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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与空间——我与《教学与研究》之间的故事
郑有贵
2012, 47 (9):
95-96.
DOI:
我喜欢向《教学与研究》投稿。从1997年起，我向《教学与研究》投了九次稿。这份刊物给我的研究事业增添了新的机会，也打开了新的空间。成长台阶，增添新机。对这样一份由著名学府主办的高水准的学术刊物，我心存敬畏。1997年，还只是助理研究员的我，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论文，还被全文转载，增添了做好研究的信心，在心理方面迈过了“畏怯”这道坎。2000年第2期发表的《“两个飞跃”：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获得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机会。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中有一个叫《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选题，当时我还只是副研究员，此前也没有申报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按一般的经验只能申报一般项目，承担重点项目根本就是一种奢望。我接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立项通知时，发现被批准为重点项目，喜出望外，感觉是天上掉馅饼，曾想是否弄错了。2004年3月25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在国家行政学院召开中央国家机关重点项目检查和调研会，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会上，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全国社会科学党史党建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沙健孙教授说，该选题重要、所设计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新、有较多的前期研究成果，还特别提到对邓小平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有过研究，所以评审组将申报的一般项目改为重点项目。此后，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全国社会科学党史党建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郭德宏教授见到我时，特别叮嘱要把这个项目做好。这些都让我感受到全国社会科学党史党建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对该项目寄予的厚望。鉴此，我不敢懈怠，非常珍惜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静心于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到24个省进行走村入户式调研以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和第一手调查资料，从“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资源在工农两个部门的配置与“三农”政策选择等方面展开了新的学术探讨，尝试性地解“三农”政策之演变、析“三农”理论之创新、探“三农”发展之路径、究“三农”决策之动因，在此基础上揭“三农”趋势之指向、献“三农”之对策。非常幸运的是，项目的最终成果《目标与路径——中国共产党 “三农”理论与实践60年》，2009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百种重点图书之一，2010年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指引方向，成就新篇。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这块“水桶理论”中的短板，引发了较多的学术讨论。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自2004年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连续将解决好“三农”问题锁定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2007年，编辑部的李文苓老师敏锐地提出对改革开放以来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进行梳理和阐释的选题，并约我撰写。这样，当年第9期发表了《“三农”政策突破与理论创新——9个中央1号文件的重大突破》。该文指出，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在“三农”政策上实现了转折性突破。20世纪80年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主要针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实行放活政策和市场取向改革，重塑农村经营主体并为其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根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和“两个趋向”论断，新世纪初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向“三农”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以改善“三农”发展的政策环境。认识突破与理论创新不仅为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实现政策突破提供了理论支撑，还将积极影响未来“三农”事业的发展。基于对“中央一号文件”在当代中国农村改革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的认识，2008年初，地处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安徽人民出版社在策划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时，提出了《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的出版选题，知道我写过这样的文章，就向我约稿。尽管时间紧、任务重，我和长期的合作伙伴，以高质量完成任务为己任，精诚合作，在11月正式出版该书，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献上了自己的礼物。该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百种重点图书之一、增补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入选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还入选农家书屋重点图书推荐目录。如果没有编辑部老师的指引，或许也就没有承担《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写作的机会，由此所获得的研究进展及其荣誉也就无从说起了。良好合作，发挥时效。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明确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这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学术探讨的新要求。根据自己的积累，很快就写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与政策突破》。该文第一部分提出，“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隐患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未来一个时期解决“三农”问题新的政策目标，是解决“三农”问题新的战略选择，是全面实现农村小康的根本举措。第二部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五个方面的政策目标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做出系统性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安排，特别需要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构建起平等的就业政策和培育壮大产业组织上实现新的突破。因为长期与《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的老师合作，结下了友谊，交流沟通也就很方便，考虑到这篇文章有很强的时效性，首先想到了向该刊投稿，而且也得到及时发表（2006年第1期）。我不敢说这篇文章有很多创新或突破，但确实是第一时间段的学术讨论文章，因而发挥了良好的效应。据中国知网（CNKI）统计，该文被引用63次。高位平台，效力彰显。我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九篇文章，有六篇被全文转载，两篇被摘转。2010年第4期发表的《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目标与政策》一文，是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于2009年所承担的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托课题“新中国60年来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研究”的部分成果。该文提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应以工农、城乡协调和融合发展、结构的协同转换为政策目标。工商资本大量进入农村是“双刃剑”，可以解决农村发展资金短缺的难题，也有可能使农民沦为工商资本的雇用而弱化农民的主体地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将雪中送炭、携小扶弱政策与组织化有机结合起来实施，可以很好地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从城乡财政体制一元化、对农民进一步赋予土地权益而增加财产性收入、增加向农民的转移性支付、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强化以税惠农的政策等方面进行改进，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向“三农”倾斜。在资源配置上，需要建立起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工农、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的制度。这年12月17日，中央某部门将其摘成约五千字的材料，以内部刊物形式报送，次日中央领导同志将其批转有关部门参阅。在这份刊物上所发表文章被转、被引、被决策机关关注，尽显其效力。在《教学与研究》创办60周年之际，将我与她的故事写出来，以示感激和祝贺，也告诉同行者，她也是你的机会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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