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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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重新理解辩证法

乔荣生1, 李西祥2

2012, 47 (5): 5-12.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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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辩证法理解有三种范式即认识论范式、方法论范式、本体论与世界观范式，但是，大部分理解却忽略了第三种理解范式。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重新理解与阐释辩证法，是我们创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与核心的辩证法，其本质乃是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的辩证法。从这一维度看，辩证法是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一种本原性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它强调世界的联系、变化、运动、发展，把事物、世界如其本身所是的那样看作关系、过程的集合。只有从这一本质维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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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致思路径

崔建霞

2012, 47 (5): 13-17.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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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绿化”为一种生态理论，或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包含的生态学思想及其价值，都没有全面、准确地把准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思维方式，忽视了从方法论的角度反思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致思路径，包括由实践思维方式支配的哲学观、在生成着的过程中把握的存在论、主客体统一和互动中的历史辩证法等，而这些恰恰是理解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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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
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

王朝科1, 郭凤芝2

2012, 47 (5): 18-26. DOI:

摘要 ( )

PDF(6203KB) ( )

“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简称成正比理论)是从“劳动生产率变化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简称成反比理论）这个经典命题中演化出来的。成正比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兴趣和激烈的争论，相关研究和争论绵延了半个世纪。既然成正比理论是从成反比理论衍生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构建成反比理论的标准表达式，在放宽或改变成反比的假设条件下研究成正比，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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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和某些“成正比”
观点的误区

冯金华

2012, 47 (5): 27-33.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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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果劳动量为零时产量为零，产量随劳动量的增加而先递增上升然后递减上升，且随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上升，则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随劳动量的增加先减少然后增加，并随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近年来出现的关于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的理论的主要错误是混淆了决定价值量的、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与决定使用价值量的、具体的有效劳动，以及混淆了劳动量的变化与劳动生产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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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建设若干理论问题的辨析

童潇

2012, 47 (5): 34-40.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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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须正确理解和认识社会建设的确切意涵。我们要认识到：在社会建设的对象上，社会建设中的“社会”在当前并非落位于公民社会，而是一个以“人与人之间交往为纽带的，以公益、保护、帮扶作为运行原则”的中义社会；在社会建设主体上，社会建设的主体并不仅是政府一家，党委、社会团体、公众都有相应的责任，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都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在社会建设途径上，并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建设就是要政府还权于社会，从社会退出，对社会“一放了之”，而是在许多地方和领域要明确和强化政府干预和介入的责任，以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公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建设的重点上，要认识到当前的社会建设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而不是以其他内容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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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后演化经济学
发展的新趋势

贾根良

2012, 47 (5): 41-47.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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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证了演化经济学与如下经济政策焦点之间的关系：创新驱动的经济、实际工资而非GDP是衡量国富国穷的首要标准、恢复实体经济、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民经济比国际贸易更为重要，并预测了演化经济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势：演化经济学在21世纪有可能成为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相并列的三大经济政策范式之一；一种以演化经济学为主要基础的替代“华盛顿共识”的“新共识”正在逐渐形成；扩大研究范围并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综合；金融问题特别是主权信贷以及金融如何为创新和实体经济提供廉价融资将成为演化经济学新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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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领导权：进步政治力量与
传统社会力量的离合互动

邱涛

2012, 47 (5): 48-56. DOI:

摘要 ( )

PDF(6000KB) ( )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在民族危机下各种爱国力量汇聚而迸发的救亡运动。本文主要就运动的领导力量，它实现这一空前广泛的社会动员的渠道和途径，从而体现出它是一次真正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促使进步政治力量和爱国社会力量的联合，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通过中国革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革命性、开放性和先进性等方面，来探讨五四运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意义和价值，明确其时代性和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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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帝国体系中的制度霸权与治理路径——兼析国际规则“非中性”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战略

高程

2012, 47 (5): 57-65. DOI:

摘要 ( )

PDF(5544KB) ( )

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了美国通过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来构建新帝国体系的逻辑和路径。美国霸权的核心驱动力在于，通过对国际机制和规则的主导，来维系新帝国体系的运转和治理，并从中获取霸权收益。美国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崛起的最主要关注，并非在于传统霸主国对于崛起国武力挑战的担忧，而是崛起的中国是否会在美国全球统治所依赖的制度领域挑战其权威，甚至成为其竞争者。因此，以现阶段美国的相对实力及其走势，对华长期战略的定位在于有效利用并塑造国际规则及国际机制的非中性性质钳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展，最大程度降低中国在美国战略重心地区成为其制度竞争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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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国际格局的变化

夏安凌, 唐辉, 刘恋

2012, 47 (5): 66-71.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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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快速崛起，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群体，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面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其经济仍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的变革，政治话语权不断提升，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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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
对象及其内容结构

王宏波, 段莉群, 陈建兵

2012, 47 (5): 72-78.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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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从整体性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为切入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的科学。这个规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具有思想的完整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人的发展与人类解放规律、共产主义与人类未来等七大部分。贯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的主线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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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主权的对立统一

陶林

2012, 47 (5): 79-84.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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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主权问题，均经历了一个从观念到制度的演进过程，但二者间的关系却呈现出复杂的形态，既存在内在的对立，也存在外在的冲突。这些对立与冲突的存在并不会阻断其沟通与契合、实现统一的可能。人权与主权存在共同的哲学基础，是均服务于人类的终极目标，即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处理好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澄清理论中存在的误区，也有利于在实践中形成健康和谐的国内秩序，推动实现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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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范畴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作用

邱柏生1, 董雅华2

2012, 47 (5): 85-91. DOI: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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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由其特性所规定。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特性主要有：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范畴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范畴的抽象性与具体性、范畴的涵盖性与精到性等。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范畴是学科的基石，范畴是学科的分析框架，范畴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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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研究》：助力当代中国学术
发展的重要平台

陈金龙

2012, 47 (5): 92-9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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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学术刊物中，能伴随共和国成长、完整见证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屈指可数，《教学与研究》便是其中之一。我是《教学与研究》的忠实读者、作者，自1987年留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以来，几乎每期必看、每篇必读，我自己认为有点新意的文章，也常借《教学与研究》面世。同时，我也是《教学与研究》的研究者，研究其刊物定位、用稿要求、不同时期刊发稿件的重点与取向，以“投其所好”。在《教学与研究》即将迎来创刊60周年之际，检阅其刊发的6 000多篇文章，既可明晰其创办历程与推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贡献，亦可明察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路向。一、引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指导地位。《教学与研究》作为侧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刊物，在其创办过程中，秉承办刊宗旨、时代使命，发表了大量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文本的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研究，不仅有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原理、具体观点的探讨，也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整体性审视；不仅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的独立观察，也有对其思想的比较分析；不仅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本身的诠释，也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代价值的揭示。随着实践、认识与时代的发展，近年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研究，着力挖掘马克思主义原理之中以往由于实践曲折、认识偏差、时代局限被遮蔽的内容，如市民社会理论、社会公平理论、虚拟资本理论等，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对于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教学与研究》刊发了不少导读文章与专题研究文章，既推动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也引领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走向深入。《教学与研究》不仅倾力于马克思主义本源理论的研究，而且持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表了大量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文章，对其理论渊源、基本内容、内在结构、理论价值等分别进行研究，并论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中共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之后，《教学与研究》又相继推出文章，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背景和实践基础、战略思想和理论地位、指导意义和内在理论品质等，进行了具体分析。二、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当代中国发展面临诸多现实问题，需要学术界回答和解决，理论关注现实是中国学术界应有的取向。《教学与研究》立足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的文章。如20世纪50年代，对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80年代以来，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当代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中国现阶段的贫富矛盾与城乡矛盾、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扩大内需、西部大开发、中国城市化道路、“三农”问题、网络公共领域、中国和平崛起、国家软实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等问题，先后发表大量文章进行求解。应当说，对于推动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教学与研究》贡献了思想和智慧。《教学与研究》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不仅聚焦于国内，而且拓展至国外，对于国际社会出现的重大变革或战略调整同样倾注了研究热情。如50年代探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经验；60年代关注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通货膨胀、资本输出；80年代关注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新思维、当代国际恐怖主义；90年代关注苏联东欧社会制度演变、当代世界科技革命、北欧民主社会主义、东南亚金融危机、科索沃危机。进入21世纪，《教学与研究》对国际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升温，欧洲一体化、“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对外政策与霸权主义、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调整、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当代发达国家劳资关系、越南与古巴的改革举措等问题，都纳入了关注的对象和研究领域。这类文章的发表，既开阔了学术界思考中国问题的视野，也培养了学术界关注国际问题的兴趣。事实上，将国内和国际问题结合起来思考，更有利于国内问题的解决。三、推介国外学术前沿理论当代中国的对外学术交流，经历了从相对封闭到比较开放的过程，对国外学术前沿理论的引介也经历了从“清一色”到“满庭芳”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有不少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因此，《教学与研究》创刊之时，将“有计划地系统地介绍苏联先进经验”作为其主旨之一。为此，刊发了部分苏联专家的报告记录，译介了部分苏联专家的文章，担负了将苏联学术前沿理论引进国内的任务。《教学与研究》适应当时需要，设立“翻译学习”专栏，专门探讨一些俄文术语的翻译问题。为配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研究和使用，《教学与研究》开设“名词简释”专栏，对其中的主要名词按在书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作出简要解释。可见，在推介苏联学术前沿理论方面，《教学与研究》费力不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逐渐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教学与研究》在推介这些成果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如80年代初，《教学与研究》刊发文章，介绍当代欧美学界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方面的新趋势，评介国外学术思想、社会思潮、各种学派的学术风貌与新进展，1980年刊发的《当代美国哲学的发展趋势》便是其中之一；90年代初，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亮相于国际学术界，《教学与研究》于1994年刊发《“文明冲突决定论”的偏误》一文，对“文明冲突论”的主旨与实质作出中肯分析，成为国内学术界率先评介“文明冲突论”的几家刊物之一。此外，90年代，《教学与研究》还关注了新女权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交往理论等西方学术前沿理论的研究进展。进入21世纪，《教学与研究》对西方学术前沿理论的推介力度加大。其刊发的文章，有的以人物为单元进行推介，如对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德里达、阿尔都塞、海德格尔、罗尔斯、鲍德里亚、吉登斯、拉克劳与墨菲、詹姆逊、斯蒂格利茨等著名学者，刊发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其理论进行解读和研究；有的以理论为单元进行推介，如对新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国际分工理论、西方增长理论、西方治理理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群主义等，分别刊发文章进行探讨，梳理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对其基本内容、理论价值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此外，《教学与研究》还译介了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戴维·麦克莱伦的《全球化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戴维·施韦卡特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及其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启示》、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想与中国经验》、诺埃尔·E·博尔汀的《葛兰西知识分子思想的再审视》等。这些译文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中外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教学与研究》推介西方学术前沿理论，既引进了西方的学术话语、研究方法，也推动了国内学术界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变革，对于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影响深远。四、开展学术争鸣学术争鸣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教学与研究》是当代中国学术争鸣的参与者、组织者，既参与了当代中国重大学术争论，也组织开展了一些具体问题的学术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史学界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大规模讨论和争鸣，史学界称之为“五朵金花”。在这场讨论和争鸣过程中，《教学与研究》先后发表了《由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问题》、《封建社会是从西周开始吗》、《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关于中国清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魏晋隋唐时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等文章，直接参与了“五朵金花”论战。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既是政治问题，也是学术问题，参与讨论是学术界应尽的社会责任。1979年，《教学与研究》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刊发了《真理不能有阶级性》、《略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者的真理标准观》、《真理有阶级性不等于“阶级的真理”论》、《关于真理有无阶级性问题》等文章，促进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走向深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学与研究》还刊发了系列推进学术界拨乱反正的文章，对“历史发展动力”、“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合二而一”等理论问题进行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除参与国内重大学术争论外，《教学与研究》还组织开展了一些具体问题的学术讨论。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逻辑讨论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教学与研究》成为当时学术界探讨逻辑问题的重要阵地。近年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理解的讨论等，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五、追踪学术动态在综述文献的基础上及时掌握学术界研究动态，寻找研究的突破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为便于学术界了解研究动态，显现学术研究的突破口，《教学与研究》刊发了大量文献综述或述评文章。如60年代初集中推出一组文章，介绍学术界对于“对立统一规律”、“无产阶级贫困化”、“否定之否定规律”、“认识和实践关系”、“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问题的讨论。80年代之后，随着学术讨论、学术研究成果的增多，《教学与研究》加大了刊发文献综述或述评的力度。有的以100年、60年、30年为时段进行学术回顾与总结，如《义和团百年研究回眸》、《60年来我国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拓展》、《苏联化、西马化与中国化——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30年的简要回顾与反思》，这种长时段的学术回顾，强化了学术研究的历史感。当然，《教学与研究》更多地是以20年、10年、5年为周期进行学术追踪，如《近二十年来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述评》、《近十年来国内劳动价值论研究综述》、《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研究》、《近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近五年来国内五四运动史研究的进展与趋向》等；甚至一度以1年为单位及时反映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如《96’关于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新进展》、《96’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研究概述》、《97’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新进展》、《97’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这类短时段的文献综述或述评文章，紧扣学术热点，及时、准确地为学术界提供了相关信息，使不少研究者省去了搜集文献、整理文献的时间，在中国期刊网尚未出现之前，这类文章的作用尤为明显。同时，文献综述或述评文章，往往既有“述”也有“评”，既“瞻前”也“顾后”，为后续的研究者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指明了深化拓展研究的方向。学术会议是推动学术交流、学术发展的重要平台，《教学与研究》既是一些学术会议的发起者、协办者、主办者，也是学术会议信息的传播者、发布者。60年来，《教学与研究》发表了大量介绍学术会议的综述文章，通过学术会议主题或讨论情况、主要观点的介绍，展示了最新研究的成果和动态。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资料积累，如果若干年后来写当代中国学术史，这些会议综述文章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对于大多数没有机会参加会议的读者而言，会议综述文章能让他们仿佛置身会场，分享会议信息，感受会议氛围。对于部分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带回的信息，《教学与研究》也予以刊发。如《“哈佛大学‘毛泽东再认识’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美国道德教育协会第29届年会”述评》等，使国内学者不出国门，就能了解国外的相关研究动态和信息。此外，对于学术界出版的众多重要学术著作，《教学与研究》发表评论文章予以推介，其中不少评论文章带有研究性、思想性，既传递了学术信息，也启发了读者思维。六、以教学促研究与一般学术期刊不同，《教学与研究》承担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指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当代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方案有几次大的调整，先后推出了“53方案”、“56方案”、“61方案”、“85方案”、“98方案”、“05方案”。在方案调整、实施过程中，《教学与研究》发挥了窗口作用。如20世纪80年代初，《教学与研究》刊发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规范了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98方案”确立后，《教学与研究》刊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事实上，《教学与研究》已成为教育部（国家教委）发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信息的重要平台。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教学经验，《教学与研究》亦发表文章进行切磋或推介，推动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教学经验的交流与共享。如50年代发表文章探讨讲授“中国革命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方法；60年代发表文章交流讲授“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共党史”的经验与体会。“98方案”实施后，《教学与研究》几乎就每门课程每一章的讲授进行了具体说明，有效指导了当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05方案”确立后，《教学与研究》又刊发了研究各门课程教学的文章。如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史料选择、历史影像运用、专题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等问题，刊发文章进行探讨和分析，促进了“05方案”的实施。围绕不同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难点，《教学与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研究，这类文章既来源于教学，又能适时转化为教学内容，既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丰富与教学水平的提高，又推动了相关学科、相关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以教学促研究，这是《教学与研究》学术影响力的延伸和体现。七、推动学科建设和发展学科建设是学术发展的表征，也是学术发展的依托。60年来，《教学与研究》在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建设方面功不可没。20世纪80年代初，《教学与研究》发表文章，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强调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二级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共党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传统学科、优势学科，中共党史研究及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一直是《教学与研究》关注的重点，刊发的文章数量颇多。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教学与研究》刊发了一组文章，集中探讨中共党史的学科建设问题，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体系、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的统一、学术价值与政治价值的统一，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话语、视野、理论、方法、评价标准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后，各二级学科如何建设与发展，学术界一度比较迷茫。《教学与研究》适时推出系列文章，对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二级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如各二级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内容和重点、学科体系和结构、学术规范和话语系统、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与课程设置、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探讨，起到了释疑解惑的作用，有助于学术界明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思路。八、培育学术新人与学者群体学术新人的培育与学者群体的形成，是推动学术发展的主体力量。《教学与研究》既注意推成果，也着眼育人才。创刊50周年时，著名学者陈先达教授有感而发，道出他第一篇文章《张东荪哲学思想批判》发表在《教学与研究》。处女作的发表，对于一个学者的成长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现在已无法考证哪些学者的处女作发表于《教学与研究》，但从《教学与研究》刊发硕士生、博士生文章之力，可见其扶植、培育学术新人的良苦用心。同时，《教学与研究》刊发的文章，成为不少学者获取学术进步、产生和扩大学术影响的重要支撑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学与研究》对于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队伍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围绕《教学与研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学者群体。60年，放置于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份学术刊物而言，经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之后仍能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学术特色、学术风格、学术品位并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不断进步、不断创新，殊为不易。近60年过去了，《教学与研究》的主编、编辑数度发生变化，但不变的是其一以贯之的至高至崇的学术追求和学术声誉。如今，《教学与研究》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名片，成为中国学术界、期刊界的金字招牌。祝愿下一个60年，《教学与研究》在中国学术期刊的丛林中继续独树一帜，枝繁叶茂，在引领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自己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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