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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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

2012, 47 (10): 5-10. DOI:

摘要 ( )

要切实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关键在于寻求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内在结合点。批判性地反省我们生活中现实的和潜在的抽象化力量，并探求超越这种抽象化力量的支配和控制，并在此过程中，努力追求我们理想的美好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生长点和真实途径。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统治人的抽象力量的反省批判精神，清醒地对之进行深入分析和解剖，并以此推动我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将因此获得真实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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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现代性”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

郗戈

2012, 47 (10): 11-17. DOI:

摘要 ( )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马克思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能够指导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在中国现实境遇中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就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创造性地转化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自觉回应“反现代化论”与“西化论”等当代流行思潮的挑战，合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正确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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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农产品价格变动特征及原因分析

张利庠, 陈秀兰

2012, 47 (10): 18-25. DOI:

摘要 ( )

中国农产品价格在2004年出现拐点，由低位平稳运行变为明显上升；生产成本上升、供需结构紧平衡、货币过度供给和突发事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2007年后农产品整体价格涨幅加大，年均上涨约11个百分点，其中三大粮食品种、棉花、蔬菜、水果的年均波幅变化相对较小，而大豆、豆油和肉类的价格波幅变化较大。长期来看，农产品供求紧平衡和生产成本的刚性上升将会进一步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短期来看，三大粮食品种价格将稳步上升但幅度可控；油棉类产品价格更易受国际市场影响；猪肉价格周期性上涨接近峰值；蔬果等小宗农产品价格波幅呈现很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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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
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

陈锡喜

2012, 47 (10): 26-33. DOI:

摘要 ( )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必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是在世界和中国两个坐标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具有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的信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是指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对于其他思想理论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诸多理论内容上，更体现在它的理论范式和理论特性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即掌握包括自我批判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武器，自觉反思对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教条式的“绝对普遍主义”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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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的逻辑到身体的逻辑——对马克思哲学的另一种解读

燕连福

2012, 47 (10): 34-41. DOI:

摘要 ( )

马克思的哲学，既可以说是一种实践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身体哲学。青年马克思极其关注身体的存在困境，指出了身体异化的四种情况：即身体被异化为机器、被异化为动物化的肉体、被异化为商品、被异化为与自然相对立的东西。身体异化的根源，恰恰是资本逻辑的大行其道。资本逻辑是一种唯生产的逻辑，必然导致把人的身体视为机器；资本逻辑是一种唯欲望的逻辑，必然导致把人的身体当作动物化的肉体；资本逻辑是一种拜物教的逻辑，必然导致把身体视为与他人交换的商品；资本逻辑还是一种反自然的逻辑，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疏远。走出资本的逻辑，就需要回归身体的逻辑，即回归生命、回归生产、回归需要、回归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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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
工人阶级的层级化特征

孙寿涛, 谷自力

2012, 47 (10): 42-51. DOI:

摘要 ( )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信息革命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演变呈现出层级化特征，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的中心边缘群体——标准就业与非标准就业的层级区分。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中，所谓的非标准就业形式固然有助于降低失业率，但实质上降低了工人的阶级地位，是以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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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外交的国内统筹能力：
问题与对策思考

黄忠1, 唐小松2

2012, 47 (10): 52-59. DOI:

摘要 ( )

除传统意义上所认识到的影响公共外交国内统筹能力的因素之外，公共外交的发展还受国家在特定时期社会制度和管理体制的生命力、国家的国内道德形象和它对价值观塑造能力等内部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公共外交在国家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以保障公共外交发展、国内道德形象与公共外交相匹配、价值观定位优化为公共外交提供足够的身份支持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努力。对此，中国必须深化改革，用国家的安宁稳定与繁荣昌盛作为推动公共外交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加强道德建设，改变国内舆论管理思路，增强国内外问题联动意识，推动公共外交道义声誉的影响；提升价值观的塑造能力，让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能够获得更多观念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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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债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孙海泳, 李庆四

2012, 47 (10): 60-66. DOI:

摘要 ( )

近年来，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削减预算赤字等措施来缓解国债剧增的压力。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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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争议的发生原因探析——兼评《审查历史》一书

聂露

2012, 47 (10): 67-73. DOI:

摘要 ( )

本文通过评论《审查历史》一书，提出了解释日本、德国和美国教科书争议之所以发生的四个原因。在界定教科书争议的国际和国内维度的内涵后，论文从控制教科书生产的不同机制、公民认同的变迁、国际关系的改变和对外战略的规划等四个方面，逐一分析了德、日、美三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对于教科书争议的影响，得出教科书争议和文化分歧的背后是政治冲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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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文化话语权

骆郁廷, 魏强

2012, 47 (10): 74-81. DOI:

摘要 ( )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新特点，积极主动占领网络文化阵地，不断提升网络文化话语权，注重熟识网络领域的文化话语、分析网络领域的文化话语、创新网络领域的文化话语、传播网络领域的文化话语和调控网络领域的文化话语。当前，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话语权必须加强网络信息技术建设，增强网络文化话语设置自觉，促进网络文化话语广泛传播，主动参与网络文化话语交锋和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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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生态
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杨增岽

2012, 47 (10): 82-88. DOI:

摘要 ( )

借用生态学（含教育生态学）有关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领域。目前这种借鉴研究分两种：一是借用生态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具有明确的学科交叉研究特点；二是仅借用生态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来研究，属于研究视角、思维和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相关问题研究主要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概念及其系统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引入生态分析方法的价值性与必要性、生态分析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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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科学的批判武器，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非——读卫兴华教授新著

胡乃武, 李佩洁

2012, 47 (10): 89-91. DOI:

摘要 (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解放思想、学术争鸣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论著大量引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各种理论观点的讨论碰撞尤为激烈，在这些争鸣中，不乏批判、质疑甚至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声音。最近，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出版了新著《理论是非辨析：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例评说》（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他以严肃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了马列主义原著以及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在此基础上对于一些理论和学术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力求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的本意和精神实质，基本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认同。该文集内容分四编，共收入43篇文章，卫兴华教授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实际事实，对一些“误解、错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事例进行了评析。例如：曾有人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说成是过渡时期，为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理论依据；有人断章取义将三个“是否有利于”误解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或者解读为不要再问姓“资”姓“社”，还有人主张用“当代马克思主义”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有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认为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有人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公有制形式，看成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认为股份制是对公有制的新的定位；有人认为公有制比重的高低不是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也不是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政权合法性的决定因素；有人将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误解为“人人皆有的私有制”，为改变公有制实行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还有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否定和反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认为非劳动要素也创造价值，并以此否定劳动价值论，或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已包括了按劳分配，再讲按劳分配是多余的。作者在该书中将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错解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疏漏，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以讹传讹或误解错解。例如针对有人认为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作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和赞扬的是资本家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历史作用，而并不同时肯定阶级剥削和奴役制度。作者还在本书中澄清了我国有关教材和论著中对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一般商品”还是“特殊商品”这个问题长久以来的误解。在《怎样正确理解〈资本论〉中有关科学分析方法的论述》一文中，作者对《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科学分析方法的论述进行了追根溯源的论证，纠正了中外学者长期以来对此论述所做的与马克思原意完全相反的解读。在《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吗？》一文中，作者指出，马克思是讲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同时成为生活的需要，而不少学者把“不仅仅是”错解为“不是”。第二种错解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句句是真理，而没有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来开展研究。作者反对一些学者关于马恩著作句句是真理的说法，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中应当关注和讨论马列原著中哪些是需要长期坚持和发展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非基本原理。针对有些人根据“两个决不会”思想，否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卫兴华教授指出，《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讲过“两个必然”，而是讲“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论断并没有错，不存在“纠正”的问题。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在《怎样正确理解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个论断》中，卫兴华教授指出，在十年内乱时期，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断被作为了搞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他经过考证后提出，列宁这个论断并不是作为一个普遍原理和一般规定提出来的，而是在苏联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的经济现象讲的。由于对列宁上述论断的误解和教条化理解，形成了对待个体经济上的“左”的错误。第三种是属于本身就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出现曲解、编造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情况。例如在《不要制造“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文中，针对有人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过时的、不应再坚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否定和取代之，卫兴华教授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他指出，所谓“当代马克思主义”是以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是“源”与“流”的关系，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点来看，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但没有背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发展和前进的。作者还指出某些论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否定，所用的理论依据和方法乃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在文中对这些论述逐一进行了评析。卫兴华教授在研究中始终遵循“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有的论著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名，实则曲解、编造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或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的旗号，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做法，卫兴华教授坚定地站了出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批判武器，对非科学的“批判”进行了反批判。以下是文中关于一些常见的重要的理论是非辨析。（一）要完整、统一地理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三个有利于”不是姓“社”姓“资”的标准。关于如何理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理论界存在不少的争论。时常有人将邓小平所讲的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误解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或者解读为不要再问姓“资”姓“社”。为此，卫兴华教授多次撰文澄清这一理论误读。他指出，邓小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既定前提和内在要求，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和目标。邓小平的本意是反对用含糊不清的姓“资”姓“社”的责问去干扰改革开放，使得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因此提出了三个“是否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与取舍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标准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他还指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是生产关系的标准，例如所有制、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分配方式、生产目的等。（二）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私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一些论著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同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宣传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卫兴华教授在文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属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范畴，主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定断词；“社会主义经济”是特定社会经济制度范畴，对应于“资本主义经济”、“封建主义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凝聚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但不能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地位和作用出发，规定它的社会主义性质。（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应我国生产力不发达国情的经济制度，包括了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私有经济制度。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宪法以及其他中共中央文献中这两者也是作为两个概念分别提出来的。（3）同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涵盖了非公有制经济，这是现阶段的中国特色，但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三）区分“公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两个概念，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理论观点。针对有些报道和论著把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看做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公有制的传统定位，并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卫兴华教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自身存在的形式包括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有多种，例如租赁制、承包制和股份制等等。针对学界关于股份制“姓公姓私”的争论，卫兴华教授指出，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或资产经营方式，它同所有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股份制的性质取决于入股资本的性质，如私人资本组织的股份制，依然是私有制。股份制既可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能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同“公有制存在形式”等同起来。还有一些误解和错解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论述，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而且得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股份制“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论断。卫兴华教授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是由原来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的单个私人企业，发展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公司企业，是“联合起来的”社会化企业，绝不能将其理解为公有制企业。股份制的产生和发展，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它不能克服而且还发展了社会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的矛盾。（四）分清“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概念，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针对深化劳动价值论讨论中出现的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卫兴华教授在书中进行了逐一的分析与评论。他认为应当弄清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原创含义，既不能把他们没有讲过的东西强加给他们，也不能把他们已讲清楚的问题，说他们没有讲过。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确立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有的学者借此提出用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卫兴华教授认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中的贡献，是指生产要素在生产财富（即使用价值）中的贡献，而不是指他们在创造价值中的贡献，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并未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他还指出，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分配制度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解释了商品价值决定的问题，而不是商品价值的分配问题。实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也不是以要素价值论为理论依据，其根据在于要素所有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意为前提。《理论是非辨析：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例评说》这本书引经据典，说理充分，知识丰富，语言生动，是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非、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宝贵资料。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卫兴华教授穷尽毕生之力来钻研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他客观科学的批判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教学工作者学习。［责任编辑陈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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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第19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文苓

2012, 47 (10): 92-92. DOI:

摘要 ( )

2012年8月6—7日“第19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喀什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研讨，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理论价值绝不仅仅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名誉会长石仲泉教授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之一，她的生命力和价值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过时。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蕴含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具有普遍的价值意义，她对于我们处理各种问题尤其是重大、复杂、疑难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在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上，我们要防止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偏向，既不能因为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价值而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不能因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而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价值。我们要将两者看做是整个中国共产党事业的两大理论支撑、两个“保护神”。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唐洲雁研究员指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讨的目的是为了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7·23”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十八大的召开。要深入学习和认真把握“7·23”重要讲话精神，有两个重要关系是必须弄清的：一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关系；二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唐洲雁会长认为，中共十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列提出，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在理论上是有充分依据的。无论是关于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模式，还是各自理论的基本内容、探索的道路、形成的时代背景、完成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都有一定的差异，把它们分别出来可以凸显各自的历史价值、历史地位，从而展现出它们所独具的个性特征。如果不把它们分别开来，看起来是坚持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完整性，但不利于在现实中有针对性的学习理论，也不利于党的创新理论的发展和宣传。当然，我们也要防止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偏向。与会专家学者就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研讨。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都是在毛泽东时期确定的，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厚此薄彼、搞简单的肯定和否定。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其自己的哲学基础，并不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但也应承认，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为根本内容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基础。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还就如何在今天的现实中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的民族理论的哲学方法对于今天解决民族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其处理民族问题时的“通变”的思想意义非常重大。有专家认为，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充满着哲学智慧，它不仅是引导中国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建设取得胜利的思想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和未来的军事斗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科学的理论指南。也有学者提出，毛泽东精神作为20世纪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精神体系，为当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们需要从中加以认真系统的总结。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但不会过时，反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越来越显示其强大的理论威力和生命活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所有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学者，对于如何将毛泽东哲学思想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都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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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梦想放飞的地方——我和《教学与研究》的特殊情缘

王东

2012, 47 (10): 93-94. DOI:

摘要 ( )

从自然生命来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学术生命来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在从北京上山下乡到北大荒当了10年农民之后，我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首届“七七级”大学生；1979年，我成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82年，我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的首届博士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最早的哲学博士……多年以来，在我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一个学术梦、哲学梦、中国梦，就是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做出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哲学创新、理论创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一块铺路石子。《教学研究》正是我开始放飞这一学术梦想的地方，从1984年开始，我与她结下了28年的特殊情缘，真是一言难尽……那是1984年5月的一天，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回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找到了《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交上了刚刚完成的一篇习作《列宁〈哲学笔记本〉的科学价值》。当时接待我的是王箴禹同志，他老成持重，虽素不相识，却很热情。稿子交上去了，我内心还是忐忑不安的。我当时还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而且只是一个在读的博士生，又从来没有在正式报刊上发表过什么东西，远不像有些人年纪轻轻就已崭露头角。这篇稿子，虽说只有8 000字左右，却凝聚了我近20年学习的心得体会。1963年，在北师大二附中读书时，我就开始比较系统地自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我对列宁著作特别喜欢，可谓情有独钟。非常凑巧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搞小学语文教育的母亲高惠莹，买了一本1960年版的精装本的列宁《哲学笔记》；这本书成了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但感到像“天书”一样，很难看懂。我不由得萌发一个念头，有朝一日一定要解开这个迷，让人们读懂这部“天书”。1968年6月，我上山下乡，到北大荒当知青，别的书都不能带了，随身只带了这样一些马列著作。临行前，父亲王培英给了我20元钱，我拿出12元钱，到中国书店买了一套四卷本的《列宁选集》。在十年动乱中，在农村土炕头上的小油灯下，这些马列著作、尤其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伴随我走过了从20岁到30岁的青春岁月。从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到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师从庄福龄、徐琳、刘炯忠教授，我一直执着于列宁思想及其《哲学笔记》的研究。我的硕士论文，就选了《哲学笔记》作为研究对象。从1982年开始，我来到北大哲学系，师从黄楠森教授，专门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为此，我跑遍了北京的各家图书馆，查阅了各种版本的《哲学笔记》，掌握了当时苏联与西方“列宁学”的各种研究成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撰写了这篇文章投给了《教学与研究》。文章虽然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首届列宁哲学思想研讨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但能不能正式发表还是个问号。应当说，在全国首届列宁哲学思想研讨会上由我作大会的专题学术报告，是黄楠森教授推荐决定的；而论文拿到《教学与研究》，却没有经任何人推荐，是我自己送上门的。没想到，王箴禹等编辑部同志奖掖后学，鼓励新人，很快在当年8月《教学研究》第4期上刊出，随即在当年的《新华文摘》第10期被转载。这篇论文指出了苏联编者在编辑出版列宁《哲学笔记》中的重大理论失误，要求恢复列宁自己命名的八个《哲学笔记本》的本来面目，并旨在从中挖掘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历史局限与理论局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哲学创新推波助澜。当时国内学术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给予了广泛关注，甚至连常以老大自居的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也在评述有关当代中国哲学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以黄楠森、庄福龄、王东等人为代表的、以专门研究列宁辩证法见长的学派。由此开始，我也就与《教学与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杨耕、孔伟等同志，多次向我约稿。孔伟还不辞辛苦，登门拜访。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她当年还精心编排了张岱年和我一起合作的一篇大文章。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外普遍关注：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大也正在启动迎接校庆100周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大学术活动。张岱年先生约我一起写一篇文章，特别用了一个旗帜鲜明、耸动视听的大题目《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张先生是我有幸得遇的第二位大师。1982年读博士生时，我们同学三人中我跟着黄楠森老师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陈来、刘笑敢跟着张先生学中国哲学史。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又拜张先生为师，学习他的综合创新论。1993年4月26日，经张先生推荐，我和他老人家一起去参加《光明日报》召开的一个民族精神座谈会。张先生相当郑重地对我说：“王东同志，你支持我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我非常高兴，希望你能把这个理论再发展发展，使它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个‘颜李学派’，虽说最早是由颜元创立的，可是后来是由于李塨的继承发展，才有了更大影响……”我事先并没想到，年事已高的张先生会对我郑重其事地说出这样一番话，觉得分量太重了，我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力而为。1997年，迎接北京大学校庆100周年之前，我到张先生家去看望他，谈话之间，他又说了上次的话。我当即表示：“您的意思我赞成，我一定尽力而为。您首倡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非常正确，只是有些人认为它只是个空洞的口号，抽象公式，没有具体内容、具体用处。我们可以进一步回答‘综合什么，怎样创新’的问题，并且尽可能使综合创新论具体化。”张先生深表赞成。他老人家还和我约定，在迎接北大校庆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此题目作一个联合发言。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和张先生合写了这篇文章《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发表在1997年《教学与研究》的第5期上。《新华文摘》1997年第8期作了全文转载，并且作为重点文章上了封面要目。当年方克立先生到北京大学作学术讲演时，还专门提到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重视与高度评价。俗话说，“饮水思源”，“饮水不忘挖井人”。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一直是《教学与研究》的忠实读者和忠实作者。我衷心希望她越办越好，在今后的关键10年，帮助我们这一代人，实现哲学创新、理论创新的学术梦、哲学梦、中国梦，从而给危机创新时代的人类命运，带来新的可能性、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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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研究》对我的学术滋养——写在《教学与研究》60华诞之际

邰丽华

2012, 47 (10): 95-96. DOI:

摘要 ( )

20世纪90年代初，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高校教师行列。这是我大学毕业后从事的第二份而且目前仍在乐此不疲的工作。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在政府机关从事审计工作，与学术研究基本不搭界。进入高校当老师后，主要承担全校本科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学，工作量非常大，再加上当时社会上和高校中还没有现在这样浓厚的科研氛围，我个人头脑中也从来没有科研的概念，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教学与研究》这样有名的学术期刊并无交集。20世纪90年代末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后，才开始与《教学与研究》的亲密接触。这份刊物给我的感觉是：她能够替我解答教学中的困惑，能够为我提供学术上的滋养，能够让我了解专业的前沿。那些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人，都是教学能手和学术精英，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方向。成为像《教学与研究》这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刊物的作者，是我那一段时期的奋斗目标。由《教学与研究》的读者变身为作者，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这10年以及此前的若干年，我接受了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和博士后的经济学专业训练，亲身领受了许多经济学大家的学术熏陶，本人也一直在为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而努力。但是，与多年的独自摸索相比，围绕着刊发论文与《教学与研究》所发生的近距离接触，使我在科研上的收获更直观,更迅速，受益也更持久。我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以内需为主保增长的经济学分析》，是与我的研究生王姝娜合作完成的。该文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的分析，认为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只有实行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这篇文章的发表恰逢中共中央发出通过新一轮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倡议之时。我的责任编辑陈翔云女士在肯定文章选题现实意义的同时，对文章的结构、数据资料以及引证的方式等都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这些意见所进行的修改进一步提升了该论文的学术品质。2010年初，当我再一次信心满满地投稿给编辑部后，翔云编辑在电话中看似不经意的一个提问，顿时让我有拨云见日的感觉。这篇名为《缩小收入差距应正确区分的几个基本范畴》一文，从正常和非正常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提出通过区分收入差距的四种基本范畴，有选择地、审慎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不能搞一刀切。发表后的文章增加了垄断与非正常收入差距关系的内容，认为垄断现象是导致非正常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性难题。垄断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作为点睛之笔，颇令文章增色。正是由于编辑的严格把关，上述两篇论文在发表后均获得了很好的社会评价，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改革论坛、求是理论网等都给予了转载。当今的时代，竞争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术期刊领域也不例外。各种口径的排名、文章转载率的高低、社会影响力评价等很难让一份学术期刊永远保持从容与淡定，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似乎更是遥不可及。但是，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却发生在《教学与研究》的身上。创刊于1953年的《教学与研究》，几乎与新中国同龄。她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风雨、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的考验，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影响。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教学与研究》能够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长期坚持为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服务的宗旨。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声名显赫之际，未见任何的高调与张扬；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处于低谷阶段之时，也不曾有丝毫的自卑和动摇。这份难能可贵的执著与坚毅是《教学与研究》获得良好社会评价的重要原因。60年来，《教学与研究》始终以包容与开放的精神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她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来不是教条的和本本主义的。她更注重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与学术价值，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同时还能不断追随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动态。透过每一期《教学与研究》所刊发的文章，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份刊物在拓展思想深度、引领科研潮流、探究教学真谛等方面的不懈努力与颇具匠心。2000年初，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热潮中，《教学与研究》率先刊发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对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以及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发生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持久生命力、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以及所谓“中国模式”等话题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线。《教学与研究》适时推出了一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为读者开拓了思路，解答了疑惑。近几年来，我开始致力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教学与研究》仍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她的一些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的作者，与我一样保有对这份刊物的热爱，他们的国际化视野无疑增加了《教学与研究》的开放程度。思想上的包容开放、学术上的兼容并蓄是《教学与研究》近“花甲之年”仍然充满活力的又一制胜法宝。办刊宗旨的执著与坚定、办刊风格的开放与包容、办刊理念的前沿和创新，是任何一份刊物经久不衰的秘诀。而《教学与研究》能够长期领先，一定有她区别于其他刊物的独家秘籍。以一个读者兼作者的视角来看，《教学与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编辑部和谐的工作氛围以及对待作者的平等与尊重。笔者认为，办好一份刊物，编辑的专业眼光、学术水准固然重要，但是团队的和谐尤为关键。到过《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的人，都会对那里充满亲情的工作环境印象深刻。近几年来，我与《教学与研究》的一些作者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学术研讨会上见面，私下里也有一些交流。事实上，并非我们的每一篇投稿都会被采用，但是大家仍然心甘情愿地追捧《教学与研究》，原因何在？《教学与研究》编辑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既能够把握学术前沿又深谙作者的心理。当有些稿件不得不被拒绝时，编辑们一定会给出一个很婉转的理由，保证不会伤害作者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他们在和作者讨论稿件时，既不会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也从未使用盛气凌人的语气。作者从编辑那里得到的永远是肯定与激励，而这将促使他们源源不断地把更好的文章呈现给《教学与研究》。办刊人员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以及刊物与作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教学与研究》独领风骚60载的内在因素。谨以此文献给《教学与研究》60周年华诞，并衷心祝愿她能够在以后的岁月中继续绽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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