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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教学与研究》的二三事
韩立新
2012, 47 (7):
95-96.
DOI:
我肯定不是给《教学与研究》投稿最多的作者，但绝对是与《教学与研究》联系最密切的作者之一。我与《教学与研究》有着割不断的不解情缘。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以后，我留在了哲学系资料室工作。当时除了日常的管理工作以外，还做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点追踪工作，譬如做一些资料卡片、写一些内部的研究综述等。1989年底，当时该杂志的哲学编辑周蔚华建议我写一篇关于国内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综述。在那个时代，实践唯物主义是整个哲学界的“显学”，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又是国内倡导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引领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发展路向。对于一个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而言，能接受这一任务，既兴奋又引以为豪。很快，我就利用工作之便，将资料室里的杂志翻了个遍，写出了“当前实践范畴讨论情况综述”（1990年第2期）一文。这是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能刊登在《教学与研究》上，是我的幸运。没想到这篇处女作竟改变了自己的发展命运。在论文发表后不久，一位日本教授突然到资料室造访。他就是东京都立商科短期大学的山口勇先生，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系访学。他会讲一些中文，跟我谈起了这篇论文的内容，并向我详细地询问了肖前、黄枬森、高清海等几位老先生的主张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我尽自己可能，边写边比划着对他的提问作了认真的回答。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曾受民主德国的影响，也曾讨论过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末了，先生抛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问我愿不愿意去日本留学。那个时代到海外留学是很不容易的，尽管当时自己压根儿不懂日语，也不了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发展情况，但机会难得，于是就欣然接受了先生的建议，于1992年赴日本一桥大学留学，那里是日本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的学术重镇。这一发展机遇，是我当初写作这篇论文时绝然没有预想到的。留学日本并没有隔断我与《教学与研究》的联系，相反由于这一经历使自己获得了更大的机缘。这跟著名的经济学家朱绍文先生以及《教学与研究》的资深编辑王学敏老师有关。朱先生战前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是研究亚当·斯密、李斯特和《资本论》的专家。2009年4月23日，我在刚刚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日本对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辑”一文，没想到引起朱先生的注意和重视。朱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我，并约我到他家里畅谈。先生对我很关照，将他在“东京一高”（东京帝国大学预科，战前日本的“秀才班”）的旗帜送给我，勉励我做好马克思的研究。后来我又带日本学者到先生家拜访过一次，也曾通过电话聆听过先生的教诲。2012年3月，我突然接到王学敏老师的一个电话，得知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先生已经在2011年11月初去世，而那时我正在日本访学。王老师提到朱先生的家人决定要将朱先生的一部分著作赠给我，并说朱先生生前也有此意。我一方面万分感激，感谢朱先生及其家人对自己的厚爱；另一方面又有些惭愧和不安，恐辜负了朱先生及其家人对自己的期望，不敢接受。在电话中，我才得知王老师竟然是朱先生的儿媳，而且是通过陈翔云找到我的。后来，我又到了朱先生的家，与王老师一起缅怀了朱先生，顺便聊起了《教学与研究》的很多事。正是《教学与研究》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纽带，我才能继承朱先生的一部分宝贵的藏书。说起来惭愧，我第二次在《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是梁树发老师做主编的时候。距第一次发表论文的时间，已整整过去了20年。这么长时间没有给《教学与研究》写论文，倒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总觉得自己的选题跟《教学与研究》的办刊宗旨及其学术风格不太相符，或者觉得写出的论文达不到杂志的要求。加上我与《教学与研究》的上述关系，一旦自己的稿子不合适，会难为了编辑，这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来，反倒不敢向《教学与研究》投稿。2010年，我终于有了一个跟中国现实密切相关的研究选题：“中国的‘日耳曼式’发展道路（上）”（2011年第1期），于是就斗胆交给了孔伟编辑，所幸被采纳。也算延续了20年前所建立起的那份缘分。写到这里，我很想谈谈《教学与研究》现任的编辑们。与一般的杂志编辑部不同，《教学与研究》编辑部除了主编以外，其他的4位编辑李文苓、陈翔云、孔伟、刘蔚然都是女性。她们不仅敬业，富有合作精神，而且个个都温文尔雅而又不失活泼。我与她们的结识，也有着某些缘分。李文苓是我最早认识的。我初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料室工作时，资料室在人文楼（原资料楼）的7层，而《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在8层。碰巧的是，编辑部的办公室正好在资料室的头上。当时，资料室的阅览室靠近北侧的楼梯，我常在那里看书，开着门的时候，常常能听到文苓的笑声。2011年与编辑部一块儿到新疆开会，我发现文苓还是那样，爽快且爱笑。孔伟是自己的学妹。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84级”的，我是“83级”的。尽管认识孔伟要比文苓早，但真正开始打交道，是在2005年以后。那时，我开始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术活动，经常能见到她，因此和她聊得也最多。她不仅为人正直，而且也很仗义。我经常很自豪地向圈里的人表明，她是我的学妹；而她也在很多场合坚定地支持我，认同我这个学兄。我总觉得应该写好稿子给她，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她对我的帮助。陈翔云是负责经济学方面的稿件。早闻其大名，但接触得不多。不过，随着从2011年开始因孟捷的原因，自己参加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活动的增多，我对她的了解才多了起来。翔云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细心而又善于照顾人，看似柔弱，但偶尔也有惊人之举。据说审稿相当严格，我现正在苦学政治经济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向她投稿。与刘蔚然的相识更是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每次见到她总有一种“亲切感”，但怎么想也没能想起在哪里见到过她。直到2009年12月《教学与研究》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经人提醒，才恍然忆起与她竟然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认识。虽然，她在《教学与研究》主要是负责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方面的栏目，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少，但是，毕竟也使我与《教学与研究》之间又多了一份机缘。一位学术前辈曾开玩笑式地“告诫”我，一个人要成功，需要有“贵人相助”。通过《教学与研究》，我至少遇到了两位这样的贵人：山口先生和朱先生，他们与我素昧平生，但都对我慷慨相助。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多以追逐私人利益为直接目的的“现实主义至上”的浮躁社会里，能遇到这样的“贵人”实在是自己的幸运。当然，我本人就是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没有这一前提是不可能有此幸运的。但是，作为一个基本事实，《教学与研究》给我带来的学术发展机遇却是其他杂志所无法比拟的。这固然可以归结为偶然因素，但谁又能彻底否认这其中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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