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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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共创始人思想中的
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因素

蔡乐苏, 王宪明

2014, 48 (5): 5-1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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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及其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关注的问题。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不仅要看他们是否在所发表的文章中批判或表彰了传统，更重要的是要看他们在实践中是否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优秀成分起了重要作用。历史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其创立时期，确实忠实地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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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社会生存状态的
犬儒主义倾向

刘宇, 朱丹

2014, 48 (5): 14-2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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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犬儒主义是“启蒙的虚假意识”所导致的精神世界的贫困、虚浮与幻灭，是人类精神的“麻痹症”与“失血症”。总体而言，它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无奈的生存策略、异化的存在状态，它以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作为其外在表现，以价值论的虚无主义作为其内在基础，以功利、琐碎、庸常的状态作为其生存抉择，最终沦为维护这种生存方式的意识形态，从而放逐了人类的自由精神，以世俗取代高雅，以平庸扼杀崇高。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社会正在遭受犬儒主义的纠缠，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体认与反思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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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能作为国有企业
效率的“充分信息指标”吗？

张晨

2014, 48 (5): 22-3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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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在历史条件、行业技术特征、税收负担、市场地位、劳动制度等方面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存在多重差异，其中大多差异来自于国有企业功能的特殊性，而非市场化不彻底，体现了国有企业所有制属性的内在要求。因此，利润率显然不能作为评价国有企业效率的“充分信息指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应把国有企业作为企业的一般性和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特殊性统一起来，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以功能评价效率”、“以功能决定布局”的国有企业监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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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结构的新态势及其
对国际秩序的冲击

王明国

2014, 48 (5): 32-4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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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治理结构出现了新态势，表现在全球治理机制日益碎片化，全球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全球治理价值日益分散化及全球治理结果日益模糊化。其中，作为治理主体之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对治理结构变迁的影响最为关键。全球治理结构的新境况对既有的国际秩序产生了严重冲击，体现在大国主导的秩序结构变迁、国际组织数量和范围的扩散、国际法规则功能与价值领域的扩大以及国际事务协同解决的增加等方面。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更受关注，通过探讨新时期中国的全球治理主张，有助于从容应对处于演进中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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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新兴经济体汇率制度
选择困境及出路

陈建1, 宋祺2

2014, 48 (5): 41-48.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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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1997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危机后，东亚新兴经济体在汇率制度选择方面进行了不断尝试，逡巡在浮动汇率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之间。本文认为，无论选取何种汇率制度，都要以维护经济稳定为根本目的，因此，目前东亚新兴经济体选择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宽带爬行汇率制度是较为合适的。对于现阶段的东亚新兴经济体来说，应逐渐放开对资本流出的限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速度要进行适当的控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再实现从中间汇率制度到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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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

张孝芳

2014, 48 (5): 49-5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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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确立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而且给出了一幅以现代国家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路线图。基于政治发展各要素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序列，当代中国在寻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时会基于早熟国家的历史遗产而寻求国家重建，而非走上竞争性选举等替代性路径。由于制度互补性，协商民主、依法治国、财政分权这些政治发展的要素和现代国家建设更加耦合，从而构成了政治发展的中国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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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政治中的政策
框架特征与执行偏差

冉冉

2014, 48 (5): 55-6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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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政治中的执行偏差一直是困扰环境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以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为概念框架，结合田野研究的经验数据，分析了中国环境政策框架的特征对政策执行偏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环境政策框架表现出的冲突性与模糊性相结合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策执行者将其解读为“象征性政策”，选择“象征性执行”模式，从而产生了执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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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非政治”维度
——“多”与“一”的冲突问题

贾丽民1, 孔扬2

2014, 48 (5): 64-68.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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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义论》中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的假设，使正义原则的获得只需理性主体的反省即可得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又认为立宪政体政治观念的普遍认同也是理性主体必然需要承认的。但罗尔斯却忽视了政治的维度：对话、商谈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而这些显然是民主社会最根本的精神气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特征，从而使多总是屈从于一，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政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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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与信用卡消费：一个一般性讨论

黄纯纯1, 吴元珍2

2014, 48 (5): 69-7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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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用卡的推广应用，中国信用卡持卡人的违约情况有所增加。导致信用卡违约的因素不仅包括持卡人收入的波动，持卡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研究者把有限理性带来的信用卡领域的影响概括为两种异象：一是信用卡利率向下粘性之谜；二是信用卡负债之谜。这两种代表性的异象可以通过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得到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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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赞诺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手稿的“发现者”吗？
——对一桩历史公案的述评

赵玉兰

2014, 48 (5): 77-8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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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赞诺夫在领导MEGA1编辑出版工程的过程中，搜集到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其中就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然而，正是围绕着这部手稿，古斯塔夫·迈尔掀起了一场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之“发现”的学术争论，矛头直指梁赞诺夫。通过对这桩历史公案的文献学考察，我们认为，梁赞诺夫搜集、拯救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他的这一历史功绩绝不能被忽视甚至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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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整体主义意蕴

薛勇民1, 路强2

2014, 48 (5): 84-8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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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辩证法为基本方法论，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进行了整体性的诠释。通过这一诠释，恩格斯建构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一种辩证整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使得自然生态所具有的整体性价值得到了有利的佐证，而且还廓清了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关系，这些均体现出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倾向。《自然辩证法》可以说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基于这一经典文献，可以给予生态整体主义以更强的伦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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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历史考察

邱吉, 梅雪

2014, 48 (5): 90-9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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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先后提出了培养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革命者、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建设者以及适应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创新性人才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考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演进脉络，可以全面、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发展进程和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时代内涵及价值，有效地指导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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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沃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张才国

2014, 48 (5): 98-10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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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沃尔是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他通过对资本癌症般增长机理的分析与思考，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是全球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幕后推手。在对三种主流的生态改良主义思潮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克沃尔构建了革命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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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中国梦”问题研究述评

程美东1, 谭春玲2

2014, 48 (5): 104-11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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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以来,“中国梦”已经逐步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理论工作者撰文阐释“中国梦”,对“中国梦”的内涵、基本特征、时代价值和实现途径等基本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初步建构起了较为完整的“中国梦”研究框架；部分学者还立足不同的视域与方法对“中国梦”做了拓展式探索，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在梳理和概括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从四个方面拓展“中国梦”研究的建议，期望能推动“中国梦”研究的深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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