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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6年年会”综述
黄璐
2017, 51 (2):
110-112.
DOI:
为纪念《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写作170周年，2016年10月22—23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协办，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承办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6年年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党校系统的180余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与文本思想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这三大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
与文本思想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何从中国语境出发，系统深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与文本思想研究，是当代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梁树发教授指出，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硬功夫”、“深水区”，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成为科学的基础性工作，但文本研究最终还是要指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基本原理，要结合中国现实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马克思学”。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介绍了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编辑和文本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并指出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编辑问题，中央编译局顾锦屏研究员指出，虽然魏德迈、赫斯参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部分章节的写作，但毫无疑问，这部著作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部专著，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坚持的底线。中央编译局将严格按照逻辑体系对《费尔巴哈》章进行编排，同时，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样稿作为附录，以供中国学者学习研究之用。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强调不能将唯物史观放大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观点，必须结合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才可以完整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定位。同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必须从文献编辑深入到对思想精髓的把握，脱离了思想史研究的文献学研究的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武汉大学何萍教授在此基础上指出，今天我们必须结合意识形态语境和思想史语境来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原则。这一观点得到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何怀远教授的响应，何教授认为我们必须走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外在研究，深入到文本背后的思想逻辑，这是当代中国学者必须具有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自觉。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小萍教授进一步从思想史的维度阐发了这一观点，并结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明了唯物史观的发展过程及其精神实质。
河南大学吕世荣教授强调要在求真的前提下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研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尊重并继承前人在研究中开拓的学术传统。同时，应当结合中国语境和中国现实深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研究。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的基本目的和方向应该是清理马克思思想，而不是停留于文本本身的纯粹还原。聂教授以“我的交往”部分遗失的12页手稿为例，详细说明了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在全面评述以往《费尔巴哈》章中译本的基础上，认为新时代的《费尔巴哈》章的中译本编译应该以新MEGA为底本：首先排版要分左右两栏，其次补充手稿原有页码和相关信息，最后“题注”内容也要适当增加。
此外，与会学者还围绕研究史体例在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中的应用、深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当代视野、《费尔巴哈》章的内在异质性、马克思对施蒂纳历史分期思想的批判、乔纳森·斯珀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的误读以及陶伯特编辑方案的局限等问题展开了相关讨论。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
哲学若干问题研究 《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而具有众所周知的重要性，如何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理论及其与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大唯物史观，《德意志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这种大唯物史观，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强调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应该坚持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唯物史观的创立正是在经济学领域发动的，同时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也离不开唯物史观反思批判的功能。因此，必须结合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来实现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准确的历史定位。复旦大学孙承叔教授认为，资本是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哲学范畴，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如何协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转向以资本为代表的现代史观研究，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体现的人类社会解放的旨趣和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绝不仅仅是一部哲学的著作，它实际上也是对当时西方现代性发展进程问题的探讨，体现了对工业史、交换史和生产方式发展历史的考察，而这一点恰恰被苏联和第二国际学者所忽视。黑龙江大学康渝生教授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虽然肯定了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但是这种物质生产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从属于生活，生活是生产的导向。河北大学宫敬才教授强调，《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经济学“基因”和社会历史物质生产决定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核心有着密切关系。
与会学者还就《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重要思想进行了探讨。广西师范大学谭培文教授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正义的方法和原则归纳为三个方面：正义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需要产生的；正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正义是能动地适应生产方式发展而产生的。山东大学刘森林教授详细诠释了马克思自然史理论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并指出，一方面，马克思和尼采理解的自然都不是笛卡尔意义上与纯粹主体相对立的自然；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又和尼采的永恒轮回观具有本质差别。与此不同，华中科技大学韩东屏教授认为，社会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导向意义，因此强调构建一套关于人类历史及社会的新的制度决定论。上海财经大学卜祥记教授提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分工”这个重要环节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根据问题，以此初步勾画历史哲学的基本框架。安徽大学许俊达教授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与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结合，这对我们今天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强调，在当今这样一个思想开放的语境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讨论应该着重于分析如何理解唯物史观以及如何真实地将唯物史观应用到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中。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提出，从技术本身的伦理之维出发，基于人类解放的立场，揭示技术所打开的新的现代性图景，探寻解除技术与资本的勾连从而实现新文明之途成为迫切的理论要求。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的三次重大方法论变革，首先是马克思所策动的辩证法对经验主义的变革，其次是由卢卡奇所策动的总体性对实证主义的变革，最后是由柯亨所策动的分析的方法对人本主义的变革。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作为现象学方法的“新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的幸福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思想和唯物史观的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马克思历史哲学论域的四重规定、劳动正义和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联、作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的实践思维方式、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丰富内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其核心还是如何理解唯物史观，以及怎样将唯物史观更好地运用到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去，这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主线所在。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要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也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焦点。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至今一直在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中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继承和发扬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胜利与失败，妥善处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矛盾，立足中国语境，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而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通过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唯物史观自身性质的重要表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当今中国面临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需要研究中国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切中社会现实。现实不仅仅是实存，而且是本质，不仅仅是展开过程，而且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因此切中社会现实就对理论学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的挑战，浙江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提出，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正遭遇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挑战，因此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功能。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同时也要在政治学、文化学等领域与各种理论展开批判性对话，以填补经典与当代之间的空场。中共中央党校薛广洲教授则提出中国现实面临的三大难题：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农业和国家粮食的安全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和市场化的问题。要处理这些难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一方面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不断校正出发点；另一方面要从社会实际出发，明确立足点。南京师范大学俞良早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推进，这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具有思想启示作用。复旦大学王凤才教授分析了德国学者对于阶级问题的探讨，这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张秀琴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国内将“意识形态”翻译成“思想”或“思想体系”，这一翻译带有明显的前苏联式痕迹，因此需要结合中国语境重新探讨“意识形态”的重要内涵和意义。南京大学张亮教授认为，在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呈现边缘化、平庸化、趋同化的背景下，或许研究重任会历史地向东方转移，由此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使命。
同时，与会学者坚持以理论的方式切入现实，还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论述的指导意义、运用辩证思维去分析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审视中国道路的外部反思原则和内部反思原则、冯契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次中国化的贡献等相关问题。正如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张琳教授所说，此次研讨会的初衷和意义正在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丰富理论内容的把握，真正认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当代世界的重大变化，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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