:
    摘要 ( )   PDF(1570KB) ( )  
    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研究在指导方法、多样性基础等方面存在着根本不同,在市场模式、企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等方面有着相通的内容,全面客观地分析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理论的区别和相通内容,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理论的科学性,并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有益观点对其不断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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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从“意识形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对所谓“意识形态”中性化问题的重新认识
    余一凡, 武东生
    2012, 46 (12):  34-39.  DOI:
    摘要 ( )   PDF(1204KB) ( )  
    学术界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意识形态概念曾经历过一个中性化的转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分析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但依据他们关于意识形态产生和存在条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基本规定不同,所谓“中性化”问题就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问题;列宁在并不知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贬斥性用法的情况下,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从思想史的角度也并不存在所谓“中性化”的过程。毋宁说,这一过程本身只是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进行探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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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最低限度”目标——基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考察
    闫润鱼
    2012, 46 (12):  40-48.  DOI:
    摘要 ( )   PDF(1936KB) ( )  
    在融入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后发民主化国家面对民主的适应性和有效性的挑战,一些论者在表示服膺民主政治价值的同时,往往会降低民主政治的门槛。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最低限度”民主政治论,正是论者为推进中国的现代民主国家建构而做出的适应性阐释。他们之所以强调对于民主政治不可“陈义”太高,为的是打消对于目标高远、理论深奥的宪政民主的恐惧感,以坚定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念;之所以强调中国的民主政治成功与否说到底“尽其在我”,其旨既在督促和批评执政者,也在教育和动员民众。他们相信事在人为,只要朝野上下都将民主政治的精神实质贯穿于自己的言行之中,中国就是在朝着建构现代民主国家的方向前进。“最低限度”民主论虽然不免带有长于“能行”而疏于“应行”的弊端,但不可否认,正是这种近乎无门槛的民主政治,才有望解决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有效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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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思潮评介
    欧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探析——以国际关系学领域为例
    张胜军1,李形2
    2012, 46 (12):  49-54.  DOI:
    摘要 ( )   PDF(1203KB) ( )  
    本文针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现状,对欧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方法论进行探讨,就方法论产生的土壤,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以及方法论在欧洲硕、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中的具体应用等展开比较系统的陈述,以期提供一个探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平台,推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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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遵约论评析
    刘宏松1,张笑天2
    2012, 46 (12):  55-60.  DOI:
    摘要 ( )   PDF(1189KB) ( )  
    民主遵约论认为,相比非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更加倾向于遵守国际协议。本文从偏好稳定性问题、公众影响力问题、集体行动问题、非民主国家的公众制约、透明性等五个方面对其因果逻辑进行了检视,并由此得出,民主的政体类型与遵守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确切的因果关系。已有的经验研究支持民主遵约论的理论假说,很可能是因为其选取的样本数据正好符合其因果逻辑发生作用的特定条件。对于研究者而言,讨论并厘清其发生作用的特定条件,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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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再探讨
    王学俭,郭绍均
    2012, 46 (12):  61-67.  DOI:
    摘要 ( )   PDF(1477KB) ( )  
    国内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阐论虽未达成一致却已形成三种基本观点。倘若要科学求解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那就必须首先逻辑地追问:“本质”的内涵、“思想政治教育”的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概念,在这些追问的基础上还应择取并运用正确的探寻路径,这样的路径必须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起源演进、客观实践、特殊矛盾、根本规律、现象表征、本质属性、基本内容、主要功能、对象指称、自身品格。根植于上述逻辑追问和探寻路径遂得出下列结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必定是“一元”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治理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应当是“立体”的,它可以被划分为四个“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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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享乐主义价值观批判
    程立涛
    2012, 46 (12):  68-73.  DOI:
    摘要 ( )   PDF(1443KB) ( )  
    现代技术在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促进了日常生活的现代化,提升了人们的愉悦度和幸福指数;另一方面也导致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为技术享乐主义价值观提供了温床。无处不在的新技术的应用,很容易使一些人尤其是青少年沉迷于技术所带来的舒适、便利与快捷,忽视它可能造成的诸多危害,如自我的迷失、对优良生活习俗的侵蚀、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观念的盛行、共同生活纽带的松弛以及社会的原子化趋势等。必须结合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理智地分析新技术成果的利弊,重视对青少年价值选择的引导,克服技术对生活的殖民化,实现技术运用与人类进步的内在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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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难点解析
    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之“真理”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改革的一种黑格尔式解读
    李菁
    2012, 46 (12):  74-82.  DOI:
    摘要 ( )   PDF(1361KB) ( )  
    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虽然科学地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大有机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在教学实践上却往往把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大大忽视和缩减了。借用黑格尔式的说法,我们可将科学社会主义比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真理”,前者内在地扬弃了后二者,并将它们作为环节包含在内。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黑格尔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思想结构上确有某种隐秘的内在相似性,该结构正是辩证法的“三一式”逻辑运动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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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信息
    从理论上关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讨会”综述
    崔丽娜
    2012, 46 (12):  80-82.  DOI:
    摘要 ( )  
    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讨会,于2012年10月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十几位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及转型期中国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一、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和文化观的关系,是会议讨论最热烈最集中的一个话题。与会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否包含真正科学的文化观、包含了怎样的文化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提出文化发展中需关注的三个问题:(1)马克思哲学话语中的文化问题。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关系,以及文化逻辑的自身理路是什么?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是什么?马克思哲学遗产与后继者的文化情怀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作为理论前提需要加以思考的。(2)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概念与文化理论问题。基于文化的现实定位、逻辑定位,文化的精神维度、实践特性日益凸显。从社会资本、文化安全、文化决定论、文化史观等视角思考的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叙事与微观分析的关系等等,需要进一步廓清。(3)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反思的哲学是文化的自我关注,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哲学的自觉。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在文化自觉的语境下开阔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正确破解文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桂桓副研究员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三:(1)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提出过严谨明确的文化定义,也没有对文化问题进行过系统完整的论述。(2)后人整理出来的唯物史观命题,主要强调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类似于自然必然性的铁的规律及相应的真理性认识,而“文化”只是作为一个分支性论题而得到了附带性的阐述,因而唯物史观并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真正科学的“文化观”。(3)绝大多数当代研究者在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时所使用的文化定义,大多未加以严格的哲学批判反思和严整的学理论证,而是单纯以“平移”的方式,直接从具有实证主义哲学背景的文化人类学学科中移植过来的。真正在确立唯物史观的文化观的基础上建立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哲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是有待于我们努力完成的任务。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成为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有三方面原因:(1)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基本原则来说,不是任何一种自然唯物主义或粗俗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不管这种思想是被捍卫还是被批判。(2)历史唯物主义为文化建设奠定了存在论意义的基础,文化建设必须在这一基础上领会自己的前提和限度。(3)文化研究适应、契合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尽管学者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否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观是有分歧的,在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上各持所见,但都认为把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发展结合起来考虑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文化发展问题,使文化的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理论深度;另一方面,文化问题的哲学研究会进一步扩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使唯物史观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二、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凝聚奋发的精神纽带。文化内蕴的强大的生命力和非凡的创造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繁荣的重要表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与会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强在推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人民大学郭湛教授强调,文化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我们应重视在广义上对文化的理解。在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之间,自觉是首要的根本性的,缺乏自觉的自信,不过是盲目的自信,形同无根的浮萍。只有在真正的文化自觉的根基上,才会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同时,在关涉文化的理解、持守和创优等问题上,尤其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关注,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文化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创优的过程,文化创新重在创优。中华文化要在当代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就必须发扬这种文化的创优精神。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副教授指出,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繁荣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人的思维创新同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文化的哲学规定与实践选择,认为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文化实践是思维创新的现实基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建设,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体现中华文化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胸怀。确认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文化规定,审视文化实践进程中的观念变迁,领悟在文化自觉中培育的创新思维,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社会与幸福中国具有重要价值。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阐述了超越“王道”理想,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向民族传统回归的思潮,试图从道德良心和王道政治中寻找当代社会治理和制度重构的思想资源。他们呼吁用儒家的“王道”逻辑、“天下主义”置换西方社会的“丛林法则”,这是片面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节点在于公共交往领域的现代化,包括政治、法律、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德的重塑等等。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确立公民的社会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确定国家权力来自每个公民的权利授予,确认在社会事务中人人自由、在权利和义务上人人平等的原则,从本质上界定公共权力的来源。三、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是中华文化凝聚力之最本真、最集中的体现。与会学者就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各抒己见,相互启发。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认为,20世纪30年代国内的文化论争,是自西洋文明输入后中国文化反思的承继和深化。“全盘西化”派着眼于文化的时代性,试图在“破”与“立”的更替中引进西方现代文化,借以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中国本位文化”派则立足于文化的民族性,意欲在“存”与“废”的抉择中发展自身,迎头赶上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两派虽在各自论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恰当地将“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其间必然伴随文化的传承与更新。首都师范大学陈新夏教授指出,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来看,在唯物史观的界域中研究文化,对唯物史观自身的建构颇有意义。唯物史观既要在科学认识上具有开创性,又要在价值取向上登临人类发展的制高点。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必将呈现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地域性。文化在互相激荡中碰撞、交汇、融通,在互相吸取他者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多民族的文化态势。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中保持一种张力。文化的民族性要坚持,同时要重视文化的普遍性,要吸收其他先进文化。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力主要取决于价值层面。文化的普遍性价值具有普适性。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认为,文化要具有民族性、国际性和超时代性。近来媒体对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极为关注,但莫言本人并不高兴,这背后反映了什么?前些年人们一直关注为什么中国人到现在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有人说这是西方人偏见。但我们应该公正地看到,西方那些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有很深的哲学造诣,而哲学使这些人具有特殊的思想能力。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获诺贝尔奖?有人认为是制度问题、思想问题、舆论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中国文化要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并注重文化自身思想力的锻铸,使之具有民族性、国际性和超时代性。四、文化研究中的问题与出路文化问题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理论生长点。针对转型时期我国文化领域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涉及文化发展思路、发展困境和文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与会学者从文化理论的高度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鹏程研究员认为,文化发展的迫切性是社会历史发展迫切性问题的集中表征。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当前文化发展中的问题:(1)从生态和环境危机与人的文化观念的关系,论述了当前严重存在的“文化过度”问题。(2)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诸乱象的现实出发,批判了正在泛滥的“文化拜金主义”倾向。(3)基于新媒体时代形成的广阔背景,展望了“文化虚拟化”的发展前景和问题。(4)面对由“熟人社会”向“身份社会”的转变,谈及了当前“文化原型改造”的重要性。(5)针对当今民族道德习俗和信仰的状况,阐明了“文化国民性”建构的迫切性。这里所涉及的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是需要在自觉的理论指导下靠实践来解决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的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诸如文化市场化、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等等。因此,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文化发展中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导向。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强调,“文化中国”是一种动态的概念,应该把文化中国看作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建构。文化中国的提出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问题的纠偏,典型的变化是由“文化搭台”到“为文化搭台”。目前我国文化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峻。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文化娱乐化、实用化功能过于扩张,致使文化中国的价值内涵及在文化创造中应有的价值理念和信仰缺失,这是亟需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常晋芳副教授提出,当前特别应当重视应对资本主义主张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在阐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为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繁荣而增强民众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随着网络文化从边缘走向主流,一些朝阳产业、虚拟产业应运而生,在电子化、数字化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历史际遇下如何创新文化传播,也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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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中国
    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蔚然
    2012, 46 (12):  83-86.  DOI:
    摘要 ( )  
    2012年11月10日,“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东莞召开。会议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和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华侨华人研究院承办。全国60多所高校的国际政治教学与研究单位10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大家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一此次会议特邀国防大学杨毅教授作了题为“创新战略思维,应对国际挑战”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当代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发生新一轮重大变化:首先,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世界需要重新定义中国;其次,从国际体系中的配角走向主角,由于自身综合国力的增长导致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再次,从单项大国到综合性大国,目前我们不仅是经济大国、人口大国,而且我们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力量也在不断上升。杨毅教授指出,由于当代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崛起受到制约。当代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总体改善,这是我们战略机遇期之所以还存在的根据。美国是当代中国整体安全环境的主要变量。周边安全环境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存,美国担心我们强大后强夺主导权,周边国家担心我们强大后欺负它们,这两股力量已经形成一股合力,这是我们周边安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战略思维,运用综合战略资源来应对国际挑战。首先,创新战略思维,改善外部环境。强化四种意识:即“独立自主意识”、“国际关系准则意识”、“国家利益意识”、“刚柔并济意识”,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新的形势,挑战很多,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坚持“预防为主”、“前期介入”、“反向制衡”三项原则,争取战略主动。其次,坚持“实力加合作”的总体安全思路。当今国际社会还没有摆脱丛林理论,中国要和平发展,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发展要低调加速、适度展示、谨慎使用。再次,统筹兼顾,重点经略周边安全环境。搞好周边的思路是搞好四个方向的平衡统筹发展:固北、稳西、安东、拓南。北部方向就是要搞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保在北部方向没有大的安全压力;西部安全环境很复杂,上海合作组织作为缓冲带,我们首先要稳定住,搞好建设;东部是我们的主要战略对手对我们进攻、防守、封锁的地方,东部有许多安全热点问题,需要安定住,克服美国、日本的挤压而走出去;海洋是重要的战略通道,南海我们要拓展,手法要稳妥,经济做先行、军事做后盾、外交做周旋,战实地、获实利。总的来讲,我们的四个方向要平衡,达到稳定发展。而我们周边战略思维应该发生一个根本变化,过去考虑地缘政治主要考虑如何防止外敌入侵,边界省份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现在边界地区是拓展国家利益的辐射带,是向外合作的前沿。第四,刚柔并济地处理重大安全议题。在处理重大安全议题上做到:维护核心利益,坚决斗争不退让;拓展重大利益,合作中谋长远;争取一般利益,灵活动作,不激化矛盾。主动塑造新的姿态,从“不惹事”、“别出事”到“做事谋事”。第五,运筹好与周边大国的双边互动,谋求主动态势。在经营重大双边关系的互动中,贯彻稳住美国、拉住俄罗斯、和睦东盟、恩威日本、争取印度、稳定半岛的原则。摆脱美国的战略围困,塑造周边安全地缘战略形势的有利态势。杨毅教授的主题演讲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积极回应和热烈讨论。二在此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分别围绕“中国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四个主要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一)关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对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对待与美国的关系等方面。首先,中国如何定位。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更有信心了。超级大国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力量的概念而存在,现在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军事上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政治、文化方面有些欠缺;超级大国是政治文化和经济军事力量之和,中国目前硬实力够,但软实力不够;中国目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苏联强大了必称霸的老路。有学者认为,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崛起,很重要的是内部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现在没有外部力量能够压垮,而能够阻挡中国可持续和平崛起的是战争,所以在战争问题上要谨慎。也有学者认为,和平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唯一道路,这与发展国防现代化不矛盾,中国要以军事力量作后盾,以经济手段先行,以外交手段配合。其次,如何看待美国。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事关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有观点认为,美国处于长周期的衰退期,2030年中国GDP就可以赶上美国;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但美国并没有衰退;也有人认为,虽然中国GDP在10年、20年之后超过美国,但中国GDP的质量与美国、日本比还是差很多,中国基本上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西方的高技术产业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人均GDP也还排在世界的90位左右,还是相当落后的。总体上,大家认为,中美之间应尽可能实现建立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最后,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中国在软实力建构方面,要注意主观努力与客观效果的差距,信息时代信息量爆炸,关键是要使人们注意到你的信息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处于成长的烦恼、孤独的崛起阶段,中国和平崛起时期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即处理和平发展与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关系,和平发展与少数极端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国如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等等。(二)关于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问题概括起来,围绕该议题,主要讨论了以下几方面内容:1.关于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观点,即以外交周期30年作为一个衡量角度,认为中国到2039年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一场大的战争。有学者提出质问:霸权国与崛起国必有一战的论述,把GDP作为唯一依据是否合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作这样的判断,中国势必要改变防御性的安全战略,但目前并没有这样一种迹象。还有学者认为,用两个周期作为预测基础是否太少了?还有学者认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变动,不是一个外交周期的问题,而是一个外交环境变动的问题。大家期待这一观点能作进一步的论述。也有学者对此观点给予了应和,认为也有可能到2039年,中国可能实现了对美国地位的和平替代。2.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有学者提出如何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问题,认为用和平发展完全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安全合作,作为一种更具体层面的概括,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的外交思维。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和平共处这样一个原则是非常抽象的,也是一个最低层次的政策宣示,他认为还应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表达。安全合作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更能体现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导向。3.关于中美关系问题。有学者通过解读美国重返亚太或者说重新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分析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影响。认为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看作敌人,而是把中国看作对手,因此是一个战胜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消灭的问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尽量延缓中国的崛起而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战略路径选择是造势和造事。在很多事端上给中国制造很多的麻烦,造成一种不利的态势,这是一种间接战争的思路。美国会把军事作为最后的手段,主要还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造成牵绊。大多数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前景都持相似观点。有学者就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在经贸领域,虽然美国在全球战略上是处于收缩态势,但是在亚太战略上却是处于扩张态势,中美还是一种竞争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安全问题处理的关键还是在于将国内问题处理好,这是解决中国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有学者提出,我们很多安全判断的假设,是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持续稳定平稳发展,但我们是否还要关注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当内政出现问题时,我们是否也要考虑准备应对另外一种可能出现的安全格局。还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竞争性合作将会是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现实。4.关于中俄关系问题。有学者提出中俄关系存在一种错位,在俄格战争爆发,俄罗斯特别期待中国给予安全上的应和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及时地给予支持,而当现在中国周边海洋争端有求于俄罗斯时,俄也表示了冷漠。尽管气氛不好,但中俄的战略关系是值得重视的。美俄都在重返亚太,或者说是在重新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定位问题,究竟是把哪个方向作为自己安全战略的重点。往东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在安全上会与很多国家发生矛盾,而历史上,我们在多次与日本的角逐中并没有占上风,所以往西可能对我们是一种更有利的选择。在整体战略布局上,我们可能最终是往东的,但先西可能更稳妥些。(三)关于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此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会议设置了“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议题。目前,中国的海外华人华侨估计有5 000万人,还有3 000万归国华侨侨眷,这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如何利用这个资源和平台来对中国和平崛起做出贡献,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有学者认为,首先,华侨华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当中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可以推广中国文化、传承中国文化和创新中国文化。其次,华侨华人在中国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中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第三,华侨华人在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塑造中国形象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华侨华人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资金引入、中国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乃至政治发展中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与华侨华人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涉及中国的海外利益问题。有学者从排华与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角度进行探讨,从19世纪的排华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发生了对华人的排挤,或者说对华人经济安全、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的冲击。怎么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如何解决海外华人的困境,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可以建立机制化、系统化、常态化的应对机制。目前各国都有大量海外侨民,比如美国、日本、印度等都有自己保护侨民的机制或者政策,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政策办法,为我们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四)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问题这个议题的讨论,是由国务院学位办下发的文件《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对一级学科简介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的通知》引发的。按照文件对学科的设置,目前政治学下设8个方向,即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公共事务治理、政府与政策。学科“危机”自然就从这里谈起。因为有很多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但是国际关系学科不列在其中,大家就感到这对学科和学科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另一种认为这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总体来说,与会学者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这确实对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重大挑战。对此,大家从学科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原因:从学科内部来说,大家反思学科本身存在的问题,比如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名称问题,学科基本的学术史、方法论建设问题,教材建设问题,等等。另外,这个危机是从外部而来,教育部的学科设置,本科是国际政治,硕士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这种设置也容易造成混乱。这次的意见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冲击。对于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有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是从内容上讲的,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固守阵地。就是坚持原本的设置,在此基础上完善学科建设,组织编写教材,总结学科的学术史、思想史,等等。二是扩大阵地。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学科都会遇到不同的危机,有人提出可以进行学科融合,将一些相关学科纳入进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增加社会影响,扩大话语权等。三是另立门户。有人提出可以转危为机,将学科独立。另一方面是从形式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认为研究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组织专家学者专门讨论学科的界定,达成共识,制定比较好的应对措施。三在此次会议结束之际,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进行了总结。这次年会具有预见性、创新性和广泛性。大家讨论发言都努力用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思维和新的方法探讨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的国际问题,体现了创新精神,创新是这次年会的基调。这次研讨会是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进行的,我们根据中共十八大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精神,进行了学习和研讨,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阐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如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如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困,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如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次研讨会与胡锦涛的中共十八大报告精神是一致的,是对中共十八大报告最迅速、最积极的领会。倪世雄教授最后指出,我们必须看到,现在正处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发展时期,我们正面临着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的重要历史时期;多极化、全球化并行发展,发展的共同性和文明的多样性相伴而生;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竞争冲突但是又开放包容的世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精神;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稳中有变、变中有乱、乱中有治,我们要坚定地保持稳、欢迎变、不怕乱、加强治,积极努力加强全球治理;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共十八大以后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管控时代,只要管控好,中美关系就会继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中国完全可以与其他国家共存、发展,避免冲突和对抗,还可以打破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大国必然冲突对抗的历史宿命论,构建一种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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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
    学术期刊的性质、意义与品位
    梁树发
    2012, 46 (12):  87-89.  DOI:
    摘要 ( )  
    我是在2006年3月至2011年9月担任《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的,任职五年半。正值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之际,谈几点办刊的感悟,作为与编辑同仁的交流。一、抓质量必须先抓选题质量是期刊的生命。《教学与研究》之所以被学界视为一份有质量的学术期刊,一直保持着比较大的影响力,就在于我们始终抓住质量不放。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对学校管理和学院管理的两级期刊实施质量提升计划,《教学与研究》根据学校要求并结合本刊的性质和特点,制定了质量提升的具体实施方案。这个计划和方案的贯彻和实施,使本刊质量又进一步有了明显提高。质量提高是一项全面性的工作,可以说,编辑部的每一项工作都关系到期刊的质量。我们实际上也是从编辑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贯彻质量提升计划的。其中,我们特别抓了选题这个环节。选题最关乎期刊的质量,通过它可以发现一家期刊的性质和类型,可以判断它的层次和水平。它是带动期刊影响力和质量提升的关键性因素。选题是从实践的和理论的问题中产生的。无问题则无选题。有无问题意识,能否从大量的事件、资讯和话语中发现问题,并能够从中捕捉、确定期刊的选题,是对编辑者素质与能力的考验。这种发现问题和把握问题的眼力、能力,靠的是知识、经验的积累,是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问题也好、选题也好,都不是现成地呈现在编辑们面前的,不是从读者、作者那里等来的,而是发现和挖掘的结果,是“设计”、策划和建构的结果。没有创造性的观念与思维,没有实际的自觉的行动,难以捕捉和确定选题。我们期刊的编辑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并在编辑实践中自觉地培养和运用这种意识和能力。我们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栏目重点抓的是“三农问题”选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栏目重点抓的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现代性语境下的公共性问题研究”、“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等选题;在“政治经济学前沿”栏目重点抓的是“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关系的探讨”等选题;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栏目重点抓的是“当代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多样性研究”等选题。这些都是精心策划、设计的结果,学界反响很好。为了抓好选题,我们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每年年底前召开一次关于下一年选题的策划会,邀请校内外专家就本年度期刊编辑工作进行评议,并提出下一年选题的建议。我们还走出去,到高校师生中进行专题调研,以发现问题、确定和调整选题。我们体会到,抓选题不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必须做的事。期刊的规划与目标是靠选题来落实的。抓选题,有选题,才是办刊人关于期刊质量的意识自觉和行动自觉。二、“鲜明”是一种品位思想鲜明、观点鲜明,是期刊的本色,也是它应有的素质与品位。思想、观点鲜明的期刊,才可能成为有影响的期刊。鲜明就是不隐瞒自己的立场、观点。但是,现时看,并不是所有的期刊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许多期刊也就很难谈得上有个性和影响。观点的鲜明性,就是期刊鲜明的思想性。思想不鲜明,何谈思想性?学术期刊的思想性,是通过刊载的文章的思想性而得以实现和表现的。一篇文章在某个问题上坚持某种立场、观点,这篇文章在某家期刊发表了,一般情况下,它就不仅代表这篇文章作者特定的立场、观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家期刊的立场、观点。当然,有思想性的期刊可以不同意所载文章在某个或某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观点,但不能不要求该篇文章有思想性。对有思想性的文章和期刊来说,学术立场、学术观点可以有不同,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共同的。基于思想性,期刊形成自己独有的传统,形成自己的个性,从而也就在期刊界、学术界取得了一定地位。期刊的思想性反映、代表了社会上存在的一定的思潮和学术倾向,成为一定思潮和流派的阵地。世界学术史上多有这种“一家杂志而一个流派”的现象。思想性的要求,是《教学与研究》的灵魂。我们要求刊载的每一篇文章都应具有思想、观点的鲜明性。我们设置的“思潮评介”栏目,是一个对国内外学术的和社会的思潮进行直接评论的栏目。我们组织过批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专题文章,组织过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争鸣的文章,组织过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对话。《教学与研究》以所刊登文章的思想性特征,而被读者和学界认定为一家有“色彩”的期刊,这个“色彩”不是别的,正是它的鲜明的思想性。三、“人性化”办刊《教学与研究》是一份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也是一份人性化的理论和学术刊物。它的人性化,就是它坚定地为读者服务的理念,亲近大众与读者的风貌,以及团结、和谐、向上的集体氛围。《教学与研究》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即主要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广大师生,以及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浓厚兴趣的爱好者。我们除了发表有较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章外,还及时向广大读者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相关信息,特别设置了“研究述评”、“教学难点解析”、“教材·教学·教改”栏目,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教师备课和教学提供方便,为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帮助。我们继承传统,以“备课札记”和“教学难点解析”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有助于教学的稿件,颇受读者的欢迎。我们的人性化办刊,还特别表现在对年轻作者的扶植上。比如,《教学与研究》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年轻学者的稿件比例有明显上升。他们的稿件有特点,也是优点,即选题前沿、观点鲜明、方法新颖,读来有清新感,因而颇受读者欢迎。但在文风、问题阐释的深度和清晰性等方面,尚存不足。所以,编辑起来比较费时费力。同时,由于年轻学者知名度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期刊文章的转载率。但我们从培养、扶植年轻学者的角度出发,本着“给年轻人一个机会”的理念,坚持不因作者资历而只根据文章质量来决定取舍的原则,尽可能多地刊发年轻人的稿件。事实证明,这些作者都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成长起来后,都成为我们稳定、优秀的作者。人性化也是我们内部管理的一个取向,这从我们对编辑的培养上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编辑工作是一项对业务要求很高的工作。我总是说,编辑是一项培养教授的工作。我们老师的科研能力、文字素养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撰写文章磨练出来的。他们的科研能力一般直接通过学术论文表现出来,这些论文同读者见面、被学界和社会认可,是需要通过期刊发表才能得以实现的。作者把稿件投到编辑部来,往往不能直接达到发表水平,而要根据发表要求和编辑意见做必要的修改。有些稿件甚至经过编辑的多次审阅、直接修改加工才得到发表。这显示了编辑工作的意义,表明编辑工作不是一种被动的、简单的纯粹文字性的工作。编辑不是只看看稿子、改改标点符号的被动工具,编辑是参与到了科学研究成果的创造中的。正是基于对编辑工作特殊价值和意义的这一考虑,我们对编辑们提出了不断提高编辑能力的要求。为此,我们鼓励编辑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支持编辑旁听学校相关专业课程;鼓励编辑们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积极主办各种学术论坛,以开阔编辑的理论视野,提高认识水平和能力。四、“走出去”才能有活力期刊办得要有活力。活力是创造力,是影响力,是期刊的编辑力。期刊活力的表现是什么?是它办刊道路、思路的创造力,是对实践和时代的追赶力,是新话语的引领力,是对广大读者、作者的强大吸引力,是它的持久不衰的影响力。《教学与研究》是有着60年办刊历史的“老资格”的学术期刊,活力对它来讲自然是个挑战。我们总是有意识地培育和增强它的活力。抓选题、抓思想性、广泛联络学者、团结广大青年学者等,都是有效措施。我们在贯彻这些措施的同时,还重点抓了“走出去”的工作。我们对期刊的编辑工作有基本要求:一不等选题,二不等稿件,要“走出去”。前面谈到,选题不是以现成的形式呈现,而是创造和建构的结果。经验表明,即使稿源充足,好文章也是不能靠等的。要能够抓到好的选题和好的稿件,就必须迈开双脚,走到读者、作者中去,“走出去”,就是编辑主动与读者、作者发生接触。“走出去”的形式,我们主要抓了两种:一是专题调研,二是举办专题论坛。我们曾组织关于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调研,了解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实际问题与困难,以明确我们在推动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应该和能够发挥的作用。作为发起者,我们曾经联合有关高校和单位组织过多次专题论坛,如2009年11月与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工程”高层论坛;2010年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坛;2011年1月与《政治经济学评论》联合举办的以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为对话形式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创新研讨会”;2011年4月与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高层论坛;2011年9月与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高层论坛。这些论坛起到了提高相关参与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水平、密切与学者和读者的关系、扩大《教学与研究》的影响、增长编辑见识的作用。活动本身,既显示了期刊的活力,也给期刊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古语讲,“六十而耳顺”,说的是人至六旬,心态渐臻淡定、从容,可以听进各种不同意见,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学术期刊也应该是如此,我们要珍惜《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纪念的机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作为我们期刊继续前行的思想营养和精神动力,让我们的编者与广大作者、读者一起,共同把我们的期刊办好并日益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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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篇论文
    张宇
    2012, 46 (12):  90-91.  DOI:
    摘要 ( )  
    1985年,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教学与研究》第3期,题目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兼议传统观念”。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读本科四年级,已经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下了一些工夫。当时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课余时间我还研读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论粮食税》、《论合作社》,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在内的不少经典著作,以及国内外比较重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印象最深的是79级一位师兄的一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题课的课堂笔记,这本笔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对我帮助很大。当时给他们讲这门课的,都是一些很有名望的学者,如徐禾、卫兴华、张朝尊、胡钧、何伟、余学本、吴树青等教授。这门课的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每人一讲,主要的专题有: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按劳分配、经济体制改革等,内容很丰富,水平很高。通过学习,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和思考。那时,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刚召开不久,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新理论新观点不断涌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当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是一种传统观念,不符合现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绝不能动摇。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根本方法,又不能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照抄照搬。我的第一篇论文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何在?这些理论的任务和方法是什么?它们在什么条件下和范围内才是科学的?传统的错误观念是如何简单地、教条地和形式主义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的?应当如何创造性地发展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在论文中,我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历史任务、基本方法和理论特点出发,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篇文章写好之后,我把它送给了徐禾教授,请他指正。徐禾老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作为主要组织者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该书出版于“文革”时期的1973年,是迄今为止公认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徐禾老师威望很高,同学们对他都很敬佩。当时我被免试推荐上硕士研究生,选择了他作我的导师,和他有过交流。他看了我给他的论文之后,认为写得不错,并逐字逐句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徐老师不仅思想深刻,知识渊博,遣词造句尤其讲究。经他之手,这篇论文的水平自然大为提高。文章定稿之后,徐老师将它推荐给了当时担任《教学与研究》副主编的胡钧教授,胡老师对文章也很认可,很快就作为《教学与研究》的重点文章给予发表了。能在《教学与研究》这样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刊物上发表论文,对一个刚刚起步进行学术研究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很不容易的。回头来看,更有意义的是,这篇论文虽然是我的处女作,但却在无意中勾画出了我后来学术研究的轨迹,体现出了一种风格和传统,这就是以宋涛、徐禾、卫兴华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的前辈们所开创,并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而薪火相传的经济学的人大风格和人大传统,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将理论与实践、革命性与科学性紧密结合起来,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这也是我们当前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灵魂,我们要永远坚守。自第一篇论文发表以来,我在《教学与研究》陆续又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包括1986年第2期发表的《等量劳动互换、等价交换与社会主义商品理论的深入探索》,1987年第2期发表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和特殊》,1997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思考》,1997年第9期发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回顾与反思》,1998年第7期发表的《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与经验》,2000年第9期与林岗教授合作发表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2002年第11期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2003年第9期与林岗教授合作发表的《生产力概念的深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2006年第2期发表的《马克思的公平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原则》,2008年第8期发表的《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与中国化》,等等。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近年来我的研究课题和成果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当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理论阐述等方面,这些课题和成果实际上都是对第一篇论文的主题思想的深化和扩展。在第一篇论文发表时我是一名毫不知名的本科生,是徐禾、胡钧等老师的指导和《教学与研究》的帮助,使我迈进了科学研究的殿堂。师恩如山,永远难忘。值此《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之际,衷心感谢它对我的培养,希望它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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