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Select

论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效应

陈学明, 陈悦

2014, 48 (2): 5-14. DOI:

摘要 ( )

PDF(2136KB) ( )

中国道路以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对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中国道路开创了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实现现代化的新的模式，为占世界人口3/4的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本文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中国道路的示范效应之所在。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中国模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兼评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模式”观

陈曙光

2014, 48 (2): 15-23. DOI:

摘要 ( )

PDF(1800KB) ( )

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可谓独具匠心，主要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第三条道路说、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以及后社会主义模式说等。但是，“中国模式”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其自身的确定性。中国模式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中国模式的确定性，是指“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确定不移的内容、品格、性质和特征，“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使用权属于中国，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中国模式的不确定性，意指“中国模式”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也不是不可移易的封闭模式。必须辩证地看待“中国模式”，坚持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在确定性中发现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这是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辩证法。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
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

康晓强

2014, 48 (2): 24-30. DOI:

摘要 ( )

PDF(1513KB) ( )

化解社会矛盾需要有效发挥各种社会主体力量的积极作用，其中社会组织是重要主体。社会组织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的功能结构是：在社会矛盾发生前充当“安全阀”，提供情绪纾缓平台；在社会矛盾发生后充当“防火墙”，提供利益协商平台；在社会矛盾激化后充当“救火队”，提供应急处置平台。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需要在战略布局上把社会组织纳入社会矛盾化解的工作体系之中，逐步推进政社分开，重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全面监管，注重培育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加强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的有效领导。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马克思对近代“自我”观的扬弃与超越

刘莹

2014, 48 (2): 31-36. DOI:

摘要 ( )

PDF(1149KB) ( )

“自我”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连续性。马克思的思想转向看上去取消了“自我”概念，但并未取消“自我”问题。马克思通过对其早期所继承的近代“自我”的扬弃，揭示了人的实践和社会存在本质，使得“自我”概念从认识论范畴转为存在论范畴，实现了对近代“自我”观念的超越。这种超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意识论到实践论的“自我”；从个体本位的“自我”到社会存在中的“自我”；从天国到人间的精神家园。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资本逻辑、技术创新与农业
微观经营方式的变迁 ——家庭农场是最适合农业的经营方式吗

周端明, 蔡敏

2014, 48 (2): 37-44. DOI:

摘要 ( )

PDF(1699KB) ( )

资本一直试图把其逻辑凌驾于农业领域之上，把农业变成其剩余价值的源泉。但是，农业利用其劳动过程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抵抗来自资本控制的压力，而资本则利用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侵蚀农业与自然的联系，加强对农业的控制。农业的机械化和标准化创新大大提高了大型公司化农场相对于小型家庭农场的竞争力，降低了监督成本，从而导致了农业经营方式由家庭农场为主向资本控制的公司化农场为主转变。但是，通过农业合作组织这种制度创新，中国小规模家庭农场在摆脱资本控制和剥削的同时，也能享受现代农业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冷战后北约体制改革的反思

许海云

2014, 48 (2): 45-52. DOI:

摘要 ( )

PDF(1617KB) ( )

《北大西洋公约》自签署后，欧美等国注重北约体制建设，在此基础上实现由条约向组织的转变。为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需要，北约大力推进体制改革，扩展北约体制的权力运行范围、增强政治与军事效能、加强内聚力与民主协商制，使北约体制更加灵活、有效、富有朝气。然而，北约体制虽经改革，但仍缺乏完整的理论，而且决策力不足，因此，北约体制改革需要付诸更长时段、更深程度的努力。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
若干问题的思考

陈伟光

2014, 48 (2): 53-61. DOI:

摘要 ( )

PDF(1874KB) ( )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全球治理理论要义是强调非国家行为体自发机制在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金融危机之后，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全球治理理论讨论转变为强调全球治理的机制改革和国家为主体的多边共治的集体行动。金融危机后兴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与全球治理比较二者可以在学术上作出边界区分。作为一个源自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征，需要提炼出研究的方法论。中国从被动参与过渡到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需要作出相对稳定、具有共识性的国际定位；构建国际认可的全球治理的中国式理论；提炼中国的全球治理知识公共产品；设计一条国家合作、地区合作以及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模式的全球治理战略路径。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
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孙寿涛

2014, 48 (2): 62-69. DOI:

摘要 ( )

PDF(1628KB) ( )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经历数量上的历史性增长的同时，其内部构成也经历了一轮“信息化重组”。在这场重组中，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后形成的以“三方体制”为核心的协调的劳资关系体制逐渐解体，资本对劳动发起一场单方面的“阶级战争”，劳资关系的疏离和对抗即“离斥”特征表现得日益突出，发达国家的劳工运动和劳工力量也日益衰落。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
本质的基本观念

武东生

2014, 48 (2): 70-75. DOI:

摘要 ( )

PDF(1136KB) ( )

理解和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发生、变化和发展以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表现着人们精神生产和消费的社会联系，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究其实质是进行“阶级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追求目标、教育内容和实现方式上与以往阶级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根本的区别。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近十年来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建设研究述评

王易, 刘莅平

2014, 48 (2): 75-83. DOI:

摘要 ( )

PDF(1593KB) ( )

近十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规划视角方面，主要有宏观与整体、科学化与规范化、借鉴与创新、理论与应用等不同视角；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从核心概念、研究对象、学科范畴、研究方法、理论前沿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方面，围绕人才培养、课程建设、专业课教研队伍、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非物质劳动”与资本逻辑
——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复归

户晓坤

2014, 48 (2): 84-90. DOI:

摘要 ( )

PDF(1531KB) ( )

与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上的文化批判路向不同，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秉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对《资本论》及手稿重新进行了政治学解读，以劳动与资本二元主体的对抗关系为枢轴，揭示了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所发生的结构性转变，即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劳动主体、形式和内容越来越具有“非物质劳动”的倾向，资本逻辑的深入剥削形式表现为对劳动者主体性的重新建构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奈格里、哈特等学者将“非物质劳动”置入马克思社会关系及再生产理论中，从福柯的“生命政治”框架中探寻建构革命主体的可能性，并对自主的、反抗的革命主体进行重新界定,坚持了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政治革命斗争实践转换的根本立场，在新时代语境下拓展了阶级斗争的主体向度和革命潜能。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福利制度是西方国家危机的根源吗？ ——兼论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的理论自觉

奂平清

2014, 48 (2): 91-98. DOI:

摘要 ( )

PDF(1744KB) ( )

在对当前西方国家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的反思中，有不少人将危机归因于福利制度，并认为中国应该吸取其教训以防范“福利病”。这种分析与批判，一方面没有认清西方国家危机的本质，另一方面也使得福利制度的负面效应被放大，无疑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道路带来误导与干扰。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我们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入剖析西方危机的本质与根源，总结西方福利制度发展的经验，在对比中西方福利制度改革的背景与逻辑差异中，厘清认识误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福利社会建设模式。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
转向及其启示

范树成1, 李海2

2014, 48 (2): 99-106. DOI:

摘要 ( )

PDF(1602KB) ( )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及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深入，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逐渐发生转向，即从传统的认识论和政治哲学视角逐渐转向文化学、符号学、社会学等视角。这一转向拓展了意识形态研究视野，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对我国意识形态研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转向，其研究方法和结论也存在不少明显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和建设应引以为戒。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资本逻辑与全球变革 ——“第七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研
讨会暨SSA学派与全球变化研讨会”综述

张沁悦

2014, 48 (2): 107-109. DOI:

摘要 ( )

PDF(666KB) ( )

当今世界在经济系统及其赖以支撑的自然环境系统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系列问题。世界经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起至今运行不佳，表明人类已走向现行经济制度的内界；而愈演愈烈的全球自然灾害预示着人类接近了生态环境约束的边缘。这要求我们从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多角度综合分析当前全球变化问题，并探索解决之道。鉴于此，“第七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研讨会暨SSA学派与全球变化研讨会”于2013年11月23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学者们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现实与理论进展，现行资本主义系统的特征与未来，全球自然环境变化的理论分析与解决办法，经济理论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与影响力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SSA理论与资本主义系统的变化 SSA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大卫·科茨（David M Kotz）教授和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的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 McDoungh）教授介绍了SSA理论的基本原理，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SSA阶段的主要特征，阐述了引致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性危机的制度机理，指出现行资本主义SSA已处于危机阶段，一个新的以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更多作用为特征的SSA即将建立。会议综合讨论了SSA方法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关系，认为SSA方法是综合理解资本主义系统在不同阶段的危机诱因的有效方法。
1关于SSA理论与资本主义系统发展阶段。大卫·科茨教授指出，SSA是“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的缩写，指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资本积累所对应的特殊社会结构，是一整套涵盖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制度。不同的社会（制度）结构对资本积累（利润率）存在不同的影响。资本积累的发展会使现有SSA变得不利于资本积累，从而推动新的更有利于资本积累的SSA建立。SSA理论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传统，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一是有利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长周期，二是有利于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变化的内在机理。
2关于当前资本主义所处阶段及其变化。对当前资本主义所处阶段，SSA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以大卫·科茨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目前资本主义处于“新自由主义SSA”阶段，主要特征包括：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大资本的统治地位、国家经济地位的弱化、全球关系的美国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新自由主义。以特伦斯·麦克唐纳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目前处于“全球新自由主义SSA”阶段，主要特征包括工人阶级地位弱化、全球化、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还有学者认为目前属于“全球化SSA”。大卫·科茨和特伦斯·麦克唐纳分别介绍了当前SSA导致资本主义系统走向结构性危机的机理。认为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表明现行SSA已经走向衰败，现有经济问题不可能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部解决，新的SSA必将建立。然而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无法精确地预测未来SSA的制度特征，仅能预测在新的SSA中，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将增强。大卫·科茨预测，新的SSA将在未来5—10年建立。有与会者对此时间节点表示怀疑。科茨回应道，当前资本主义系统运行效率不佳的现实表明，目前正处于新自由主义SSA崩溃和新SSA的探索阶段，而根据历史经验，新SSA从探索到建成需要约5—10年时间。
3SSA学派关于危机诱因的理论。大卫·科茨和特伦斯·麦克唐纳指出，资本主义系统不止一种矛盾，究竟哪种矛盾导致了危机取决于经济环境即当时的SSA。SSA理论对危机的分析是多元的，而非仅从单一因素出发来研究危机诱因。就技术进步而言，其对SSA的变迁意义重大。如信息技术的发展支撑了全球化，更有利于资本控制劳动，有助于新自由主义SSA在全球的传播。但技术进步并非导致制度变革的根本性动力，只有当制度支持技术进展带来利润率提升时，新技术才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制度进一步变革。同样，“利润挤压论”自二战后一直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核心。二战后SSA是“管制型SSA”，以劳动与资本的妥协及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为特征，导致工资上升而产生了“利润挤压”，发展到一定阶段诱发危机。“利润挤压论”更适合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的危机，而不适用于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运用SSA理论的多元分析方法，不仅可以解释单次危机，而且可以解释多次危机。
二、SSA理论与全球环境变化
与会者认为，应当在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双约束条件下分析全球环境问题。资本主义系统是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应当建立起全面分析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思路，进行跨学科研究合作，追求人类福祉的提升而非单一的物质产出增加。
1关于在自然与经济双约束条件下分析全球环境问题。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全球变化中心主任齐家国教授指出，当前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适应地球生态环境约束”这一观点已达成共识。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关键在于未来不确定性过大，困难不在整个地球的稳定过程，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控性上。因此，对全球变化的分析，不应仅局限于自然科学层面，而应转向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探索。由于资本运动对于减少污染物排放具有重大作用，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自然环境变化的现实非常有意义。特伦斯·麦克唐纳教授指出，马克思的农村与城市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实际涉及两个循环，一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二是人类经济系统的循环。这两个循环都有自身的逻辑，两种逻辑相互作用与影响，人类经济系统逻辑会改变自然生态循环逻辑，从而导致环境问题。SSA学派已经关注到这一现象，并运用SSA方法对生态逻辑与人类经济逻辑进行了尝试性综合分析。
2关于资本主义系统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冲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导致了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的冲突。西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指出，全球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内蒙古大学王岩教授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有资本主义系统与环境约束不能调和的论断。有与会者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不可调和方面已有深刻论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逐利的逻辑是造成今天生态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没有解决环境问题的好出路。中国建设市场经济必须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框架下遏制资本的逻辑。清华大学朱安东教授指出，大规模生产与消费的资本主义制度忽略了人的真正需求，资本逐利动机下，环境问题难以真正解决。我们应建立起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达到既能满足人们需求，又与环境兼容的目的。复旦大学周翼教授表示，解决环境问题应坚决反对两个主张：一是反对落后国家与地区的“先污染后治理”思路，因为很多环境破坏是不可逆的；二是反对仅凭技术进步就能解决环境问题的论断，因为技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已经与资本合谋，只要资本的逻辑不改变，环境问题无法真正解决。
3关于全球变化问题研究思路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杨志教授指出，研究全球变化应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出发，分三个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一是研究资本与市场的关系，解决资本可持续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二是研究资本与社会的关系，解决公平正义问题；三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的关系，解决环境是否可以支撑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三者构成一个整体系统，不能割裂地进行考虑。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指出，在全球环境恶化现状与全球治理机制难以达成的矛盾问题上，实证研究已证明当前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快于制度创新。因此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仅靠技术进步远远不够，关键是现行制度决定了国与国之间在环境治理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制度不利于环境治理技术的实际运用。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变革。SSA学派的研究综合考虑自然的界限和经济（资本主义系统）的界限两方面，提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依靠制度变革，这一思路应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上海财经大学张沁悦建议，将经济与环境的矛盾作为SSA核心制度的第六个“核”，纳入到未来的分析框架中。同济大学杨小勇教授指出，解决环境问题，应从理论研究层面进入操作层面，即对环境的破坏和治理成本进行量化研究，依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进行治理。这需要跨学科多层次的合作。
三、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与会者对全球变化背景下马克思理论的传播前景进行了讨论，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在全球变化背景下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出更响亮的呼声，并通过各种方法促进科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1关于全球环境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中国人民大学杨志教授认为，当前国内运用马克思的思想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工作做的太少，需要我们反思。复旦大学周翼教授对中国环境治理持审慎态度。他认为当前在环境问题的研究上，真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声音过于微弱。目前的政策主张大部分是新自由主义和有利于资本的，从而难以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对此，复旦大学严法善教授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只要能真正落实这一思路，在环境治理上，不是简单地以转移高污染产业为解决方法，而是探索建立和发展真正的低污染产业，不以GDP为纲进行干部考核，未来值得期许。
2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大卫·科茨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与发展取决于三个相互作用的要素：一是资本主义运行的效率高低，二是工人运动的活跃程度，三是知识分子被马克思主义学说吸引的程度。当前资本主义运行效率低下，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运动有所活跃但活跃度不强，知识分子有被马克思理论吸引的倾向，但仍然不够。科茨相信，伴随资本主义世界结构性危机的持续，将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未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力将增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迈克·裴瑞曼（Michael Perelman）教授对此表示怀疑。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导致许多经济学者怀疑他们所学的教条，经济学进行自我转变，而此次2008年危机并未伴随经济学反思的浪潮。他指出，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够，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更加通俗易懂，更具吸引力。朱安东认为，正是由于金融资本在大萧条期间受到重创，控制力减弱，从而引发经济学思想的转变；而此次危机中，大资本得到政府迅速救助，控制力并未削弱，从而它们支持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地位仍然相对稳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取决于学者思想的改变，更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对此，大卫·科茨认为，可能出于对自己倾注了大量精力的经济学教条的惯性偏好，大萧条期间成名的经济学者并未改变观点，当时经济学思潮的转变来自于青年学者的推动，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伴随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持续，青年学者会越来越多地发现新自由主义教条在解释现实上的力不从心，从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经济学思想的变革。
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会议联合了自然环境科学和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家对全球变化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探讨，对于促进全球变化研究的跨学科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此次讨论不仅有助于理解SSA学派的观点，促进中外马克思经济学者的沟通与交流，更有助于理解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方向，有助于理解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全球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是关注大众福祉，创建更好的人类生活条件，这要求针对生态和经济制度的双约束进行适应性改变。无论经济增长还是与生态环境兼容的社会发展，都需要新的SSA的出现，我们期待着这样的未来！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Select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矛盾与
文化走向研讨会”综述

王纵横

2014, 48 (2): 110-112. DOI:

摘要 ( )

PDF(654KB) ( )

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来，当代中国的文化走向问题业已成为学界所必须面对的课题。而从学术视角与哲学高度把脉当代中国文化则是这一课题的重中之重。日前，由清华大学哲学系、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主办的“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矛盾与文化走向”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在讨论的过程中，诸位学者不仅对当前社会上所暴露的文化乱象进行学理解构，直指其症结所在，更通过对诸多文化矛盾的辨析与阐明，为中国未来文化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富有启示性价值的理论资源。会议主持人、清华大学哲学系邹广文教授首先发言。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彼此失衡，社会生活逐渐暴露出深刻的文化矛盾。从文化生态圈受损到文化创造力减弱，从社会道德失守到文化信仰缺失，举目当代中国文化现状，其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着实令人担忧。作为破题，邹广文教授指出，当代中国文化矛盾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经济振兴和文化滞后的矛盾；其次是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矛盾；第三是文化复制与文化创造的矛盾；第四是民族特色和时代文明之间的矛盾。而对于矛盾的剖析，邹教授则建议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首先，全球化作用下的文化对流对中国本土文化冲击严重，中西文化碰撞中传统文化表现出竞争力不足；其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分层逐步延伸到文化领域，各社会分层背后的文化界限越来越清晰，彼此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第三，区域发展失衡带来巨大的物质文化落差，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在文化发展上的差异尤其突出。
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学理范式
针对邹广文教授的题引，中国社科院李鹏程研究员从全局视野出发，将会议议题引入文化研究的学理探讨。为此，他率先提出一种“大文化研究”的概念。李鹏程研究员认为，向前看，中国的文化问题几乎贯彻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向后看，对文化的求索又是对民族命运走向的探寻，因此，对文化问题的研究，要有一个“大文化”的观点或“文明观点”。具体来看，第一，文化研究要注重现实性，对文化矛盾的解读要注重现实与传统的有机结合。第二，文化研究的关键在于研究文化的精神状态，以及这种精神状态与文化秩序背后的价值支撑。第三，文化矛盾往往表现在中国社会的制度匮乏，这种匮乏表现在形式上十分活跃，但缺少必要的文化规制，没有章法。制度建设不能局限在法制，而要关注文化制度，即植根于我们文化理念之中的章法。第四，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上，除了采用必要的政治与经济手段，更要注重文化手段，并在这种交往中思考各主体间的文化间性。
关于文化理论构建，首都师范大学杨生平教授指出，文化定义繁多，涉及的问题广，只有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得其全貌。文化研究的最根本问题在于怎样研究文化，以及文化应该是什么。对此，他从学理角度对文化研究的若干层次给予重点阐释。首先，从系统的整体性上把握文化研究，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文化象征系统理论，即可做范例；其次，从解释学角度把握文化研究，克服既有的泛科学主义研究倾向，避免科学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狭隘视野；第三，在文化意识形态化的程度上谨慎拿捏，文化研究既要达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与视野，又不能与其彻底同一，需要在意识形态之外建立独立的文化象征体系。
而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论难点，中国社科院的崔唯航副研究员从学术话语体系的角度阐释了自己的观点。长久以来，面对西方众多文化理论在移植本土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我国学界所做的主要工作是理论修补，而少有进行独创性的体系构建。以理论术语为例，相对于众多舶来的学术概念，中国本土学术界自创的概念不仅在数量上匮乏，在解释力与话语表现力上也严重不足。这不仅造成中外学者在交流上出现沟壑，也间接表明了我国在文化问题上的理论体系还不甚成熟，缺乏底气。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亟需一些优质的理论成果转化为适用于当代中国国情的解释体系。
二、当代中国文化矛盾的深层剖析
走出文化研究的宏观视野，中国人民大学马俊峰教授将论题聚焦于文化与价值的关系。他认为文化的根本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文化的一切作用都是价值观念的展开，而文化建设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价值观念转变的问题。他用三对范畴对此进行诠释：第一，虚实关系，文化是“虚”的，但要用做“实”事的态度来对待。第二，上下关系，“上”是指理论和宣传层面的文化，“下”则是老百姓身边的现实的文化。两者相比，更要强调“下”的落实，而不是“上”的悬设。第三，远近关系，文化建设是一个长远的工程，要将文化的长远发展作为一个总的立足点，而不能只看眼前，急功近利。
中央党校的李文堂教授更加关注文化信仰的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的根本在于文化信仰，而解决文化信仰的问题虽然途径很多，但最适合中国人文化习惯的应该是从精英文化入手，自上而下地推进文化的发展。李文唐教授借古说今，从中国现有的知识阶层中复原出一个具备传统士大夫担当精神的群体，借以重建中国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领与规正。
华北电力大学蔡利民教授赞同李文堂教授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的本质在于人们的生活样式，也就是我们的“活法”。古代中国的民间信仰和人文理性的教义是一致的，精英阶层对世俗文化引导得当，民众对生命的认知是一个圆润且圆满的文化系统。而当下中国人的文化理念则往往是一头倾，表现为一个线性的单一样式，也就是“活的单一”。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当中，缺乏一个文化的担当者，一个能够作为合力载体的阶层群体。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曙光教授提出不同观点。他认为，西方文化历来有“圣俗”二分，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讲究“文野”二分。“文野”中的“文”虽有一定的神圣内涵，但相对于西方超验的理论神性而言，还是要世俗得多。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中的“文”逐步被西方的“圣”所取代，而乌托邦的社会转型之路在中国屡屡受挫，也证实了舶来之“圣”的水土不服。于是，在一层层的剥离之后，我们的文化系统中只剩下了“野”的成分。改革开放以来，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副产品，实用主义的文化认知在当代中国日益风行，这直接加剧了我国原本的世俗文化不断向低俗方向发展，以往简单的文化宣贯手段已经无法满足多元的物质利益需求。因此，解决当下的文化问题不宜依旧从上而下地灌输，而应发挥相对独立的个人力量，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通过良性的互动来共同构建我们的文化。
青岛市委党校的陈洪泉教授从基层文化实践的角度，也认为从上而下的文化模式难以为继，他建议必须从基层出发来考察社会文化体系的构建。他认为，目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做了很多工作，但群众却不买账，效果不佳。主要在于文化宣贯脱离了群众生活。文化走向应该有其内在规律，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民众的生活需要。
清华大学李成旺副教授就此话题继续展开。他认为无论是从上而下的模型还是从下而上的模型，都面临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在当下的境遇问题。传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模型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当今中国社会在形式上已经转变为公共社会，那么作为文化传统遗留下来的旧的社会关系应该如何取舍还是有待考证的。
论及对传统文化的取舍和近代中国的文化改革，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着重抓住了“革命”这一核心。近代中国始终在各种“革命”中穿行。“革命”意味着对不合理的原有秩序与形态进行冲击与破坏，但并不意味着革命之后的新秩序与新形态就更合理更成功。革命如果缺乏必要的论证与行动纲领，就会造成盲目，结果往往是无功而返。唐少杰教授指出，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和新文化运动乃至建国后的几次文化运动所讨论的内容是惊人的相似，甚至陷入了某种历史循环，这本身就是例证。因此，“革命”不宜再作为中国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的应有方式而出现。同时，鉴于俄罗斯与中国在文化和历史上的相似性，可以通过两国在相关问题上的比较研究来反思中国自己的文化发展之路，避免在一些老问题上走弯路。
三、当代中国文化现状的具象分析
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现状，与会专家着重从几个视角进行微观切入。首先，清华大学夏莹副教授就文化矛盾中的消费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指出，当代中国的消费景观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异化经济行为，而是一种带有文化性质的复杂的生活范式。社会阶层促进了消费行为的分化，反之，消费行为的分化也加剧了社会阶层间的对立。在这个过程中，消费渐渐从需求性消费转变成了符号性消费，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不仅消费着商品，还消费着意义。因此，面对当代中国消费文化形态的稳定，如何通过文化的规范作用引导合理的消费模式，借以解决符号消费背后的不平等问题，将是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个着眼点。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常晋芳副教授以微博为例，考察了自媒体作为一个全新的公共话语平台对文化内容的生成与传播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他概括出微博的三大特征：其一，个人作为信息主体，大众作为信息受体；其二，既可作为个体的舆论减压阀，又可成为社会矛盾的放大器；其三，既是社会各阶层的粘合剂，又是社会诸问题的导火索。他认为，微博作为公共舆论工具暴露出自媒体的很多问题，主要是内容过于偏激极端、泛娱乐化与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严重、各信息主体间极度分化。而一旦这些问题得以解决，网络中的负能量就能转化为正能量，自媒体平台将成为文化传播最为高效的途径。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期刊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