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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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

2012, 47 (8): 6-12.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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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乡居民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具有优势的非营利组织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非营利组织只有大力开展社会服务体制创新和机制改革，才能拓展巨大的发展空间。而创新，不仅是服务本身的创新，也不仅是服务组织和体系的创新，而是要走向社会类型的创新，即建设服务型社会。其特征是：生活服务业成为社会事业的基础，社会服务成为社会团结的基本纽带，非营利组织成为实施社会服务的基本主体，服务型社会和服务型政府协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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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社会服务的改革与创新：以民族地区反贫困为例

李迎生, 吴咏梅, 叶笛

2012, 47 (8): 13-20.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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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境内外非营利组织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我国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政府反贫困的不足，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但与境外非营利组织相比，境内非营利组织在反贫困实践中尚存在不少需要反思和改进的问题与不足。本文以境内非营利组织社会服务的改革与创新为议题，以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实践为案例，通过与境外非营利组织反贫困实践的比较，反思境内非营利组织反贫困实践存在的不足与问题，探讨其改革与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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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与残疾人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

唐钧

2012, 47 (8): 21-2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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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分析和探讨“非营利组织”和“社会服务”这两组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建构残疾人社会服务体系的问题，即需要建构一个包含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企业等各种性质的非营利组织，为残疾人提供专业化的社会照顾、社会支持、社区服务、医疗康复、心理咨询、教育培训、就业辅导和辅助器具的社会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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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和服务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以事业单位型老年福利机构服务探索为透视侧面

钱宁, 李艳华

2012, 47 (8): 27-32.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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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产生老年人服务与老年人需求间的巨大张力，对中国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服务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发展和创新老年服务的理念与方法,成为事业单位型老年福利机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文结合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的老年社会工作实践，对事业单位型老年福利机构的社会服务改革与创新进行社会工作反思，讨论将社会工作制度引入其中后，对改善和提升老年福利服务水平、创新服务方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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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业经营下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国际比较与路径选择

吴利军1, 方庆2

2012, 47 (8): 33-3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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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业混业经营大趋势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金融结构也变得日益复杂，以维持金融稳定为目标的分业监管体制开始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通过英美等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对统一监管、分业监管和不完全统一监管这三种模式进行了利弊分析，同时剖析了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并据此提出了混业经营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改进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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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一定低效率吗?
——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

洪功翔, 董梅生

2012, 47 (8): 40-48.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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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财务效率，还是技术效率，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均不存在差异；对预算约束指标的检验显示，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均不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因而可以认定它们的竞争环境基本相同，国有企业并没有获得政府更多的利益输送。据此我们认为，“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和“扣除政府财政补贴国有企业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负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强调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依据是不足的。本文还分析指出，国有企业效率提高是改革效应、“干中学”效应、退出效应、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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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三大
社会形态理论——兼评学界的几种常见理解

杨学功1, 楼俊超2

2012, 47 (8): 49-56.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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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继19世纪40年代对哲学、经济学进行初步探索后，其哲学和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长期以来，学界对这部手稿中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本文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梳理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脉络，阐述了三大社会形态的基本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学界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几种理解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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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范式的历史与趋势

庄友刚1, 冯建华2

2012, 47 (8): 57-63.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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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形成直接源于对哲学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反思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借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和专题史研究等几种主要的研究方式，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与蓬勃、90年代的困境与探索，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创新与超越等几个特征明显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历史发展既表明了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同时也暗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欠缺，这也构成了今后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趋势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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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虚幻性的认识论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意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胡潇

2012, 47 (8): 64-72.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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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情况下，意识形态是其主体对社会存在的虚幻反映。这除了社会关系本身的颠倒之外，还源自社会统治力量及意识形态阶层独特的精神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做过系统说明，为我们自觉理解意识形态现象给出了解蔽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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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目前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和理论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嬗变趋势

陈玉刚

2012, 47 (8): 73-7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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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赋予了国际关系学科独立的地位，鉴于国际关系学科过去百年发展中，主要理论范式争论都是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之间进行，因而学科的霸权性、不平等性非常明显。从当前的发展来看，国际关系学科正面临严重的能力不足问题，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现实发展都超出了国际关系理论能够解释的范围。国际关系学科正面临某种嬗变，表现出了去霸权化、多学科化、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双重发展等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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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特色外交风格的形成、演进动因及其现实挑战

胡宗山

2012, 47 (8): 80-8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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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外交风格包含领导人外交风格、外交团队风格和国家整体外交风格。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服务于国家总体目标和对外战略的需要，中国外交逐渐形成尚和但独立、大度而敢为、诚信又理性、谨慎且勇决、务实而坚定的显著风格，体现出刚柔相济、张弛有度、攻守兼备、外圆内方的鲜明特点。中国外交风格为保障中国外交战略的实施，营造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发挥了突出功效，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它又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需要在国家外交战略调整的前提下，进行适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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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
一种女性主义阐释

苏云婷

2012, 47 (8): 87-9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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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学派是国际政治正统理论，对它进行分析与批判是女性主义等非主流学派发展的必要环节。在进行理论建构时，现实主义预设了四项基本假定：第一，国际政治是与国内政治相分离的；第二，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性状，缺乏合法的中央权威；第三，国际社会具有国家中心主义的特征，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第四，国家道德不同于普遍道德。这些假定构成了现实主义的立论基石。在这些貌似客观的假定之中，包含着对性别要素的排除以及对女性、女性特征的贬抑，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对这些假定进行解读，是女性主义有效批判、成功解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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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教学与研究》60年的学术交往

卫兴华

2012, 47 (8): 95-9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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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是1952年毕业的，而《教学与研究》则创刊于1953年。因此，可以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教60年来，除了“文革”十年的特殊年代外，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一直与《教学与研究》发生着联系。既是它的读者，也是它的作者。20世纪50年代，国内高校偏重于理论研究和教学指导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很少。所以，《教学与研究》一直是国内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非常重视的一个学术园地，并始终有党中央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该刊发表研究心得，既有与教学实践直接有关的，也有理论研究性的论文，还有一些新书评介和名词解释类的短文。粗略统计，我用实名和笔名发表于《教学与研究》上的文章有45篇左右。另外，与多人合写以“计斋”署名的“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约22篇以上。有必要说明的是，从1955年9月到1957年12月，《教学与研究》为配合全国高校和社会各界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需要，由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徐禾同志牵头，我和庄次彭、李宗正等多人参加，组成编写小组，按照教科书的章节顺序，编写“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徐禾同志将别人写的词条交我修改后由他审定，以“计斋”的名义连载。还以“教学与研究丛书”的名义，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六个分册的小册子，发行量很大。如第一分册在1956年3月第一次印刷时发行量达30余万册，5月又第二次加印了35余万册。1959年第二版又印刷了20余万册。“名词简释”的编写、刊发和出版的过程，反映着当时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译本出版后，国内社会各界掀起了学习热潮。“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成为最主要的学习辅导材料，需求量大。但在1958年我们停止了编写工作。其直接背景是：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周恩来等的“反冒进”。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社论，进一步批评“反冒进风”“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另外，《人民日报》在10月27日和11月13日的社论中，先后提出了农业要“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重提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苏星同志根据宋涛同志的提议，组织我们部分教师开始编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重点是社会主义部分，以每章一分册的形式作为内部用书出版，从而停止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的编写工作。1958年11月，毛泽东提出“关于读书的建议”，要求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建议并带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又热起来。1959年，徐禾同志因病住院，《教学与研究》又要续登“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我当时下放至北京丰台区看丹农场劳动，利用假日撰写了几篇社会主义部分的词条，于1959年以实名在该刊分几期刊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我修订的“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第二版，并新出版第六分册关于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1959年，中苏两党在理论认识上的思想分歧开始公开化。党中央又在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同志，掀起“反右倾”运动。在此背景下，全国各省市主要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纷纷自己编写出版政治经济学教材，停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也就不再出版发行了。我借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之际，叙述一下这件事的历史过程，主要是想给读者一个交代：“计斋”是何许人？为什么“名词简释”停而复出、出而复停？为什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热而冷、冷而热、又完全冷，几经反复？从《教学与研究》刊载“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分册的过程，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政治气候的发展变化。我与《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交往，主要是在理论研究性和教学辅导性文章的发表方面。我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喜欢找问题，追根溯源，独立思考。20世纪50年代前期，迷信苏联教科书，以为它们讲的都是正确的理论知识。尤其对由斯大林直接指导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是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在全国展开学习。我当时作为青年教师，认为该教科书有些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于是，我写了三篇小文章，分别发表在三家刊物上。一篇发在《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4期上，题目是《固定资本周转的快慢对利润率有无影响？》，针对苏联教科书认为固定资本周转的快慢会影响利润率的高低，提出了不同意见。根据《资本论》的说明，剩余价值是可变资本创造的，可变资本周转越快，年剩余价值量和年剩余价值率越高，从而年利润率也越高。固定资本周转快慢，并不影响剩余价值量的多少和利润率的高低，只是固定资本所占比例越大，资本有机构成越高，会使利润率越低。这与固定资本周转快慢是不同的两回事。苏联教科书的新版中，也改了过来，放弃了原来的说法。另两篇文章，一篇是《货币有没有阶级性？》，发表于《新建设》1958年3月号。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版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布列格里著的《资本主义国家底货币流通与信用》一书认为货币具有阶级性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另一篇是《关于抽象劳动的问题》，发表于《读书月报》1957年第1期，不赞同苏联和国内有关教材中认为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范畴的观点。现在的经济学教材中一般不再讲货币具有阶级性、抽象劳动只是商品经济范畴一类的话语了。这里所涉及的虽然是属于概念性和枝节性的小问题，但可以以小看大。做学问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迷信权威和“权威性”教科书。也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更值得回顾的是：60年来，《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历程和论文内容的演变及其选择和取舍，也反映着新中国政治发展之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反映着新中国理论与学术研究之社会环境与发展路径的变迁。就从本人发表于《教学与研究》的文章来看，也可以从一个小的侧面看出新中国理论研究发展路径的变化。1959年底出版的《教学与研究》，刊发了我的《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九章的几点体会》，是对教科书的辅导性的文章，是配合当时的学习需要。再者，斯大林在世时，按照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观点，不能讲社会主义还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等范畴。这一限制，在“后斯大林时代”逐步解禁。我在《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等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否应用的问题》一文，否定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问题。1955年，新中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起来，出现了土地报酬和地租理论的关系问题，国内学界在研究中有不同的理解和观点。《教学与研究》也发表了几篇争论性的文章。王南同志当时任《教学与研究》主编，他自己于1956年第3期在该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初级农业社的土地报酬不是地租，是社员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部副部长的李新同志不赞同王南的观点。他找宋涛同志，建议组织讨论。经陈秋梅和我并有宁玉山、赵之农四人共同研究后，由陈秋梅和我执笔，四人署名，在《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10期发表了《关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问题》，认为土地报酬也是一种地租形态，既有级差地租，也有绝对地租。认为不能将这两种地租看做是资本主义范畴。王南同志请孟氧同志参与讨论。章奇顺与孟氧同志合作在同一刊物的1956年第12期发表《关于初级社地租与土地报酬问题的理论探讨》一文，支持王南的观点，认为绝对地租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土地报酬的支付是相互的，“是互助合作关系”，“是互利的”，这“是决定性的事物的主流”。因此，我又在《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2期发表《关于初级社的地租和土地报酬问题》，与章奇顺、孟氧同志进行争鸣。有必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与陈秋梅同志合写的。他出于某种考虑，要求只由我一人署名。陈秋梅同志是一位有才华、有思想、写作能力很强、人品也很好的教师。“文革”中在江西“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期被迫害致死！思之痛惜！我说明这点，也是对他的一点纪念之情。后来，孟氧、章奇顺二同志又写了与我争鸣的文章送《教学与研究》，可惜在“反右”运动中他二人因在相互交流中讲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被划为另类，陷入灾难之渊，论文也难以发表了。顺便讲一下，上述三篇有关初级农业合作社土地报酬问题的讨论文章，被收入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的《半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一书中。事先没有征求作者同意，我是在书店中看到后买了一本，保存至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教学与研究》复刊。1979年以来，我又在这个园地发表了大小文章30余篇。针对过去极左时期将马克思所讲的“过渡时期”错解为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时期，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定断为过渡时期，我在《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我对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理解》，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加以澄清。20世纪80年代，学界展开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本人先后在《教学与研究》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两点看法》和《按劳分配理论问题探索》两篇文章，参与讨论。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宣部组织全国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学习讨论《资本论》第二卷，我发表了《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的基本内容》一文。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本人在《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另外，结合各个时期学界关注的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本人在《教学与研究》又发表了一些阐释自己学术思考和见解的文章，如《诚信缺失的成因分析及其治理》、《论改革过程中公有制的地位和前途问题》、《文化产业市场化与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理论轨迹》等。关于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坚持与发展问题，本人也在同刊发表了多篇论文。以上罗列这些具体情况，有“开杂货铺”之嫌，我是想以此说明几点：第一，我作为《教学与研究》的读者与作者，60年来，除了特殊年代外，一直与其保持着一种近距离的学术交往关系。我在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中，有些什么思考，《教学与研究》、《经济学动态》是我首选的发表园地。第二，从《教学与研究》所发表的我的文章可以看出，它重视理论结合实际的论述，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重视对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所出现的不同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第三，《教学与研究》既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又海纳百川，贯彻“双百”方针，宽容不同观点的讨论。除上述初级农业社的土地报酬讨论外，我感触比较深的一个最近的例子是，我提出政治经济学教材可以不讲《资本论》中所讲的“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提出马克思将商业资本的公式GWG′作为代表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的总公式或一般公式，值得斟酌。认为它并不能代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再者，商业资本总是卖价高于买价，总是贱买贵卖，所以GWG′并不存在难解的“资本总公式”的矛盾问题。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因而笔者主张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可以不讲。《教学与研究》刊出本人的论文后，一位教授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我又连续发表两篇论文进行辩驳。对这种本本主义的批评，我不会认同。《教学与研究》为本人提供了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而进行学术争鸣的平台，也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宽容、宽松发展的园地。最后，我讲一个与《教学与研究》有关的真实的故事。我的一位博士生2011年毕业，到北京某大学一个学院应聘。她发表了不少论文，但该院院长问她：你在《教学与研究》发表过论文没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过你的文章没有？她如实回答说没有。该院长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所以当时她没有被录用。她回来后向我讲述了此事，认为一定要争取在《教学与研究》发表一篇论文。后来果真发了一篇，该博士生现已如愿到那所大学当教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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