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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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森

2013, 47 (11): 5-18.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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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所作的科学界定和阐发，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依据。研究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要关注和重视代表国内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阐发；从理论意义和逻辑关系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要结合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理论、现实，真正弄清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正确理解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理论定位，必须对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界定和理论形成历史起点的论点作全面解读和深入研究；要关注和研究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在认识和阐发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上提出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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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的制度自信

陈金龙

2013, 47 (11): 19-2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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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构架奠基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的国体与政体、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度，表露了充分的自信。制度本身效能的彰显、人民群众对制度的认同、多维度比较、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是促使毛泽东制度自信形成的主要因素。毛泽东对新中国制度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并将制度完善立于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 强调制度完善是一个过程，由此折射了毛泽东制度自信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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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编写之起步、发展与演化
(1922—1949)

胡为雄

2013, 47 (11): 26-3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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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至1940年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从无到有，从移植、借鉴到综合到创新，从质量不高到质量较高，从作品多样化到趋于以苏联教科书为模式的时代。从中国学者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过程看，1920年代前期是起步阶段，1930年代是写作高峰期，1930年代后期则开始向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型演化，1940年代撰写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成为趋势和潮流。瞿秋白、李达、翦伯赞、陈唯实等人的著作，可视为从1923年开始至1949年建国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起步、发展与演化的样本，而李达、吴黎平、艾思奇、侯外庐、罗克汀等人的著作则可视为向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型演化的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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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分期与划界

曹典顺

2013, 47 (11): 36-4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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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诞生之日，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形成之时（“形成期”），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形成之时，又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发展（“发展期”）和创新之日（“创新期”）。这就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分期只能是“宏观”意蕴上的，而不能是“数学”意蕴上的，或者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各个时期和不同阶段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因为其分期与划界的理论困难，学术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分期这一重大课题，明显缺乏应有的关注。全面和深层梳理教科书范式的发展史，不仅有利于寻找教科书范式背后的深层问题意识，而且有利于发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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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性规制改革的策略选择 ——基于改革实践与特征

张莹, 张红凤

2013, 47 (11): 45-5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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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性规制改革是基于中国的特殊制度禀赋，并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与影响。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社会性规制历经四阶段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规制总量的过剩与不足、规制结构的非对称问题依然存在，削弱了中国社会性规制改革的效果，降低了整体的规制绩效。由此，需要从规制主体结构、规制立法、规制目标、规制方法与工具四个方面寻求中国社会性规制的改革策略，以提升中国社会性规制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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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理论史简介（下）

安瓦尔·谢克

2013, 47 (11): 53-6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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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介绍和分析历史上出现的关于危机问题的基本观点。作者认为对再生产和对危机的分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对再生产有三种基本分析思路。第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能够自动实现再生产，自由放任主义传统和右翼凯恩斯传统持这种观点。前者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危机总是置身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过程之外；后者将危机归因于一系列的“政策”失误，只要适当的政府调节就可应对。第二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受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而无法实现自我扩张，它需要一些外部需求的支持。与之相联系的是保守和激进的消费不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理论。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自我扩张，但积累过程加深了积累所基于的内部矛盾，直到最终爆发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在其内部。这种分析几乎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包括“利润率下降”和“利润挤压”这两种对危机的解释。作者最后总结了危机理论史暗含的三条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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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再认识与
和谐社会的构建

杨晓玲

2013, 47 (11): 64-7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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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在两个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展开分析：即对早期资本主义劳动不平等及对立关系的研究和在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方法论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劳动及分配关系的一般性分析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了早期资本主义对立发展的经济关系，也探讨了包括劳动合作与和谐发展的商品经济一般的理论，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该问题的基本认识方法。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权利的核心观点、关于崇尚劳动创造，以及劳动者通过接受教育和训练积累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关于生产力系统协调均衡发展的思想，以及集约化生产方式的理论，都为我们提供了对合作、和谐劳动关系开展积极思考的理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是广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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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生产力”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吴峰, 赵迎欢

2013, 47 (11): 72-78.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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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产力就是文化经济语境下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凝练价值理性、繁荣文化产业的能力。在当今世界“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历史境遇中，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二元划分已经无法透彻解释新兴的文化业态，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勃勃生机迫切需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进行丰富与完善。“文化生产力”范畴丰富和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使我们在全面深入地理解“生产力家族”的整体样貌时获得更多的启示。“文化生产力”的理解框架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不仅可以相容而且可以同向。文化生产力既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建构价值理性的现实诉求，又是未来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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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公共外交
话语权的构建

黄忠1, 唐小松2

2013, 47 (11): 79-8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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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外交的话语权面临着三大挑战，即东西方文化观念差异下传统中华文明复兴的话语权缺失、意识形态竞争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话语权弱势和权力政治对抗思维下中国和平崛起的话语权困境。可持续发展对中国公共外交的话语权大有裨益，中国应主动设置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外交话语权，提出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更普遍概念，阐明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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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研究之述评

沈成飞

2013, 47 (11): 86-9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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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中国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以此为契机就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提出不同见解。这些讨论包括了中国政局变动、社会变迁、民主化改革、权力监督制约、思想文化策略，以及中国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和应对，等等。多数学者的观点立场相对中立、客观，但亦有独特的西方视角和文化解读，凡此种种将能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学界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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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化：学派传统与多元发展

刘兴华

2013, 47 (11): 95-10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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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国际关系理论逐步演化，形成了以“英国学派”为主体、多元理论并存的理论格局，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学派”注重学派传统的继承，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进行理论建构和创新。多元理论的出现是全球化的现实趋势在理论层面上的反映。英国学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安全理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理论、地区化和地区主义以及批判理论等领域取得了诸多开拓性的成果。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批判性的回应，并坚持自身一脉相承的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在研究方法上，英国学者青睐历史研究和规范研究，强调多学科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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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研究》“休刊”问题小考

汪云生, 耿化敏

2013, 47 (11): 105-11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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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份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服务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教学与研究》迄今已经创刊整整60周年。值得注意的是，该刊在1965年至1978年间曾经“休刊”了14年。当时为什么“休刊”，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解读。本文认为，1965年《教学与研究》的“休刊”发生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批判教条主义的大背景下，有着非常特殊的现实政治因素,是当时严峻的政治气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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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座谈会述要

敖华

2013, 47 (11): 111-11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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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8日，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任佘志远、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郭义强、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王心富、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教育部社科中心主任杨河、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和校长助理贺耀敏，以及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近60人出席了座谈会。与会嘉宾主要围绕《教学与研究》的办刊历史、办刊特色、未来发展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与共和国同命运——特殊的办刊历程
60年风雨，60年坎坷。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教学与研究》60年特殊的发展历程和办刊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教学与研究》不是普通的杂志，而是我们党执政以后选择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个基地而创办的、面向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一份具有特殊历史使命的刊物。一是创办背景特殊。《教学与研究》创办于1953年，当时我们党正处于执政初期，对于如何办共产党的大学，如何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与课程，《教学与研究》就是当时为此而重点建设的理论阵地。二是刊物题名特殊。迄今为止共有三位著名人士郭沫若、舒同、华国锋为刊物题名，现在沿用的是郭沫若的题名。三是地位特殊。《教学与研究》直接服务于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在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党的理论创新，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四是发展历程特殊。刊物的创办、休刊、复刊、繁荣，都紧紧地与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发展历程。与会嘉宾对刊物60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60年来，《教学与研究》旗帜鲜明，坚守阵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在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提供服务方面作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教学与研究》需要认真研究如何继续保持办刊特色，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作出更突出的贡献。
二、旗帜鲜明，教研结合——刊物的最大特色
与会学者和嘉宾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教学与研究》是一份“个性”非常鲜明的刊物。首先，高扬旗帜，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60年来，《教学与研究》令人印象深刻，舆论导向非常鲜明。刊物之所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有这样辉煌的60年历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旗帜很鲜明，高高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继续增强阵地意识，把《教学与研究》办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的阵地，办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阵地。其次，《教学与研究》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个性化特征也非常鲜明。教学在前，研究在后，教学与研究二者相得益彰，研究是教学过程中疑难问题的研究，教学是研究指导下的教学。60年来，《教学与研究》始终坚持“服务”的办刊定位，把“服务教学，服务师生，服务人才培养”作为自己的崇高追求。可以说，这是《教学与研究》的最大特色。与会嘉宾殷切希望《教学与研究》继续保持以往特色，但不重复以往水平，特别是不要混同于一般的刊物。要通过高质量的研究，高水平地服务于高校理论课的教学，最终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的培养。
与会嘉宾还就《教学与研究》如何继续保持鲜明的特色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大家认为，目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水平提升方面，还是教学水平提升方面，都还有很大的空间。不仅教学内容方面的研究要加强，而且在教学方法和教学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也要专门提出来。希望《教学与研究》继续坚持一贯以来的办刊特色和办刊定位，满足读者、作者和高校师生的特殊需求。处理好教学与研究的关系，求得二者之间的张力和平衡，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研究方面，继续发挥促进作用和示范作用，走在时代最前面，再创下一个60年的辉煌。三、传承历史，引领潮流——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
一如既往地传承自己的历史，传承自己的特色，传承自己的优点，更好地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为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服务。这已经成为与会嘉宾对《教学与研究》的共同希望。20世纪50年代，《教学与研究》曾经在全国高校确实起到过引领作用和带头作用。《教学与研究》的突出特色就是针对教学中的疑难问题发表一些服务性论文，全国其他高校的教师非常重视，刊物的声誉非常高。与会嘉宾希望《教学与研究》不断提高办刊水平，特别是提高解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继续在服务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目前，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很复杂，各种错误思潮不断涌现。与会嘉宾希望《教学与研究》继续做一些理论诠释工作，并提出了具体建议。第一，对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尤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要敢于亮剑，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些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意见。针对一些影响较大的错误观点和理论，应该通过理论研究加以科学的分析，既要正面阐述我们的理论观点，同时也要旗帜鲜明地批判这些错误观点。第二，组织一些学术交流。例如，对于党中央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要求，理论界的认识可能不一致，《教学与研究》可以组织一些学术讨论，加大理论宣传和诠释。第三，在学习、宣传和诠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方面，刊物应该多做一些工作。要通过引导大家学习原著，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而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
成绩属于过去，未来发展更加重要。与会嘉宾对《教学与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一是继续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准确的办刊定位、严谨的办刊特色和民主的办刊作风。二是保持“贴近时代，关注现实；贴近生活，关注实践；贴近高校，关注师生”的特色和风格。三是注重思想性和政治性，注重理论性和学术性，突出前沿性和创新性，创造条件突出国际性。发挥标杆作用，推动学术界树立良好的学风。四是加强专题策划和选稿用稿的针对性，关注理论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真问题。五是按照“特、专、优、强”等标准力争把《教学与研究》办成行业标杆型学术期刊。六是加强作者和编辑这两个队伍建设，以促进刊物不断向高水平发展。
这些宝贵意见和建议，承载着新老作者和读者对《教学与研究》这份刊物的关心和厚爱，承载着主管部门和各级领导对《教学与研究》这份刊物的关心和支持，也承载着我们国家社科界对《教学与研究》这份刊物的厚爱和支持。我们相信，《教学与研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定会继承优良传统，坚守理论阵地，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办刊质量，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加强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教育部社科司原司长杨瑞森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炳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学与研究》前主编杨耕教授，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主任秦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季正矩教授，以及来自于北京高校的艾四林教授、王树荫教授、孙熙国教授、冯秀军教授，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卫兴华教授、陈先达教授、胡钧教授、李景治教授、梁树发教授、齐鹏飞教授、陈岳教授、张雷声教授、张宇教授，北京地区部分期刊杂志和新闻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教学与研究》杂志前任主编和副主编出席了座谈会并对《教学与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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