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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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科, 魏雅坤

2026, 60 (2):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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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战略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的逻辑进路，可以建构一个理解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型，即经济发展战略“总纲”—经济发展战略体系—经济发展战略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体系的“总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战略体系可抽象表达为“时间—空间—对象”三位一体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和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方法论，具体表现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思想内核可以概括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有机整体，不仅正在重塑中国经济发展范式，也正在重塑中国与世界、世界各国之间崭新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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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人工智能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机遇、挑战与出路

张利庠, 董泽群, 宁兆硕

2026, 60 (2):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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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关键抓手。本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视域，超越单纯工具理性的技术视角，遵循“机遇—挑战—出路”的研究理路，系统探讨了人工智能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式现代化为人工智能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了多维度的战略机遇,具体实践体现在农业生产、农村治理、农民生活等方面。与此同时，这一进程也面临着技术异化、生态失衡、文化冲击及资本无序扩张等潜在挑战。为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坚守生态底线、推动文化传承并强化制度引导，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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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规划视角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理路

贺政凯, 肖贵清

2026, 60 (2): 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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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方式。文化发展规划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部署文化领域改革发展的国家级专项规划为主干的规划体系，在不同发展阶段引领着文化建设的方向。文化发展规划聚焦文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部署文化建设中各领域的工作任务，使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内涵、评价标准和阶段任务更加明确，对文化强国的认知更加立体和具象。文化强国建设以聚焦价值观念引领、解放文化生产力、发扬文化传统为基本思路，反映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强国建设实践一以贯之推进，保障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实践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完善和发展，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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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共学的研究论域、学科关系与建设前瞻

高晓林, 骆良虎

2026, 60 (2): 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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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日渐跃升催生了海外知识界的认知重构，“海外中共学”逐步兴起。“海外”在国内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中是一个极具弹性的概念，“海外中共学”则是具有双重指向性和主体性的学术概念。海外中共学双重指向性和主体性的交织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研究知识再生产的图景，也实现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范式突破。就学科关系来说，海外中共学与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之间既存在联系又有区别，海外中共学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及其二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同时在学科本质、研究取向和知识生产逻辑上又存在深刻的范式差异。当前国内学界海外中共学研究还存在学科定位模糊与边界重叠、理论解释的深化转化不足、研究碎片化与整合性平台缺失、国际话语权与传播效能不足等问题，需要从明确主体功能定位建立学科分类体系研究方向、构建自主理论框架进行批判性对话与理论创新、搭建协同研究平台构建动态学科发展支撑体系、培育期刊人才队伍强化学科发展资源整合建设等方面加强海外中共学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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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命周期：理论超越与实践破解

沈湘平

2026, 60 (2): 6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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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提出的文化生命周期理论使得如何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成为一个重大课题。国内外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借鉴。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实质上对之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为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提供了原理性启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内核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从根本上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提供了指南，开辟了道路，既指引中国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进而确保中华文明永续发展，也在人类文明史上开创了通过文化自觉实现文明永续发展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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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历史逻辑、系统构建与实践创新

吴增礼, 黄阳博

2026, 60 (2):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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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式发展是高校思政课建设的新态势新阶段。从历史逻辑来看，高校思政课建设经历了从政治奠基、体系重建到内涵升华的演进，呈现出课程体系的历史延展性、发展方式的反思超越性与使命担当的时代引领性，揭示了内涵式发展是高校思政课建设应对新形势新任务的必然选择。从系统建构来看，高校思政课建设构建了以“主体关系协同—要素整合—育人空间拓展”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理论模型，清晰刻画了其从低阶协同到高阶自觉的结构系统，提供了诊断和优化的分析框架。从实践创新来看，高校思政课建设坚持以“两个结合”筑牢自主知识体系引领标识性发展，以精准研判教育对象、靶向回应现实问题、促进“教—学—评”全链条驱动精准性发展，以托底限增弹性统筹全域实现效能性发展，明确了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三个维度构成了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推动高校思政课建设在内涵式发展过程中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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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与全球治理变革：一项冲击—回应模式的重构研究

门洪华, 陈铭辉

2026, 60 (2): 8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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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倡议应时而生，旨在以共商共建共享探寻治理完善之道。然而，传统的全球治理北强南弱，将“全球南方”视为边缘参与者。“全球南方”的方兴未艾正在逐渐颠覆这一传统观念。本文审视了国际体系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着重探讨“全球南方”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及其变革性影响。研究基于传统冲击—回应模式的拓展与实证，旨在拨开冲击与回应如何通过机制传导作用于全球治理之迷雾。本文认为，随着“全球南方”与全球治理的兴起，双方在一系列冲击—回应中互构观念，“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结构塑造者。“全球南方”通过制度建设机制，实现从边缘嵌入到议题设定与规则制定的跃迁；通过规范塑造机制，其核心价值观念亦逐步嵌入全球治理话语体系，挑战北方主导下的单一正当性结构，最终推动全球治理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协商、从被动适应向主动重塑的结构转型。

［作者简介］门洪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铭辉，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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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观与安全治理规范创新

赵洋, 陈铭露

2026, 60 (2): 1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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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安全治理规范存在着相当大程度缺陷，从而导致各种冲突频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充分维护自身安全。西方国家的安全治理规范建立在战争与冲突是国际社会中的常态这一假设之上，进而导致全球安全治理中存在着两个明显问题，即将安全看作是国际社会中的稀缺资源，以及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大力推行新干涉主义，选择性地对部分地区进行武力干涉。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全球安全观强调各国之间的共同安全，主张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实现安全的持久化。这一理念超越了将安全看作是稀缺资源、因而只能由少数国家享有的零和安全观，也克服了西方国家通过对外干涉来谋求自身私利的弊端。作为全球安全观的提出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积极推动这一理念被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组织或制度所接受。结合话语制度主义理论，可以发现这些组织或制度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全球安全观，将这一安全观内化为这些组织或制度的背景知识，改变了这些组织或制度的行为模式，促进了全球安全治理规范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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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

于蒙蒙, 张旭

2026, 60 (2): 11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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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的形态演变是判断金融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重要依据。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之间互为动力，并在“机构-企业-市场”领域纵深推进，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的数字化、平台企业的金融化以及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协同开拓更为广阔的金融市场。金融资本以数字平台为中介在非物质生产领域构建起一套复杂的寻租机制，在“垄断寻租”的基础上衍生出“数字寻租”，通过金融霸权与数据霸权深化了对剩余价值的全球剥削。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加剧、全球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形成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新的积累和掠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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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历史主体建构路径辨析

李高荣, 裴韧

2026, 60 (2): 13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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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部分国内外学者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发现了卢卡奇与列宁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卢卡奇对历史主体的建构最终是以列宁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为落脚点，因而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基础，这种对卢卡奇历史主体建构路径的新解读对传统解读范式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进而引发了学术界对卢卡奇与列宁、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再讨论。事实上，尽管卢卡奇理论的初衷是为了指导现实的西欧革命，但由于他在对历史主体的建构中采用的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和费希特的行动哲学，这就使得他的整个理论呈现出很强的思辨性，即使在他以组织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为中介对革命现实路径的探讨中，仍然是以思辨理性为基础的。诚然，当前出现的这种新解读为当今西方左翼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在对经典文本的再阐释过程中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忽视其理论的现实性是以先验性为基础的，从而淡化了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独特性和先天缺陷，这种解读范式既不利于我们从理论上理解卢卡奇对历史主体的先验建构，也可能会对当今现实的左翼运动造成一定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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